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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过的“四人帮”猖獗时期许多地方的领导班子或领导人软弱、涣散这回事的因由之一吧。季冠武写出了“软木塞子”这种典型人物及其存在的典型环境，深刻揭示了“左”祸为虐时那种生态之不正常。他给文学画廊提供了“软木塞子”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让人们照照镜子。这也就是这篇作品的价值所在。
其后，《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还刊出了季冠武一篇写知青生活的小说，题目叫《回城》。季冠武出的小说不多，但大体篇篇可看。
2004年6月27日写于湘江之畔
第三部分 作家逸闻集
匠心独步（1）new
——走进毛泽东诗词的意象世界
我曾追随毛泽东主席的脚步，从韶山、长沙出发，走过赣南、闽西；沿长征路北上，走过陕北，从延安到保安。于是在我头脑里构建了毛泽东诗词的意象世界。
《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毛泽东作为一代开国领袖又兼诗人，在诗词创作上，他确实是位诗心独运的“独照”巨匠。这当然跟他丰富的革命阅历大有关系。我认为毛泽东创作他那些独具个性特色诗词作品的条件，一是他继承了我国古代帝王创建统一国家的政治雄心和古代诗人李白、李贺等人那样的浪漫诗情；再就是他在我国二三十年代曲折复杂、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带给他无比丰富的传奇般的生活阅历。在那传奇般历程中所接触的我国东西南北广袤国土、灵秀山川，无穷无尽的瑰丽、神奇，无穷无尽的变幻、多娇，显然也孕育、激发了他的诗心诗情，也使他“窥意象而运斤”的诗才得以发挥。
我有幸走过他早年“独立寒秋”的湘江之滨；后来又走过他十年内战时期小路独步或策马奔跑或“马蹄声碎”或“屈指行程两万”的许多地方；有了这些现场感受，因之似乎觉得更易欣赏、理解，也喜爱毛泽东诗词中他创造的那独特丰盈的中国自然山川的意象世界。
在“漫江碧透”的北去湘江里“中流击水”，在西岸“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岳麓山登攀，这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最喜好的一项活动。这项与中国自然山川亲密无间，又锻炼身体意志的运动，随即也陶冶了毛泽东中国传统诗人的浪漫山水诗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篇语）；造就了他那顶天立地、天不怕地不怕的山林之子的性格。所以他1925年写的开篇第一首《沁园春》词“长沙”就出手不凡，尤其上阕那似一口气吟唱下来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繁盛秋景意象，是古往今来任何诗家写家笔下所无的。再看那“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咏叹，其襟怀，其哲思，恐怕也只有古代帝王刘邦、曹操等的少数诗作差可相比。
我很喜欢毛泽东十年内战时期在南方中央革命根据地“马背上吟成”的那些诗词，像1929年10月的《采桑子》：“重阳”，1930年1月的《如梦令》：“元旦”，1930年2月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1年春、夏的两首《渔家傲》：反第一、二次大“围剿”，1933年夏天的《菩萨蛮》：“大柏地”，1934年夏天的《清平乐》：“会昌”。那是在中国南方绿色山峰和红色丘陵、盆地，毛泽东和朱德初创的中国工农红军屡遭挫折，又屡屡复苏、发展的，沉郁、悲壮时期；就像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那样，时而被“靠边”，时而又恢复，回旋、曲折。要了解这漫长岁月，革命家和诗人毛泽东，此刻此际的情绪、 心境，不能不了解一下中国红军这段历史和毛泽东本人的遭遇。我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浪漫诗人，总是对中国江山着迷。秦皇、汉武是这样，康熙、乾隆是这样，他们坐江山，打江山，频频出巡。毛泽东则是在打江山过程中从南向北，由西到东，走遍中国南北西东。浪漫诗人、著作家也是这样，愿意亲见亲历，最大限度地走遍国土，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都是这样。毛泽东战争年代的诗情，好些是触景即事，创造诗的意象。
