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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体验生活。稿子署名就用张怀金吧，这是我的本名。
其后，1957年至1958年，骆宾基陆续在《人民文学》、《收获》、《北京文艺》等刊物发表一些速写式短篇。但我以为，这是他的短篇创作恢复期，似乎没有1953至1955年他解放后创作起步阶段那样一股强劲势头。也没有留下像《夜走黄泥岗》、《年假》、《交易》、《父女俩》那样一些印象深刻的作品。
1958年，听说他已下放黑龙江，一边赴农村人民公社体验生活，一边继续写些报告文学、散文等作，包括采访“抗联”李延禄将军，反映“抗联”战斗生活的纪实类作品。《人民文学》杂志一直同他保持联系，期待他重振雄风，有好的短篇面世。我的印象，那几年，黑龙江省的欧阳钦书记、宣传部长延泽民（他本人也是个作家）礼遇从各地调到黑龙江省的一批作家，包括扶植当地的青年作家，给他们一个较宽松、自在的创作环境。因之，作家们心情比较舒畅。我推测骆宾基可能是在这几年，逐渐复苏了从事创作的心劲儿。
赤子作家骆宾基（2）
记得那是1961年，根据上边精神，文艺界整个儿是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重申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创作。在小说编辑岗位上，我接触的一些青年作家纷纷提笔，有些老作家跃跃欲试，短篇创作趋向活跃的象征已很明显。但真正的佳作仍不多见。在作协领导人邵荃麟和创作研究室成员、文学评论家侯金镜关怀下，《人民文学》小说组于初夏季节开了个全国短篇创作情况汇报会。编辑们在发言中推荐了他们新近从地方刊物上发现的一批较好的作品。与会的人受到鼓舞，于是一个创意产生了：《人民文学》出个七、八期合刊，除了选载兄弟刊物上青年作者的佳作，再发表一点中老年作家有分量的新作，请老侯（金镜）写篇评介文章，这期刊物岂不可以成为短篇成果的一次新的检阅？合刊筹备了一个时期，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一篇头题小说了。正在这时候，骆宾基帮了大忙，他赐给我们一篇《山区收购站》。这篇小说显然是经过长期酝酿准备之作，背后有他多年在东北农村观察思考、感受生活的积累。小说中的几个人物是精心塑造的，山区收购站的老收购员王子修与出卖山产的老山户陈老三，这两人的经历、性格本是不易区分的，塑造他们颇有难度。却被骆宾基精细地区分开来极凸现地展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丰满个性，这就是艺术功力所在。当然作者着力创造的是基层供销社主任、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曹英，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执行上级政策，不是僵化地教条地执行，更不是跟着当时相当风行的极“左”调儿瞎折腾，而是鼓励群众开展多种经营，作为国营收购部门，细心地照顾群众利益，尽力收购山区的土特产，发展土特产（如山葡萄）加工业务，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巧妙地结合起来。她处处关心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受到大家的热烈拥戴。她是“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身体力行者，也是作家骆宾基用心塑造的农村新人的一个典型。这个人物可能一定程度源自生活，但也带有作家自己理想主义色彩。我是说创造曹英这个高尚、纯洁的形象，作家是将自己心灵的体验也融化进去了。这篇小说无论就其与众不同的超前思想（说到其超前的生命力，这篇30多年前的作品现在读来仍有其新鲜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上达到的开合自如的纯净、圆润来说，都是作家思想艺术成熟的标志，也是当时短篇小说一篇拔尖之作，所以也被收入建国以来短篇佳作选中。
1962年，骆宾基从下放之地调回北京。但随着新的政治运动频仍，批判作家和作品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开展，《人民文学》杂志再也难得有像《山区收购站》那样从成熟中“分娩”的好短篇。而作家骆宾基忙着去农村参加“四清”，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创作新的短篇佳作了。
