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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不休。我们无法取得确凿证据，证明肯尼迪知道这些麦克风的事，但我确信他是知道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清楚地表明，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继任者，和林登·约翰逊总统都知道这些情况。后来的一些麦克风是由威廉·沙利文授权的，他事前并没有与胡佛或任何其他领导商量。在沙利文的一份注明设置这些麦克风的备忘录上，助理局长克莱德·托尔森批示：“立即移除这种监听设备。”而胡佛写道：“同意托尔森的意见。”托尔森进一步批示：“没人同意这种做法。我再次告诉沙利文，非经局长同意不得进行麦克风监听。”胡佛批复：“没错！”
盯住马丁·路德·金（3）
对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麦克风监听和电话窃听最终表明，与其承诺的相反，这位民权领袖与共产主义者仍保持着联系，并且力图避开司法部长的视线。窃听笔录暴露了金博士在紧闭的饭店客房门后所进行的勾当。当清教徒似的局长读到这些笔录时，他被其放浪形骸的性行为，包括与多人行苟且之事的性变态行为所激怒。胡佛厌恶地将这些插曲称为“那些性的玩意儿”。
录音带一一记录了金的风流韵事。在其周游全国各地宣扬民权的旅途中，他将无数女子接到自己的旅馆房间，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录音，包括他那高潮时的嚎叫声。其间也夹杂着许多男性访客的声音。
我并不是在评判金的道德如何，事实上有些人可能会羡慕他的性战绩。问题是他的这种个人行为激怒了胡佛，这比他对联邦调查局的攻击和他与共产党的合作更让胡佛难以释怀。局长开始了一场令马丁·路德·金名誉扫地的斗争，在局长眼中，他是个伪君子，不配领导民权运动。胡佛是一个严格固执的人，对于局里的人，哪怕是露出酗酒或性淫乱的神情都是不可容忍的。他对像金这样向国人讲经布道的人言行如此背离感到极为愤慨。
让媒体抓住表明金与联邦调查局“结怨”的有三个因素：金不顾自己对司法部长肯尼迪做出的承诺，继续与共产主义分子交往；他对联邦调查局的无端指责和他那马拉松式的通奸行为。许多记者声称胡佛为他们播放过金的录音，但当1964年接替肯尼迪成为司法部长的卡岑巴赫要求记者就这些说法与胡佛对质时，记者们拒绝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去招惹这头老狮子为妙。
随着胡佛和金之间的冲突升温，一些民权领导人要求进行一次公开对质。局长将该问题交给一位会议主持人，这次会议有一群女记者参加。在回应质询时，胡佛举出金的一些指控并逐一予以驳斥。他同时还提到了录音，录音证明这位民权领袖是“全国声名最为狼藉的说谎者”和“品行最为低下的人”。
在接下来的争吵中，金暗示胡佛是“胆怯的”。在一份电报里，他称他“感到惊骇而诧异，因为你发布的声明诋毁了我的正直品格。本人无法理解这种不负责任的指控是出于什么动机”。他建议与胡佛晤谈，却又说他“无法找到”可让联邦调查局达成任何企图的录音去安排见面，意即除非他的助手欺瞒于他，否则指称是不属实的。
他们的确会过面，关于这次会谈有多个版本。后来成为驻联合国大使的金的助手安德鲁·杨，在其报告中主要提及胡佛长篇大论地介绍了联邦调查局工作情况。德科·德洛克则重点记录了金的调和性谈话，包括他对胡佛及联邦调查局的赞美之辞——“一场爱的盛宴”。我相信胡佛对金警告过，后者再也没有公开攻击过联邦调查局。
后来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指控，称联邦调查局参与了一个谋杀这位黑人领袖的阴谋。而不加思考的美国人就愿意完全相信这些指控。实际上，联邦调查局保护金免受伤害和可能的谋杀，尽管它无权进行保护性干预。当联邦调查局从线人那里得到密报，得知将有针对民权示威者的有预谋的暴力活动时，它只是设法让那些策划者明白联邦调查局知道他们的计划，与此同时还会通知当地警察。那种做法通常足以缓和紧张的局势。1977年，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派出的特别工作组称，它“没有发现表明联邦调查局卷入谋杀的证据”。
特别工作组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将金逐出民权运动的举措，最过分的是在1964年11月将录音带匿名寄给金。已知且可核实的情况是，威廉·沙利文曾派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带着包裹从华盛顿赶到迈阿密，在那里将包裹寄给了金。根据沙利文后来的证词，包裹是他准备的，里面装有一盘麦克风监听磁带的合成带。沙利文声称准备录音带并将它送给金是间接受命于胡佛和托尔森的。
除了那盘录音带外，那包裹里还有一封看上去是怂恿金自杀的信：
盯住马丁·路德·金（4）
金，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还是一个行为不端的好色之徒。可你玩儿完了。
金，你可做的只有一件事了。你知道那是什么。你只有三十四天时间去做这件事。你只有一条出路可走。在你那污秽的欺诈本性暴露在国人面前之前，你最好接受这条出路。
沙利文矢口否认知道这封信的事，但在1975年，也就是在他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四年后，这封信的复印件却在他离开之前就被封存的私人文件中被发现。沙利文声称那是一封“栽赃信”。在我看来，惟一合理的解释是，该计划出自沙利文之手，并在未让局长知晓或经其授权的情况下予以实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胡佛知道沙利文的行动。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1）
