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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她们不会像你这样不上路子吧？”
“噢，不跟你干坏事就叫不上路子啦？你这个人真是。”
“怎么，不服气？不服气，就干一次试试啊。”
“你激我也没用，坏事我肯定不干。”
“你以后会干的，我们一年以后再来找你，好吧？”
显然，父亲的午餐吃得比以往少，但是看得出来，情绪还是不错的。出门的时候父亲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刚才那个没有乳房的小女人确实不是鸡。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肯定？他说，她有点像晓晴，还是个孩子。像晓晴就怎么样呢？你的女儿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像样的妓女了吗？这个职业比我们的传统还要古老。关于妓女是不是女人天生的职业这个问题。我和父亲发生了争论。其实他是同意我的观点的，只是我们需要争论，有些问题我们需要自己和自己争论一番。父亲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因为我们又再次来到了弟弟租的那间平房前。他还是没有回来。父亲趴在窗口看了一会儿，忽然问我，弟弟交女朋友了吗？我说不知道，至少我没见过。那么大的人都没想过去搞一搞女人，只知道整天抱着他的琴，我想弟弟的生活是出了问题了。父亲伏在窗台上写了一张便条，插在了门缝里。他叫弟弟回来以后去我那一趟。
父亲最后同意，这下午和晚上的时间由我来替他安排。明天一早，他要赶回去，他是到附近一个城市开会的，顺便来看看我们。他总是这样临时决定了就冲过来，有时一个孩子也碰不到，在大街上转两圈买了一双袜子就回去了。现在想起来，父亲是个性欲旺盛的人，只是有点生不逢时。他们那会儿的性欲不叫性欲，而叫理想或者追求。父亲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到操场或者公路上跑上一万米，这个习惯现在他老人家大概已经戒掉，因为不再需要。所以，我也知道那几毫升凝固汽油要省着点用，不能时刻都开足马力。和这个世界一样，能源问题是你今天以及明天的主要问题。我也在我的门上留了个条，告诉弟弟我们去外面转转，他如果来了就在房间里等一下。他有我房间的钥匙。但是父亲还是说，我们是不是就在房间里呆着，不要让他久等。我说没必要这样，直觉告诉我他下午不会来，要是平常他倒是可能找来的，但是他如果知道是你来了，他反而不会过来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白白地把整整一下午的美好时光浪费掉。父亲提出他要洗个脸再出门，他好像有点疲惫，但是我的房间里连瓶热水都没有。我说这样吧，我带你去楼下的一家小发廊，我请你洗面，顺便再请那个温州来的妹子帮你把头发染染。当然出门前我没忘了把压在席子下的钱统统揣上。那是我所有的积蓄，我要把它们花完，一个子也不剩，那是一件快活无比的事情。可惜我从来没有过很多的钱可供我挥霍，我真不走运。但是我相信自己会有那么一天变得大名鼎鼎，然后一开门就有大把大把的支票劈头盖脸地冲我砸过来，躲也躲不掉。那种叫做美元的东西，有着一张多么可亲的脸，满是让人神往的异国情凋。一张美元支票在半空中又化为更多的人民币支票，就像魔术一般，往下飘呀飘呀，我双手张开眼望蓝天，满怀感激地领受着这缤纷的幸福之雨。我不会因此感到苦恼的，给我一个机会，我就做一次给你看看，我就是想做一次让你激动不已的永不锈蚀的花钱机器。最后，正如我朋友预言的那样，晚年的我必将在贫穷和孤独中死去。这样的结局很合我的胃口，那会儿即使我还想嗅一嗅小姑娘的芳香，也没有足够的汽油把我再发动起来。不行了，有没有钱也就无所谓了。