紧接着而来的是大革文化和大革文化人之命的“文化大革命”。 骆宾基所在的北京市文联，是最初刮起来的龙卷风的一个中心。大作家老舍丧命于1966年8月23日“太庙”烈日下一场批斗会后的那个夜晚。在批斗北京市所有著名作家、艺术家的场合，骆宾基也被拖去下跪示众，因替萧军讲了一句“萧军是被鲁迅先生肯定的抗日作家”这句公道的话而被打得头破血流。我要说的正是在整个邪风恶浪翻腾的十年中，骆宾基表现的凛然正气、硬汉性格和令人钦慕的人格光辉。
1966年7月，某杂志发表重头文章，点名批判周扬和“文艺黑线”。身体有病的骆宾基被召去听宣讲。他实在听不下去。当听到会上有人说，邵荃麟也是“黑线人物”，冯雪峰是“叛徒”时，他按捺不住地大声说：“邵荃麟同志带病工作是焦裕禄式好干部！雪峰同志不是叛徒，他的出狱是党设法营救的！两个口号之争怎么说也是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何况报上说周扬也承认当时是有错误的。能够这么说，就是好同志嘛！……”不用说，骆宾基这番揭示事实真相、讲真话、独树一帜的说法，在当时那样一种疯狂气氛下，引发了会议主持人和造反派对他的何等邪恶的憎恨！他无异“引火烧身”。接着而来的惩罚，是8月23日的示众、批斗，也就加诸于他了。
随后若干年，对他的惩罚不断升级，在长期下放劳动改造中，他的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他忍受着心灵的大痛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使人肃然起敬的是他的调子却依然不改。
事隔六年，骆宾基本来早已被审查清楚又被怀疑的历史，经过劳民伤财的再次审查，又已查清。于是1972年秋后，在京郊葡萄园劳动，被监管的骆宾基，与军宣队负责人、文联造反派头头之间再一次对话：
“骆宾基，你对冯雪峰、邵荃麟的观点改了没有？”
骆：“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怎么这样说呢？当然是要讲真话！”
骆宾基斩钉截铁地说：“若讲真话，我的观点变不了了，他们都是好同志。”
谈话结束了，不出骆宾基所料，他仍然被放在群众专政行列中，没有得到解放。
一年之后，文联已成立革委会，上边的政策，是要将被集中在“学习班”，问题已基本查清的人，宣布解放（解除群众专政）。但条件是，要有一个“好”的检查。
一天，革委会副主任问骆宾基：
“嗯……草明、雷加都回文联，你怎么样？愿意回来吗？”
赤子作家骆宾基（3）
“当然愿意了。”
“我们欢迎你回来，不过你得改变观点才行啊！”
“什么观点？”
“对冯雪峰、邵荃麟的看法嘛！”
“那我就不回去了！我的观点改变不了！”骆宾基硬邦邦、毫无商量讨论余地地说。
事后，得知此情的一位友人跑到他家里去劝说他：“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又不光是你一个人，何不放灵活点儿，人家给你台阶下，你就顺着下嘛！”
骆宾基苦笑着：“那‘台阶’太高了！”
果然，隔了一年之后，骆宾基这位全国知名的老作家没有能够回文联，而是被分配去市文史馆。
那些审查过骆宾基历史的人，不能不承认，无论是1945年1月，他在四川丰都适存女中因宣传进步思想而被国民党特务突然逮捕，或在1947年，赴东北解放区哈尔滨途中，以“勾结共匪武装叛乱”的更加严重“罪名”被国民党军队“特刑队”抓去，作为“要犯”于沈阳解放前夕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的“特刑厅”，生命危在旦夕；在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面前骆宾基是不屈的！
而在十年动乱中呢？为了坚持真理、正义，骆宾基不仅宁愿牺牲自己执着追求了大半生的文学创作事业，也宁愿付出自己身体健康甚至生命损折的代价，而绝对不向以“革命”面目出现的封建法西斯邪恶势力屈服。
骆宾基从青年时代起就很崇敬的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扬过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随风而转、“随行就市”，而坚持自己主义、信仰的人。他说：“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骆宾基就是这种纯净的人，一个坚持真理、正义、信仰的赤子。
