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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禹贡》九州的范围有不尽相同的解释，同时存在的类似设想也不止《禹贡》一种，但它们所包括的范围大致都是指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大陆。这一范围基本上就是秦朝和西汉前期的疆域。在这以后，尽管局部有所扩展，如汉武帝开拓了河西走廊，隋朝在新疆东部设置了郡县，但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即设置郡县或府州县等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元朝曾改变过这种格局，但明朝又退回到原来的范围之内，直到清朝才最终突破这一界限。
这并不是说，这一范围周围的地理障碍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汉朝的军队曾多次北进至今阿尔泰山脉和杭爱山脉，唐朝的军队曾翻越葱岭，郑和的船队曾进入印度洋，但军事远征和抢险是一回事，建立政权实行稳定的统治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不惜人力物力的代价做短期或一次性的拚搏，后者却必须有维持长期存在的军事实力和物质条件，还必须使中原统治者感到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前者可以花较长的时间加以积累，后者则必须考虑有经常性的稳定来源。
以农立国
一定的生产方式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原地区很早就成了几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产业。春秋战国时黄河流域有不少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或战争动乱时期以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已经毫无地位。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策，由此产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政策更使大多数人民成为土地的依赖者和农业的崇拜者。
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强调自给自足，家庭、宗族、每个基本政区以至整个国家无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
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在以往的物质条件下，前面曾经提及的那个范围无疑是适宜的基本地区，在此范围之外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不能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太差，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在当时条件下还没有开垦的能力。例如在西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经设置了郡县，但当地的训族政权与王朝的政区长期并存，土司州县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是统治者不急于将这些地区归入正式版图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围以外的开拓往往是军事性质的，是在对游牧民族反击胜利后的延续行动，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汉朝的西域的经营，唐朝打退突厥的进犯后设置的几个都护府，都是这一类型。在这些地区，中原王朝一般不设置正式政区，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监护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使命是保证当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忠诚，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这并非出于中央统治者的仁慈和明智，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当地缺乏在规模开垦的基本条件，不可能就地解决粮食供应，而如果取之于内地，如此漫长的补给线决不可能长期维持，所以只能派驻少量的军队，集中在有限的据点中。
运粮之难
生活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下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远距离粮食运输的困难，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计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梦溪笔谈》卷十一中有如下的设计（今译）：每个民夫可以背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带五天的干粮，一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九天的路程。两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的话，一次可以维持十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个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天以后，其中一个民夫背的米已经吃光，给他六天的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第天吃四升米。）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米。）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三人背米一石八斗，前六天半有四个人，每天吃八升米。减去一个民夫，给他四天口粮。以后的十七天三个人，每天吃六升。再减去一个民夫，给他九天口粮。最后的十八天两个人吃，每天四升。）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可以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开始六天半每天吃八升，蹭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八升，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就要用三十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很困难了。（遣送运粮民夫返回要派士兵护送，因为运输途中还会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利用这些减员的粮食供应护送士兵。）每人背六斗米的数量也是根据民夫的总数推算出来的，因为其中的队长自己不能背，负责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们所减少的要摊在众人头上。另外还会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们所背的也要由众人分担，实际上每人背的还不止六斗。
所以军队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一个吃闲饭的人二三个人供应他还不够。
如果用牲畜运，骆驼可以三石，马或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子可以驮一石。与人工相比，虽然能驮得多，花费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时放牧或喂食，牲口就会瘦弱而死。一头牲口死了，只能连它驮的粮食也一同抛弃。所以与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应该承认，沈括的设计是以周密的安排、合理的调度而且不发生意外为条件的，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假定一支军队能以平均每天４０公里的速度进退，在３０万民夫的供应下，７万作战士兵（另三万负责辎重）的活动半径只有６４０公里。汉、唐的军队以长安为起点，还到不了今天的兰州（公路距西安７１２公里）；如果要到达今乌鲁木齐，至少要６７天半的时间（２６９９公里）。
即使不考虑粮食的产地，而以汉唐的玉门关或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为起点的话，往返于今新疆西部或北部的行程也不止１６天；要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行程就更难想像了。
盐铁会议上的难题
汉唐极盛时的势力都远达中亚，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有时只短短的几年，粮食供应的困难限制了派遣军队的数量和次数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被后人大加赞扬的开疆拓土的壮举，在当时却往往遭到激烈的反对。
翻开一本《盐铁论》，当时的“文学”、“贤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学问、品行高尚的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边疆设置新的郡县等政策的猛烈攻击比比皆是（今译）：边疆的郡不是设在山上，就是处于谷中，气候不正常，天冷行土地都会冻裂，大风吹得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现在离开中原去开拓边疆，扩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这等于是放着江河边上的好田不耕，却跑到山上或沼泽地去开垦。用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役。边了苦于守卫。辛勤耕种却收不到什么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连穿衣都得靠内地的丝和絮棉。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大领土够远了，而现在已经超过了蒙恬的边塞，把郡县建到了异族那时去了。路途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置新郡和修筑长城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不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通向西南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东越，荆楚一带为征服瓯、骆而被于奔命。左将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带都要承担对秽、貉战争的沉重负担。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倒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外国去了。
现在关东服役的士兵要驻守在遥远的边郡，人在匈奴、越人的地方，心里想着家乡的老母。老母和妻子也在家乡想念他们，想到他们挨饿受冻。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帝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大宛，经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人家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虽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宝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这些言论自然也不无夸大，但基本还是事实。矛盾最尖锐地集中在这些军事行动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新增加的领土根本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是朝廷和内地百姓的沉重负担。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花费很大代价才获得的疆土，统治者有时不得不主动撤退；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后，还会有人反对建省而主张放弃。
胡骑南下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
它们占领过牧业区，但大多不能巩固；它们也接纳过游牧民族，但最后将它们改造成了农业民族。从这点上说，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
牧业民族的生存条件比农业民族低，因而农业民族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牧业民族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却一般都能变为牧区。所以农牧界线往往随着游牧民族的南迁而南移，却不能随着农业民族的北上而向北推进。从东汉后期直到唐朝初年，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不少地区都由内迁的游牧民族居住着，这些地区大多变为牧地或半农半牧区，而除了辽、金等北方政权时期外，农业区的北界一般都没有越过阴山。
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农业民族对牧业民族却很少或没有依赖性，所以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大多采取攻势，而农业民族一般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 、禁出入这样的守势。随着生产的民展和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绝对的牧业民族几乎已不再存在了。如西汉时的匈奴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对农产品、纺织品和手工业品也有了一定的需求。唐以后的牧业民族对茶叶、纺织品、铁器的需要量很大。中原王朝往往以禁止这些物品的输出作为向牧业民族施加压力的手段，却不考虑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获得这些必需品又成为牧业民族武力掠夺或入侵的出发点。
农业民族的文化程度一般比牧业民族高，农业区的生活水平一般比牧业区高。
牧业民族在占据农业区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农业民族的文化，逐渐改变它们的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如拓跋鲜卑在建立北魏政权并进入黄河流域以后，已经在多方面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到孝文帝在位期间（４７１－４９９年）更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彻底的“汉化”措施，他不顾群臣的反对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规定南迁的鲜卑人不许返回平城，一律在洛阳入籍，死了也必须葬在洛阳，甚至将皇族的姓拓跋也改为元。除非受到致命的打击或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政权的统治中心总是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农业区，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移。如拓跋鲜卑开始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后迁至平城，最后迁到洛阳。又如辽朝（契丹）起初建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期迁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金朝开始的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