父亲站在发廊的镜子前，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新形像十分满意，虽然那头等发此刻更像是假发。年轻时的父亲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很为自己陶醉，尤其擅长打篮球，当然是打中场，后来，不管在家里，或者在单位，他都擅长打中场，如果没有中场的位置给他，他会很难过的。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是校男篮的主力兼女篮教练，经常带着十几个充满青春朝气的女队员去兄弟院校比赛。他让我看那些发了黄的黑白照片，想使我更加尊敬他，结果只是让我发了疯地嫉妒。我第一次勃起以后就不只一次地追问过我的父亲，他有没有和其中哪个搞过，你必须和我说实话。如果他说他和她们都搞过，我会兴奋地跳起来的。但是父亲的回答很平淡，他说确实没有，那会儿不兴这个。现在父亲转过身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好像他又要带着他的篮球队南征北战了。我说等等，钱还没付呢。我给了那个矮矮的一身发胶味的女人一张一百面值的钞票，让她帮我破开。每当这种时候，我耳朵里好像都可以听到一声悦耳的金属碰击声，就像轻轻地击打了一下音叉，一张钞票变成了若干张小钞票。当然我也可以让她不用找了，只要拜托她把我的父亲领到那个门帘后面去，给他相当价值的货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温州来的小姐除了她的年龄其他方面实在丑得要命，我怕我的父亲硬不起来。另外，不出意外的话，她的身体肯定是有毒的。所以，我不应该那样做，我觉得那样做对不住自己和父亲多年的友谊。在这里我得承认，其实我本人搞过比她更丑的女人，这没什么，我并不为此感到耻辱。但是当我想像我的父亲或者我的好朋友和这样一个女人在那里磨来蹭去的情景时，我就会压抑不住我的愤怒。我爱我的父亲。
当我们行走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我发现很多过往的行人都要对父亲多看两眼，不是看他的脸，而是看他的头发。他走得很快，在人群中穿行，常常把我远远地落在后面。我喜欢看他的背影，像一个冲劲十足的年轻人双手插在裤兜里。有时从我的角度，只能看到那一头黑发随着人流一浮一沉，像一面旗帜。
但是，那毕竟是一头他妈的“一洗黑”染过的黑发，想到这一点，我禁不住鼻子一酸。我的儿子将在我的身后，看着我的背影，我孙子将在我儿子的身后，看着我儿子的背影，当然我孙子的背影还要留给他的后来者。我们连成一线，就成了我在老家见过的那种拉网，各个时代的女人们就像色彩斑斓的热带鱼那样穿梭其中，有时我们有所收获，有时什么也捞不到，我们说不出其中的幸福，也道不出其中的悲哀，就是这样。我说过，我不幸染上了“性”这种病，据说还是遗传性的，但是接触也能传染，发作时我口干舌燥，胡言乱语。在这方面，我多么羡慕我的父亲，他不会没有这种病，但是从容得很，病情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在他身上就像一次感冒那样不起眼。当然──可以这么说吗？──这也正是为什么这种病到了我身上却变得如此严重的根本原因。我紧追了几步，赶上了父亲。我对他说，看你走得这么快，好像你已经打算好了去哪了似的。父亲说，没有，去哪不是说由你决定吗？
“既然没决定去哪，你在前面为什么走那么快？”
“走走嘛，随便走走也很愉快的。你说吧，去哪？”
我也不知道去哪好。我拉看父亲来到街边的饮料点，买了两杯纸杯可乐。父亲的脸在阳光下显得那么健康，阳光从毛孔里射出来。他好像有点出汗，头发粘在一起，自然就不像刚才那么飘逸了，我担心他的颜头会流下一小道黑水来，答应我，千万别这样。母亲有没有叫你代买什么东西？我问他。父亲说，没有，你母亲还不知道我到了你这。那么说，你和我一样，是完全自由的啦？那当然，是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我们应该干些什么呢？那还用说，我们应该去干一件男人干的事情。但是这是下午，太阳还这么高？真是，太阳这么高又怎么样！只要我掏出两枚硬币一扔，只听到清脆的两响，黑夜就为我们提前到来了。我和父亲捧着各自的可乐，蹲在人行道一侧的台阶上。我们只是不时地抬头看看对方，但是潜在的对话一直没有中断过。我想，我应该了解父亲需要的是什么。对此，做儿子的有不该推卸的责任。如果是我将来有一天得了个闲，摆脱了上老下小，摆脱了名誉地位，一头蹿出来，去找我的儿子，我就希望看到我的儿子能有些出息，能为他辛劳的父亲找点难得的乐子来，而不是像个白痴那样只知道一脸虔诚而又空洞地尊敬、尊敬。听我说，儿子，尊敬这玩艺太不实惠了。我们都要向钱学习，向浪漫的美元学习，向坚挺的日元学习，向心平气和的瑞士法郎学习，学习它们那种绝不虚伪的实实在在的品质。
