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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硎蔷藿鲇械摹Ｎ业募蚁绾保�1958年亩产破记录报道很多，“破除迷信”的文章发表得颇为活跃，而在1959年初春，据亲友来信来访，城、乡的供应已显得吃紧了。当我见到李定坤同志，谈起我对南昌和江西的观感，李定坤说是呀，不过现在靠近湖北、安徽的边境比较紧张，来逃荒的人很多。我说那怎么办呢？李副部长微笑着说，给他们开饭呀！不都是老百姓吗？当然江西感受的压力也很大。在李定坤热情合作下，我约他的那篇谈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章，进展顺利，估计很快可以完稿。然而陈白尘副主编交给组织有分量的革命回忆录的事还没有着落呢。李定坤也跟我一起着急，帮助物色线索。在我去井冈山数天返回南昌后，李定坤忽然高兴地对我说：我们省委杨书记是老赣南，红军长征后他和陈毅、项英一起在赣、粤边境坚持游击战争，听说他写有回忆录稿件，可能已经完稿。我介绍你去找个人，找组织部的水静问问。我第一次听见有姓水的人，这人姓水名静。我急于去组织部找人，匆忙间也没有问清其人的性别，跟杨书记是啥关系等，便闯进组织部办公室说明缘由。一位同志说：你找水科长，我领你去。我在一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见到了水静。啊，水静好水灵。这是我在省委高级办事机构见到的唯一着装特殊、气度不凡的年轻女干部。她年纪不超过30岁。上身穿件合体的扣子开在侧边的中式夹袄，下身却是笔挺的西裤、皮鞋；收拾得整齐的乌发，衬托了白净、美丽的容颜，一身尊贵气质。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并拿给她一本《人民文学》杂志。她文文静静地说，啊《人民文学》，我常看的。她热情老练、礼貌周全地留我小坐片刻，随即就说：我带你到尚奎同志家里去。这是一天的上午，没有太阳，也没有风，是潮湿温润的初春天气。她在前边领路，穿过省委大院中一些房屋，将我引进了靠后边一栋有年头的小楼院中，楼下客厅兼书房里（后来才听人说，这栋小楼解放前是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官邸）。一个中等身材、态度和蔼，披件黑色呢子中山服的半老头儿坐在竹制靠背椅上接待了我，他就是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水静在他身边轻轻地走动、轻声地交代什么，像他的女儿又像秘书似的，拿出香茗、忙着招待客人。我看出她对他十分尊敬。尚奎同志像长者对待一个晚辈那样亲切无拘束地给我聊着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他背诵着陈毅同志的赣南游击词：“……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他讲了那里环境的艰苦和严酷的斗争形势，重又背诵陈毅的词：“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讲了在最艰难时期，人民是如何拿出一切包括生命来支援掩护游击队的。有名有姓的讲了好几个普通农妇的故事。这是铭刻于他这个特委书记心上永不忘怀的记忆。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尚奎同志将他近四万字的回忆录稿《艰难的岁月》（此稿由南京军区两位作家参加整理，他最后定稿）交给我。当我告退时才恍然悟出水静是杨尚奎的夫人，这是个处事得体又如此年轻的贤内助。她爱好文学，所以才悄没声儿地帮了我这个文学编辑的忙，这真是难得的。回到住所，我一口气读完了《艰难的岁月》，这无愧于出自省委书记的手笔，宏观的气势，准确、鲜明、概括、凝练的叙述与微观的生动细节描写相结合，这是当时少见的一篇革命回忆录作品。这作品还有个特点，便是写了游击队的领导人陈毅、阿丕（陈丕显）等人和众多的游击队员、人民群众，唯独没有写特委书记的杨尚奎自己。但是你会感到作品中党的力量和作用无处不在。作者开阔的襟怀和历史眼光使得作品具备一种荡涤心灵的高格调、高境界。我带回了这篇作品，立即被陈白尘执行主编发于《人民文学》1959年4月号的头题。受到文艺界人士和读者广泛好评。作品发表后还有个小小插曲。大约一个多月后，我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水静打来的。她很客气地说，请你查查看，怎么我们的稿费只收到四十几元？我大吃一惊，这样一篇几万字的作品怎么只有稿费四十几元？肯定是算错了。一查，果然是寄稿费的人少记了个零，便将四百多元稿费当成了四十几元寄出。后来很快补寄了。我想这事在我和水静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寻访水静（2）