192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正值农历九九重阳节，那时毛泽东住在红军刚刚攻下的闽西上杭城南，汀江岸边一个商人逃亡弃下的一栋三层别墅式小楼上。过去半年来红四军领导层意见纷纭，难以统一，毛泽东失去了“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也就是失去了指挥红军的兵权。他身体不好，频发疟疾，请病假以“教书先生”模样，隐蔽在闽西永定县一处偏远山乡。敌军进攻频繁，有一回他险遭不测。直至红军打下上杭，两支地方赤卫队才护送他来到上杭。汀江是闽西的一条大江。江水自北而南，缓缓地流向广东与韩江相接。二三十年代汀江是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红军人员出入往返的重要通道。那时好些中央领导人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多是从上海坐海船到广东汕头，再从汕头乘船溯韩江、汀江而上，进入苏区。 汀江景色秀丽，两岸山头，树木郁郁苍苍。江水也很清澈，因为流域内全是古城、山乡，人口不算稠密，也很少工业污染。1929年在汀江之滨孤独地过重阳节，毛泽东的心情是忧喜参半。忧的是四军的领导权问题，关系红军生存发展的大事，何日能解决？喜的是江畔明丽的秋光，红军又刚刚打了一次胜仗。毛泽东对红军干部和士兵从未失去信心。他相信人心所向，人们从成功和受挫的实际经验中，终将辨明是非。所以“重阳”那首“采桑子”半是忧伤，半是欣悦，而欣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其基调。因之，他感受的是“人生易老天难老”，看到的是“寥廓江天万里霜”的“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但是当年手稿，仍有伤感情调的痕迹。记得1962年，我在《人民文学》工作，从邓拓同志那儿取回的这首词的手稿，上阕最后一句尚是“但看黄花不用伤”，后来主席定稿改为“战地黄花分外香”。
1930年“元旦”的《如梦令》，2月的“广昌路上”———《减字木兰花》，以及1931年春、夏，勾画反第一、二次“围剿”的两个《渔家傲》，都是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用巧妙的战略战术赢得了对敌人的胜利；以轻松、愉快心情吟哼而成。所以，虽是自然环境、条件非常艰苦，闽、浙、赣三省间的武夷山山高林密，特别冬、春之间，更是“路隘、林深、苔滑”，但毛泽东感受的，却是“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快意。“风雪迷漫”，“漫天皆白”，虽是雪中行军，看不清南方山区清朗的苍松翠柏；然而毛泽东感受的却是“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向胜利进军的壮丽意象；还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现场即兴。
匠心独步（2）new
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写的诗词中，我尤喜欢1933年夏的《菩萨蛮》（“大柏地”）和《清平乐》（“会昌”）这两首。1929年1 月中旬，最寒冷季节，毛泽东、朱德、陈毅率三千多红军从井冈山下来，由赣西南到赣东南兜了很大一个圈子，却仍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2月10日，已是农历除夕，部队被刘士毅军队追到了瑞金的大柏地，全军将士已是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这里正好是个树丛覆盖的峡谷地形。于是毛泽东和朱德赶紧精心设伏，待刘士毅兵到，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刘士毅部八百多人，缴枪两百多枝，部队这才摆脱被动处境，紧接着攻占宁都城，全军士气高涨。“大柏地”是数年后，毛泽东重返此地而写的。虽说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毛泽东重新失去了军权，然而重返旧地，回溯以往胜利的战役，见景生情，他看见的是“今朝更好看”的灿烂意象。他将信心百倍地面对未来的挑战。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整体形势危急，很快就要长征，毛泽东心情是沉郁的。然而在会昌，看见情绪高昂地行军的红军指战员们，他们中有人陪同他登上城外那“颠连直接东溟”的高峰，他心境顿然开朗、舒展。他感受的是那种“郁郁葱葱”，红军必将胜利的光明前景；是只争朝夕的“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的绚丽意象，已经升华为历史乐观主义的人生哲理。它对正在奋进的人们的鼓舞，是无穷的。