没想到那只可乐纸杯，给我们带来了小小的麻烦。父亲边走边和我很投入地谈着海湾局势。战争或者谈论战争从来就是可以用来缓解一些性欲问题的。他的左手不停地挥动着，所以没有注意到他的右手已经把捏瘪了的纸杯扔在了真维斯服装专卖店的门口。平时他是决不会这样的，我保证，是因为日趋紧张的海湾局势造成了这一点。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缘故，父亲每次和我在一起总是有那么一点失态。那位套着红袖章的中年妇女用当地土话大喊着，从后面追上来，一把抓住了父亲的手臂。当他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父亲的脸竟然一下子红了。他连声说对不起，然后很快地跑过去，捡起纸杯把它扔到了草绿色的果壳箱里。但是这么做，在那位一脸横肉的中年妇女看来仍然是不够的，所以她还是唰地撕下了一张罚款单，不多，也就两块钱。父亲愣住了，三个人面面相对地站在那里。街上的人流到了我们这就遭遇到了一小块意外的暗礁，有些人开始注意我们了。这种事总是让我头疼，我从来没有周旋的耐心，即使我口袋里只有两块钱，这会儿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给她，给她，以免口舌之累。父亲脸上的红退了，他变得非常冷静，伸手按住了我掏钱的手。这下你就听吧，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论战开了，直到我们的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我觉得极不自然，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就是死要面子，所以，我的右手禁不住又去掏钱。父亲在侃侃而谈的同时，眼都不抬，就伸手过来，再次准确地按住了我的手。我有点不高兴了，我想挣脱父亲的手把那该死的两块钱拉出来，但是父亲的手暗中加了一成力气。我感觉到了父亲的坚决，于是也就算了。作为儿子这种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坚持站在父亲的身边，不管旁边围了多少人，不管别人用什么样的目光看待我们。我不帮父亲说话，一句也不说，现在想起来我对自己很失望。那个一脸横肉的中年妇女，起初是不近人情。后来像骂街一样不讲道理，她执意想把那两块钱拿回家去。父亲的解释相应的也变得有了一点意思，他说，那只纸杯是他准备带回去继续用的，多漂亮的纸杯啊，怎么会舍得扔掉？但是它不幸掉了，就像钱包掉了一样，掉钱包已经够倒霉的了．还要罚款吗？没听说过。她反驳说，带回去用的东西？那你刚才为什么把它扔进垃圾箱里？父亲笑着说，它掉到了地上，粘上了脏东西，就是说，那已经不是我要带回去的那只纸杯啦，它已不是原来的那只纸杯啦，所以我把它扔了。
终于摆脱这件事的时候，我心情糟透了。而父亲却显得有些意满自得，两块钱没有从我们的口袋里飞走，还在我们的口袋里享受我们亲人般的体温。按时下的比价，两块钱也就是零点二五美元，即二十五美分。我在父亲的身后走得很慢，不想追上去。起初父亲没有觉察，走出五十米以后，才意识到。他在原地站了下来，等我赶上。
“你觉得我丢了你的脸，是吗？”
“我有什么脸可以给你丢，真是，我没脸。我在旁边一声不吭，你是不是觉得我丢了你的脸？”
“没有。”
“没有？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仗义？”
“也没有。”
“也没有？”
父亲和我都笑了。我们恢复了行走，但是彼此仍然不说话。在快到天桥的地方，有几个穿着苗族服装的女人上来向我们兜售银器。大家都知道她们是骗子，但是她们的服装那么艳丽，那么新奇，于是大家就原谅了她们。父亲仔细地从上到下研究了一下她们的服饰，并不看她们手中的银项链银手镯。我掏钱买了一条银项链，我这个人经不住劝。何况很便宜，就两块钱，我知道那是假货，但是它很漂亮，比真的还漂亮。父亲把项链缠在手上反复看了看，然后说，确实不错。
他说再买一条吧。我知道他是想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妹妹，就花两块钱就把她打发了。她还在读中学，成绩不太好，因为人长得像这条银项链一样亮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