一晃眼，34年过去了。杨尚奎书记于1986年7月间病逝，我是注意了的。我仍然记得他。记得当年江西省委领导人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但是他的未亡人呢？我却一无所知了。今年春天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在传阅议论着一份文摘报上转载的几篇文章，有写毛主席、李先念和贺子珍的，均是通过作者的亲身交往来写，别开生面，非常生动传神，值得一观。文笔细腻、富有真情实感，大胜那些以耸人听闻为能事的卑俗作品。我找来一看，才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水静。我内心实感愧惶，做着人物传记类的编辑工作，却孤陋寡闻，不知道几十年前留有印象的水静写了这样好的传记文学作品，我读了作品，为水静的文学表达能力而大感欣喜。细一思之，又觉得这些作品由水静写出来并不奇怪，她不早已是广泛阅读文学作品，跟文学结下了缘分的有心人吗？
读了作品，自然想重见其人。我决定再去江西，寻找水静的踪影，探望三十多年前这位旧相识。说实话，我并不知道水静住在哪儿，是北京、南昌，还是别的城市？我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情。到了南昌，甫及住下，我便查找江西省委总机，拨总机接省委办公厅，由办公厅又转省委值班室。没想到电话很快就接通水静家里。值班室的人说：你直接跟水静讲吧？事隔三十多年了，我重提组稿旧事。水静说记得有这事但已经不记得我的名字。如何证实我就是34年前的那个我呢？于是我使出了“秘密武器”，讲了30多年前为稿费寄错，水静与我的那次通话，水静默然，紧接着告诉她家的门牌号码，欢迎我去……
三十年沧桑，水静已鬓发染霜，成一老妇人。加上数年前丧夫之痛，给她的打击是很大的。她拿出尚奎逝世前后的两张照片给我看，她那年五十多岁，第一张照片还能依稀见出往日风采，尤其那丰润的脸颊，自信的眼神。第二张照片容颜憔悴，失神落魄，病恹恹一个老妇人，真是前后判若两人。她见到我，还是先说她的老杨———尚奎。“尚奎人很朴实，温存细腻，对我非常体贴。失去了他，是失去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一生，没有尚奎，我不可能是我。尚奎是属于实干而不擅长交际的人。很多事他都同我商量。唯独一件事，他没先同我招呼。他上了年纪身体不好，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家安在哪里，上边很关怀，说你可以挑选北京、上海或者广州，这些地方的生活条件都比江西好。但是老杨还是选择养育了他，又长期工作在这里的江西。我说你怎么不先同我商量？他说同你商量你要反对怎么办。现在证明，他的决定是对了。江西人熟地熟，有这么多父老乡亲的关心，不是最自在、方便吗？”
“我写书写回忆录，离不开许多同志的鼓励、促进。少奇同志是第一个提议我写回忆录的人。第一次庐山会议时，他对我说：你可以写一本回忆录，不过要在20年之后。南京军区的作家吴克斌来南昌，也赞成我写回忆录。但是我要说，要是没有尚奎，同他认识———成为他的夫人，随后又成了他的秘书，我一个普通女干部，不可能出入那个社会层里，结识那样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书云云，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在我的书里，我将‘尚奎与我’放在开卷的第一篇。”
“尚奎去世，我的确像是失了魂灵，陷入最深的悲痛之中。物是人非，往事如昨。随着对尚奎的怀想，我跟着他参加党内上层的一些活动，一些人和事———敬爱的领袖人物、开国元勋和一批领导同志崇高而又亲切的形象，也就浮现于脑际，这里边有真诚的友谊，深切的关怀……成为最美好、珍贵的催人奋发的回忆。”
“等我稍稍从悲伤痛苦里边解脱出来，我就想动笔写点文字的东西。可是一提笔才发现这笔有千钧之重，要表达的已经不仅仅是逸闻趣事，而是饱含着三十多年人世沧桑，有我的泪痕血迹。我一没资料，二没有参考书。全凭一个人回忆。我一个个人，一桩桩事来回溯。我日思夜想，想得好苦。床头备有纸笔，有时半夜醒来，也要记、要写。就这样，从1988年起始，前后三年，我写了四十多个人的事，共24万余字（其中有部分文稿还没改出来）。我写得太苦太累了，弄得一身是病，视力减退，如今遵医生嘱咐，只好暂时搁笔。”