我再次去看骆宾基是在十年后的1984年，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那时出版社头头拟出版一套五四以来作家代表作小丛书。命我拟个选题、组稿计划。我将骆宾基的名字列入其中。借此我去看望他。骆宾基住在前门西大街一栋楼房里。他于1978年突患脑血栓，平复后仍有轻度半身不遂，手脚不大灵便，大半时间只好足不出户。他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他稍获自由能够回家时，他无法再考虑文学创作，只好转而弄弄我国古代的金文（商周时代的钟鼎文字），来作一种精神寄托。实际上这种放弃小说创作转而研究金文的念头从1956年就开始了，而28年后，这成了他的“正业”。他写的“金文新考”后来编成一本大书。当我说要为他编一本解放前的佳作选，由他自己挑选篇目，他欣然从命。不久，他编了一本收入中篇童话《蓝色图门江》、短篇《红玻璃的故事》、《乡亲———康天刚》等数篇作品的集子交给我，书名定为《蓝色图门江》，这都是他40年代写作发表的，代表他不同的创作风格。我尤其喜欢《蓝色图门江》这篇，与他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这代表一种浪漫风格，文中浸透了他的乡情乡思。这区区小册子，却因为出版社头头声言“经济效益不高”而未能面世，读者也就失去了阅读骆宾基早已绝版的另一种风格作品的机会。
为了弥补这种遗憾，1985年我创办《文化广场》丛刊时再次去向他组稿。他以多病之躯仍然立即应命，很快给了我一篇《说龙》，这是他研究金文最新成果的一部分。在我眼中骆宾基决不是个学究型学者，而仍然是将其一腔激情、活跃思想贯注于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文学家。我读过他送给我的《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中的一些篇章，如1973年写成的《〈诗经·关睢〉首章新解》一篇，这不是枯燥死板的考证文字，而是用优美文笔写成，感情色彩浓郁、充满生机、情趣盎然的散文，尤其写他在吉林蛟河县的见闻，写“情挚”的雁的悲剧故事那一节。这篇《说龙》，从考证古钟鼎文的“龙”字及其演变入手立论，认为“龙”即是上古时期黄帝夫人嫘祖养蚕缫丝的那个蚕。骆宾基配了金文中最早的几个龙字，作为插图。我印象中有个最早的龙字，确实很像一条蜷缩着正在吃桑叶的蚕。所以骆宾基的考证似也言之成理。当然我也清楚，他的这一看法不一定会为学术界所接受，肯定要引来一番批评、争议。但本着百家争鸣、“抛砖引玉”的精神，还是可以面世的，何况也可为我计划中的约学者们写系列说龙文字做一开篇。于是我将此稿安排在《文化广场》第二期刊出，在创刊的第一期上作了预告。但没有预料到的是，接到不准用书号出版刊物的一份通知，已出清样的第二期，只好中途夭折。国内读者因此无法读到这篇文章。但香港、日本读书界却对此文发生了兴趣，写信向骆宾基索要稿件，我遂将此文清样复印数份交他。骆宾基对此“感谢不尽”，我倒不安了，因为他的文稿又一次在我的手边无法面世。好在香港一家报纸很快发表《说龙》，他兴奋地告诉了我。
1987年我接编《传记文学》杂志。1989年我推出北京的文学研究家闻敏女士写的数万字的《骆宾基剪影》，同年第5、6期合刊，发表骆宾基写的《往事堪回首》一文。此文是纪念刚刚去世的翻译家韩侍桁先生的，记述了骆宾基1949年旧历年除夕从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死里逃生到了上海受到韩侍桁不动声色地照料和保护，并在自己的书店里安排了地下老党员冯雪峰同他见面。由此，骆宾基为我们画出了30年代被称为“第三种人”的韩侍桁先生一幅真实而全新的画像：他是进步人士危难时可以栖息的“树林深处一枝头”，“处尘污之境而自洁”的清纯之士。这是骆宾基晚年撰写的回忆他所结识的文坛前辈及同辈（如冯雪峰、吕荧）等一批出色文稿之一，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可是我从旁观察，骆宾基从6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由于反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想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并肆虐、猖獗，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楚而无法放开手脚来写他想写的作品，更不要说那些酝酿已久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