长征路上的“娄山关”———《忆秦娥》，《十六字令三首》，《长征》（七律），“ 昆仑”———《念奴娇》，“六盘山”———《清平乐》，我以为，都是千古绝唱。
《忆秦娥》（娄山关），高度的艺术性，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让我想起那首传说是李白写的《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应该说，没有李白那首《忆秦娥》，便没有毛泽东这首《忆秦娥》。两首的韵脚是一样的，甚至也有“西风”，“月”这些自然景象；一个是“箫声咽”，一个是“喇叭声咽”。两首都带有悲凉的滋味；但毛泽东这首更显沉郁、悲壮。特别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其现场体验更是深入肺腑，比李白那首“不隔”多了。还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是我曾见过的贵州西北部山区黄昏、夕阳最贴切的写照，当然也是人的某种苍凉心境写照。
《长征》诗，《念奴娇》词，所写大西南自然意象，也都是非常贴切而又富创造的美。像冬月五岭泥泞逶迤的小路，乌蒙山脉的磅礴气势，甚至连“云崖暖”，“铁索寒”，也是具体而微地细致、生动而又准确。因为川、滇边境的金沙江的气候就是暖和，而流贯大、小凉山的大渡河一带，则是气候寒冷。至于《念奴娇》所写昆仑雪山，那是用浪漫主义手法创造的气度非凡而又更高妙更接近自然真实的意象：“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这是只有“阅尽人间春色”，那样非凡阅历、气度的人，方能写出来。
作者1936年2月写作的《沁园春》（雪），则是十年内战时期压卷之作。对这首佳构，我不想多作评论。我要说的是，对词中创造的绚丽无比、生动传神的自然意象：“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我略有体会。那是1991年在陕北高原行车，车从延安去保安（现改名志丹县），汽车先是沿着洛河的支流周河，后来攀上了最高的山岭。回首之际，一幅极其壮观的景象，呈现我眼前，那些弓背形，灰黑色或褐色大山，一座紧挨一座，俨然像大象、雄牛排成行列；而太阳，在这高山之巅，显得近而又似淡远、柔和的抚照。那不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意象吗？我立刻想起毛主席的《沁园春》：雪。
1998年8月1日写完
1999 年1月2日改定
（载《光明日报》‘文萃’副刊〓2003年12月31日）
巴金的文稿new
我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时，最先读到且读得最多的是巴金先生的作品，那时我是个初中生。《雾·雨·电》———爱情三部曲，《灭亡》、《新生》、《家》、《春》、《秋》，一本挨一本地读着，积累起来，巴金先生发表出版的作品，我没读过的可以说很少。巴金作品其语言流畅程度，其热情、激情，恐怕是五四以来任何一个作家所难以企及的。所以它特别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口味，也能够征服青少年读者的心。巴金的作品，让人憎恶人压迫人的旧制度、旧秩序，同情被压迫者，这对于促使青少年革命思潮的萌生，难道不是比那些革命的宣言书起着更浅近、也更深一层的动员作用吗？巴金先生的作品其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以来先生陆续发表的随想录，本着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精神，提倡讲真话，严于解剖自己，把心交给读者，其至情至性、人品风范，在正直的知识阶层的读者群中更是有口皆碑。
给巴金先生起草文稿，我感觉荣幸，也愿意。我是在什么情况下为巴金先生起草文稿的呢？说到这儿，我又不免啰嗦几句。我以前也给别人起草过文稿，也见过有的同事给别人起草文稿，那是给文艺部门的某个领导人。这领导以前也写过文章，顶着作家、文艺理论家的桂冠。但自全国解放以来，当着文艺官儿，却很少动笔为文，手也渐渐地生涩了。凡开会讲话作报告，必让手下的年轻人起草文稿，他略加改动或不改动；他不管文稿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