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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我似乎是想说，赌博的性质是人类所有的行为都避免不了，只不过说我们通常把那种完全随机的极端冒险的那种行为叫做赌博，然后把其他我们就管它叫做游戏，它之间的过渡绝对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游戏中呢，如何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这又是一个问题。这点倒是博弈论出来之后，大家就很快发现了，因为这是很明显，根据“囚徒困境”我们看得很明显。如果他们两个人合作的话，就能够做出一个帕累托的改进，但是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他们互相不合作，不合作的原因是因为互相不信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信任这个问题，在今天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它虽然简单但是你不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想像一种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两个歹徒他之所以能够攻守同盟，他能够相信对方，是因为后方有一个黑帮，所以黑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模式。它呢事实上是我们传统社会的一个模式，就我们知道传统社会都是一些一个一个小共同体，所谓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有什么好处？它能够制造一个叫做，能够进行反复长期博弈这么一个环境。如果说这个游戏，我们作为游戏者，是要不断地在进行游戏的，我知道我这次骗了你，以后我会吃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建立自己的所谓一个信誉或者叫声誉。所以这样能够解释说，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都是当好人，他其实一辈子都在假装好人。我们看到的很大量的所谓好人，其实都是他一辈子都在假装好人，到了游戏快要结束的最后一回合的时候，他才出来做最大的坏事，把他的声誉一下子挥霍干净。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在一个熟人的环境里头，因为博弈是反复的，所以他要装好人。假如说这个博弈是无限的，那么我们就没法分辨好人坏人了，因为有的人他不得不一辈子都装好人，装到生命最后一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好人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条件在现代社会是很难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它这种人们擦肩而过，你尽管有些小的共同点，比如说黑帮，我们有一个黑帮，然后为这两个歹徒提供全部的保护，并且还提供了足够的威胁、可信的威胁，如果你背叛了同伙，你将会受到什么什么惩罚，那么它有可能会两个人都抵赖。
但是这个情况，它仍然不能抵抗整个社会的压力。首先我们国家是更加强大的，政府是更加强大的，黑帮比起政府来说，这个组织力量要小得多，所以它还是会向政府投降的。另外一个，它也会向别的共同体背叛，如果那人出价更高的话，它随时可以背叛。所以呢，这让我们看出关于现代社会的，我们以经济学为主要原则，所设想的这么一个现代社会场景和现代社会的理念，它是非常危险的。假定了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那么它就是等于说又把人逼成，把现代人、每一个人都逼成罪犯。那如果他没有犯罪，那也是因为他是潜在的，现在他条件不足，或者说他胆子比较小。我们倾向于相信说人天生是善良的，但是这个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个我管它叫做“人数问题”。你在一个博弈中，假如说你是只有两个人参加，一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多半会发展出善良的关系的来，因为如果另外一个人，跟你做鬼的话，首先你马上就觉察到了；其次你很容易报复他，你只要不跟他合作他也活不了，他们里头有一种非常强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所以这种两人模式是非常巩固的。但是呢，这个模式并不适合于解释现代社会，尽管我们按照二元论思考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两个这样的一个单位来计算各种关系，但是它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最小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各种复杂关系还原到一个最小的模型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叫三人模式，你至少假定是三个人的关系。假定三个人关系，你就会发现所有复杂的问题都出来了，人都是好的，这三个人每个人假定他都是好人，但是人毕竟都有为自己着想。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稍微地自私了一下，这时候首先是不容易觉察，我们不知道是谁捣的鬼，每个人因为你有两个人可以猜，你没有把握知道是谁做了坏事，那么这时候他受到了这种欺骗，他吃了亏，他也有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很容易就所谓叫学坏了，所以学坏大家最后都学坏。所以只要有三个人的模式，你能够很容易地解释说，为什么即使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好人，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个体都是好的，但是世界是坏的。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博弈论所揭示的这种很悲观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后来博弈论出来之后，很快地不管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都很快地就强化了关于制度问题的研究。就是说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说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来保障我们这么一个游戏，能够是一个良好的游戏。博弈其实就是游戏的意思，它是同一个概念。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给出了一套规则，并且这套规则它足以使一个游戏能够运转起来，不发生自相矛盾，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有了一个制度。所以在制度问题同时也就是规则的问题，像这些问题就远远不是说光是经济学考虑的，哲学也讨论得很多。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这就是大家一直想要追求的。整个现在都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具体的例子。像比如说呢，这个好的制度，我们相信它首先应该是一个公正的制度，这是众望所归的一个指标，但是怎么是公正的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公正？首先我们很容易发现，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的。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都有天赋的，不同的能力，很难说谁的能力是绝对比另外一个人高，这种想法是错的。往往比如说我们测智商这种，这是无比错误的一种方法，这个只不过是一种标准，你要换一种标准那很可能完全相反。