“当然书写完了，了却宿愿，我也感到充实、愉快。书中写的大部分我敬爱的人，还有我最要好的女友（她们是曾希圣夫人余叔、薄一波夫人胡明），而今都已作古。但我精神上仍然同他（她）们在一起，共享许多美好欢乐的瞬间，他们也帮助我度过艰难困苦的时刻。他们爱我、喜欢我，在我哀伤的时候，给我以慰藉、鼓励，我也始终不渝地爱着他们。人生能如此，还有何求！”
“现在我的日子过得不错。五个子女早已自立，有的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我已两次出国探亲，看看世面（她拿出赴美探亲的照片给我看）。我有许多朋友，包括海外的朋友也来这边看我，要我接待。但是我的心境已经归于平静。我宁愿足不出户，过清淡的日子，看看书，养养花（我特别喜爱花），听听自然的天籁（我们在她家庭院的花坛前合影留念）。”
水静断断续续讲来，我很少插话。时间飞快地过去。我觉得她很健谈，思维清晰，记忆力绝好。在精神上她并不见老。但是我怕她累了，只好告退。临走，她送我她的大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很大的《特殊的交往》一书，这是珍贵的礼物。
寻访水静（3）
旅途中，我读完了《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全书。此书文笔自然、晓畅、轻灵，有一定的文学性，（我的朋友、著名散文作家吕云松为文稿进行了整理润饰，作者在书前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感谢。）非常好读，使它获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我从本书中除了感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开国伟人和革命前辈丰富的人性美、人情美和难得一见的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还看见了聪明、活跃、机灵，善于应对各种场面，敢和毛泽东“辩论”、同周恩来干杯、向李先念要钱，协助省委书记杨尚奎解决许多难题的水静本人。我想这本书提供的恰恰是广大读者感兴趣的伟人和大人物们精神和感情生活的另一些侧面，也就是更接近普通人生活的那些侧面，也是只有像水静这样身份、阅历的人才有可能写出来。这恰恰弥补了某些历史传记或专写那些政治生活、军事生涯的传记作品之不足，而这样的作品似更易走进千家万户的普通读者中去。它的作用无疑也是良好的，使领袖、大人物的形象同普通群众更接近了，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除此之外，我还对某些社会上本已相当知名的人物更增加了一层了解。如曾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人们多知道他脾气大、独断专行等毛病，但他对女性温存、体贴、富有人情味的方面以及他在红军初建时期为情报工作立下的功勋，还有他在60年代倡导了“责任田”后的悲惨遭遇，就很少人知道了。水静的文章恰恰做了某一方面重要的补充。就是对写历史传记的人（例如如何全面地了解、看待一个人）也不能不是必要的参考。
我想，像水静这样的夫人在全国自然是少数，但在她所属的那个社会层里面也不算少。同样的或类似的生活经历，为什么水静能写出一本书来，别人却不能呢？这完全跟水静本人具备的素质分不开。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好学上进，又爱好文学，这是其一。再则，身为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她除了服侍老人、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替书记免掉后顾之忧，还能在工作上、人际交往上助他一臂之力（正像她自己所说“尚奎为人热情，但疏于交际”，而她的出面恰恰弥补了他这方面的缺欠———“尚奎不止一次地以赞赏的口吻肯定我在扩大、加深他和同志们的革命情谊上的作用”）。这也需要具备某种天生的素质———比如应对自如、自然，具备分寸感等。这当然跟勤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