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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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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的放宽政策,休养生息,是同穷干、大干、苦干、以粮为纲相对立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以计划调整为主,开展市场调节,保护竞争。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反对过高的积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提高粮价,稳定农民这一头。 
  为“天安门事件”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包括为错划的右派平反。纠正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以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这一切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大决定,都是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展开的。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转折。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估计和肯定。 
  在这样一个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有什么是非不能分清呢? 有什么障碍是不可越过的呢? 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开一些局面,指导思想不正是从三中全会那儿来的吗? 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熨帖了。 
  他把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锁进写字台最底层的抽屉。若有人问起来,像一九七六年对待揭发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样,用“找不到了”交账吧。这种处理人民来信的办法能不能改一改呢? 往来信者的原单位一转了事。对反映问题的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对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推卸。 
  “文革”后期,他“解放”出来主持专案工作。许多干部的历史专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专案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结论的话,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会闹起来说你右倾、包庇,到处贴大字报,到“四人帮”那里去告状。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这个管专案的职撤了,还闹个右倾复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没什么。要是换上个“左倾”的老爷呢,那些干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还不如自己留在这个岗位上。他呢,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实事求是的结论。他总能找出些理由拖时间,这里再查查吧,那里再外调一下吧。查来查去,讨论来讨论去,无穷无尽。最后把那些人磨烦了,水到渠成也就解决了。同专案组的关系也没闹僵,下一个专案咱们还是在一块好好研究。就这样穷磨,把他经手的专案全都解决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办法。 
  他常常苦笑着想: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没有这个官僚呢? 可能还要坏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处。反正我们已经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历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点吧,总比弄得稀巴烂强。 
  但是这种无穷无尽的虚功、会议、争论,耗去人们多少精力啊。 
  “有什么事情吗? ”田守诚问林绍同。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绍同找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需要他特别注意的事情。 
  “早上碰到小纪,说昨天上午郑副部长和汪副部长上B 大学去访问戴教授了。” 
  “噢?!”田守诚愣了好久。 
  越闹越离谱了。两个共产党的部长,怎么心血来潮,去拜访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刚刚改正不久。“他们——”田守诚拖着长长的话音沉吟着,难怪部里最近私下有人议论,重工业部有两个司令部。笑话,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谁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来了,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问听得反胃的话。 
  “谈什么事情呢? ”田守诚问。 
  “不清楚,是他们两个人去的,没带秘书。我估计总是和将要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有关吧。” 
  这么说,郑子云和汪方亮决心干了。 
  “听调研室筹备会议的同志说,他们正在考虑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田守诚哑然。 
  花样真多。这两个人,一天到晚和什么教授、文人、新闻记者拉拉扯扯。到处座谈、讲话、写文章,放着好端端的部长不干,弄这些个沽名钓誉的事。文人,就像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所定义的活化分子一样,是顶能惹是生非的一种人。 
  “据他们说,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是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人手,也是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一个途径。”林绍同继续解释着。 
  心理学? 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学科嘛。现在提倡干部知识化,但也不能胡来,变成赶时髦的一场闹剧。当然,调动人的积极性,提法还是对头的,只是路子不大对头。体制改革、加强企业管理,这是全党全民关心的、势在必行的工作。现在各个工业部门,各个省、市都在搞试点,闯门路,能够抓出些成绩,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一件事。作为重工业部的第一把手,他应该做出些决策,提出些办法。但是,经济理论界有一帮人头脑发热,跟着他们胡闹会捅娄子,出问题。他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等什么,看什么? 田守诚也说不清楚。反正,根据他的经验,那些让人拿不准,或是僵持不下的事情,往往就在等一等、看一看中拖了过去。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风,一上来就是七八级,飞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那么刮吧,刮上一两天,就会转成五六级,三四级,最后变成一二级。眼下他只须找些人搭个班子,做些姿态。对郑子云和汪方亮的那套搞法,还能起点钳制作用。 