人都有很多很多种天生的才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游戏，它只能是特定的某个游戏，它不可能是全部游戏，如果按照我的概念的话，就是你只能是在其中的一个可能生活，你不可能再有同时出现在无数个可能生活里头。那么一个在古代，假如说我们在古代的游戏里头，一个力大无比的壮士，他就有机会去当将军；但是在我们现代呢，他能干什么？他也就能去举重。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社会的游戏规则，像克林顿、布什这些善于讨人喜欢的人，他智力其实很平庸，他就能当上总统；但是拿破仑如果在今天，他是肯定当不上总统的。所以你能够注意到，什么叫做有才能？什么叫做比别人强？这完全是依据你是在哪一个游戏里头出现。所以呢，既然没有一个制度或者说没有一个游戏，能够表达我们全部人的优势和全部欲望，那么它是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的，永远也不可能。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满足全部人的才能的愿望，所以任何一个游戏中，都有无数怀才不遇的人。这个不是说在游戏内部程序上的不公正导致的，说没有人发现它；而是这个游戏规则本身规定了，说它本来是有才的，把它规定成没有才的。所以我们过去思考问题的时候，过多地也就说我们的现代知识，过多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一个程序问题上去，所以我们老要讲什么程序公正，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掩盖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这个游戏本身是哪一个种类的游戏。所以这个时候呢，等于说，关于这个游戏或者叫博弈，或者叫制度，我们又有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层次，我们有没有权利选择一个游戏？如果说你给定这个游戏程序都很公正，但是假如说我们不喜欢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能够换一个游戏？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你不管怎么换，任何一个游戏都是不公正的，总有一些人是天然地被这个游戏的规则鲜明地给定义为是弱势的，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值得我们思考。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所谓比较好的制度，它能够尽可能地满足最大多数人的一些才能的发挥。哲学家罗尔斯，他想像过一个公正的社会的一个模式，他这里头也用到了博弈论，他是一个就是少数应用到博弈论的哲学家之一。所以他设想说，人在签约之前，在签一个社会契约之前，人互相绝对是无知的，这所谓他的无知之幕的假说了。我们不知道对方的优势是什么，对方也不知道我的优势是什么，对方的全部情况都是不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基于这样的条件我们会签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呢？他认为在这个情况下，签的协议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怕，万一其实对方比我们实力强得多，那怎么办，所以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比较坏的打算，就是假定自己处境不利，那这个时候，这个制度仍然能够给你保障。所以最后他认为会签这么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就被他认为应该是比较公正的。
按照纯逻辑的设想，假定是两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这个里头的个体，每个人对对方绝对无知。而按照经济学的假定，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一个利益最大化者。所以这个时候，又按照博弈论的风险规避的原则来想，他一定是必须不信任另外一个人，把任何人都看成是不可信的，就是说每个人必须把其他所有人都看成是坏人，这样他才保险，在这样的条件下来签约他才保险。那么如果每个人把所有别的人都看成是坏人，这样会有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有时候会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知识的生产力。就说，我们事实上我们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其中这个世界，并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世界恰好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产物，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把这个世界给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一样的，社会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把所有人都看作是坏人，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其他人都是坏人。那么这个知识将会引导我们每个人都去成为坏人，所以不管他最后签的约是什么样的，我认为可以忽略了。他最后这种知识所生产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坏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的方案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你不能想像说，我们愿意产生一个制造一个坏的世界，所以你看这里头牵涉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是一个总的感觉是社会科学尤其是像经济学，它是有时候为了一个知识的产量，为了知识的生产的方便，在它基本假设上忽略了太多的必须的条件，条件给得太简单，所以算出来的结果，尽管看上去都是在数学上都是非常可靠的，但是用起来不太合用。我觉得问题就在这儿。当然你可以说，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等等在内，我们所设想的全部事情都是一种理想，都是一种理想层面的东西。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有时候我们又会努力地在实践中，我们会努力地想把理想和现实要拉得靠近一点，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信念，老觉得事情慢慢地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得靠到一起来，理想和现实靠到一起来。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有时候我们也许似乎是拉近了，但是拉近了给它一挤，它中间这条鸿沟，虽然是窄了，但是却变得很深了，它很难跨过去的。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好社会是很难的了，一个好社会既要公正，不仅要程序上公正，在实质上我们也希望它是好的。这个实质上好的，其实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愿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总是希望“好人有好报”。一个社会你总应该是好人有好报，或者说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制度，能够基本上保证好人总是能够胜出，而不是坏人胜出。
所以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曾经有一些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包括心理学家，他们利用博弈论的理论，用到去解释生物进化的时候，做过一个模型。他们搜集了很多种方案，假如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