  他说:“是的,我们应该抓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我也有个想法,还没考虑成熟,是不是把企业管理司和调研室合并,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研究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林绍同一愣。这么一来,不是把调研室从汪方亮的管辖下挖出来,另立一套人马,和汪方亮唱对台戏吗? 汪方亮是什么人物? 论魄力,论智谋,论根子,哪一方面都是硬邦邦的,不是关键时刻,不应轻易交锋。 
  “恐怕还需要再斟酌、斟酌。” 
  田守诚看了看林绍同。林绍同也木无表情地看着田守诚。但两个人立即心照不宣地互相明白了。 
  “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田守诚垂下双目。 
  田守诚待人处事,大多留有余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 
  中被开除党籍这件事来说,田守诚当时是举手同意的。私下里,却很会送人情。前些日子,田守诚还对汪方亮说:“那时候,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我也不好反对,因为我和你私人关系过密。” 
  汪方亮并不买账,立时拉下脸来说:“胡扯! 首先是原则。应该说的,就要说。什么私人关系不私人关系,我不承认和你有什么私人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田守诚和郑子云先后恢复了工作。逢年过节,田守诚总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时候,汪方亮还因为“恶攻”的罪名未恢复工作,更没有恢复党籍。想想,那是什么罪名.又是什么时候啊。有几个人能这么干呢? 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郑子云却从来没去看望过汪方亮。但在讨论处理他的问题时,却坚持实事求是。如果田守诚和郑子云在部党组会议上发生意见分歧,形成不了决议的时候,汪方亮几乎总是郑子云的支持者。其实,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据田守诚多年的观察,郑子云不交什么朋友。只能这样理解,那是两个互相需要的帮手,而并非推心置腹的朋友。 
  纪恒全告诉郑子云:“报社叶知秋同志来电话——” 

    郑子云觉得叶知秋太过地不拘小节。动不动就打个电话,而且在电话里直呼老郑,为什么不称郑子云同志呢? 部长的电话,参加听的人少说有一打,还不算她那一头的。是一种炫耀吗? 不像,她当然不是那种世俗的女人。而且,时不时地还要写个语气相当随便的条子或短笺给他,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非是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看法,或是对他们曾经交谈、辩论过的一些事情,再作一些说明和补充。文笔诙谐而潇洒。但,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还到处寻隙侵蚀的土地上,女人,是顶顶让人敏感的问题啊,稍不注意,就会使人身败名裂。郑子云对待女人的问题,是十分谨慎的。 
  邦子云每天要收到若干封信,不论什么“亲启”、“内详”,甚至写“大人亲收”,一样按公文程序办理,由秘书纪恒全首先过目,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之后,再转给他。电话也是照此办理。像叶知秋这样太过随便地打电话、写信,会平白地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想想看,纪恒全告诉他叶知秋电话时的神情。真是岂有此理! 最近,还搞了个“邮票事件”。有封注有“叶知秋缄”的来信,纪恒全不知为什么不拆了,却拿着那封被人撕去纪念邮票的信,到处诉苦:“谁把邮票撕了? 我怎么向郑部长交待? ”弄得人人都知道叶知秋给他写信,又好像他和叶知秋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生怕人知道,连秘书也避着。 
  鬼知道。没准那邮票就是纪恒全撕的,有意搞个“国会纵火案”呢。 
  是不是应该告诉叶知秋以后有事可以写信到家里? 不好。好像他真和她有什么事情。何况,他看出叶知秋对夏竹筠印象不佳。 
  郑子云不希望叶知秋有更多的机会去加深这个印象。不管怎么样,夏竹筠毕竟是他的妻子,凡是与她有关的一切,必然会波及到他。他们是“模范夫妻”,郑子云的一生,应当是无懈可击的一生。 
  郑子云拿起电话筒,语气里带着过分渲染的距离感:“你好,我是郑子云。” 
  对郑子云的努力,叶知秋竟全然不予理会,她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您一个也许使您不快的消息,您那篇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后天不能见报了。” 
  “什么原因? 编辑同志亲自对我说后天发稿。”郑子云有点光火。他毕竟不是一个以写稿为职业的随随便便的小人物。何况这篇文章,又是报社派人上门请他写的。 
  “说是总编的意见,希望您对文章里的一些提法,再斟酌一”哪些地方呢? 你是不是谈得具体一些。“ 
  “比方说,‘团体意识’这样的概念,我们这里一般是用‘集体主义’——”叶知秋不知为什么笑了笑,“其实,用意相同,用‘团体意识’接受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多些统战意味,如同用‘人情’比‘无产阶级感情’接受的人更多一些。调动人的积极性,自然是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学雷锋的先进分子。我以为是不必改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到现在还认为,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研究人类行为的规律,是资产阶级学科。实际上人总是有行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有行为,无产阶级社会的人也有行为。人总不能躺着不动吧,实际上躺着不动也是一种行为。问题是你用什么立场、观点去研究它。您看过《参考消息》上报道的日本丰田汽车厂吧? 我以为他们很会做人的工作。谁家死了人,会送上一笔丧葬费;谁过生日,会收到礼物…… 
  这就是心理学。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家赚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呢? “ 
  倒好像那篇文章是叶知秋写的,她在说服他相信她的论点。 
  也或许她敏感到了郑子云的犹豫。 
  郑子云没有更多的“野心”——如果要用“野心”这个词儿的话。他已经六十五岁,年轻时的许多抱负,到如今只剩下这一点:他希望在社会主义新历史到来的时期,根据他多年在经济部门工作的成功和失败的实践,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提出他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也许不完全正确,但哪怕有一部分可行,也会使他感到欣慰。他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体会形诸笔墨。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便是其中一篇。这第一篇出世,就是如此的不顺利。他要不要考虑这意见呢? 是不是他走得太快了? 如果不修改呢? 可能全篇都不能发表。人总得有小的、局部的妥协,不然就要失去全盘。那就连一部分也不可能为人们所了解,所接受了。 
  郑子云没有回答。改或不改都还在斟酌之中。他不便同叶知秋说那么许多。 
  叶知秋的嗓音低落下来,似乎对郑子云的反应迟钝有些失望。 
  “还有一个情况,我得提醒您注意:报社里常常会来这一手,实在和作者意见僵持不下的时候,也会答应您可以不改。等到见报时却面目全非,他们会推说值班编辑不了解情况,在付印时做了临时处理。您必须把这一点先和他们挑明。再一个,实在发不了,是不是可以直送中央一份。我以为这篇文章是很有创见的——” 
  “谢谢,再说吧。”郑子云匆匆地放下电话,心里有些不快。这个部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随便地和他说话,太没有界限了。 
  窗外,斜射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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