威廉·沙利文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他先是作为胡佛心腹一路平步青云，后来则通过利用尼克松政府的多疑和政治成见来寻求进一步加官晋爵。对于沙利文的举动，胡佛和托尔森是否认同或者甚至是否察觉都不得而知。作为主管国内情报处的负责人，沙利文有机会接近尼克松政府的高官，并让白宫对新左派日甚一日地忧虑起来。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和负责司法部国内安全司并声称可与总统办公室直接联络的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马迪安，都是沙利文竭力讨好的对象。沙利文还与中情局和情报委员会的其他部门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在我看来，沙利文要对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情报搜集方面的无节制行为负责。在总统情报顾问理事会面前，沙利文关于联邦调查局工作的谈话往往是强调他个人如何受胡佛制肘，并抱怨在他看来是属于胡佛保守主义的东西。
尽管知道这一切，胡佛还是隐忍不发，因而没有爆发公开冲突，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70年10月沙利文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向一群新闻界官员发表演说为止。在答记者问时，沙利文应邀就美国共产党目前的威胁和共产主义者与新左派的可能联系进行评论。沙利文告诉记者，那种旧的苏联式的共产党在这些年里已受到极大遏制，目前不会构成严重威胁。
沙利文的回答成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媒体报道称，联邦调查局高官极度轻视共产主义威胁。胡佛大发雷霆，多年以来，他一直强调美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阴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胡佛声称，无论联邦调查局怎样遏制，美国共产党仍然一直对新左派及其恐怖主义分支组织提供秘密援助和方便。通过辩称自己是断章取义（事实也是如此），沙利文本来是可以救局的，但他拒绝让步。以往见识过他的种种诡计，我相信他是为争权而公开叫板。他的一个助手已经放话，说在白宫和司法部的朋友举荐下，沙利文会在数月之内成为新局长。
两人之间的遭遇战真正开始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曾被控向媒体泄露五角大楼文件，在对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特工人员向胡佛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授权传讯身为玩具制造商和局长朋友的路易斯·马克思，此人是丹尼尔之妻芭芭拉·埃尔斯伯格的父亲。胡佛写下“否，胡佛”几个字，这是他常用的一种蓝墨水批语。该备忘录送到了沙利文集团成员之一的助理局长查尔斯·布伦南那里，他后来声称看错了批文，将它看成“照准，胡佛”。而实际上，在取得胡佛批准之前，传讯工作就已经进行了。
胡佛发现后，气得脸色铁青。这是故意抗命不遵，当得知布伦南是沙利文的得力干将时，他更是恼怒至极。他命令将其降职为克利夫兰市分局主管。两天后，局长接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电话，对方表示白宫甚为不悦，并要求胡佛取消布伦南的调动。无论这是一种要求还是一种命令，胡佛决定奉陪到底。我们局里的人能看出沙利文是利用其白宫的关系来逼迫胡佛屈服。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和罗兰·埃文斯撰写新闻文章，和其他人一起攻击胡佛，并说他太老了，已经不能再继续掌控联邦调查局了。
对我们局里的人来说，大家都知道沙利文与胡佛的失和已是不争的事实。1971年春，尼克松总统亲自要求胡佛扩大联邦调查局在国外的联络范围。胡佛没有同意，但他通过联邦调查局领导阶层推动变革来满足尼克松的要求。沙利文开始持认可态度，但突然之间发生逆转而站在强硬反对的立场上。他这样做也许是要取悦其中央情报局的朋友，这些人认为联邦调查局将手伸到了他们的领地，因而心怀不满。他的那些备忘录变得尖刻而叛逆。而当该计划仍旧获得通过时，联邦调查局又一次受到埃文斯和诺瓦克的攻击，因为它正设法挤进中央情报局领地。其论点和语言与沙利文在联邦调查局里用的完全相同。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2）
沙利文不得不出局了。
胡佛以真正的官场手腕采取了行动。他重整了权力系统，要将沙利文打发到晋阶之梯的较低位置。1971年7月1日胡佛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时，我才得知他的这项举措。
没有提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胡佛直接将他的方案告诉了我。“费尔特，”他说道，“我正着手在指挥体系中设立一个新的职位。我准备称它为代理副局长，在局内属于三把手的位置。我已挑选你来担当这个职位。”
这让我感到惊讶，我随后向他表示感谢。我干着自己的工作，尽可能让局长感到满意，却从没想到这么快就会肩负重责。
“费尔特，”他继续说道，“我需要一个能管住沙利文的人。他已变得难以管束了，我想你是知道的。你已是惟一能控制他的人了。”
“是，先生，”我应道，“他和我常起争端。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要严密关注国内情报处的一举一动，”胡佛警告说，“我想得让他们慢下来了，他们走得太远。”
“胡佛先生，我会尽力而为的。我对问题了解，知道该做些什么。”
胡佛摆摆手，结束了这次会谈。“随时向我报告，”他又说道，“让我知道是些什么问题。”
我离开胡佛办公室，着手恢复国内情报处的秩序和重振士气，并给沙利文勒上套子。他对我的升迁还算认可。我的第一个指示是针对该处递交给白宫和情报部门的情报报告书，要求软化其措辞用语。
1971年8月28日，也就是在我擢升为其上级的两个月之后，沙利文给胡佛写了一封信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与失望。他这样做，无意之中向胡佛提供了让其退休的充分理由。胡佛叫我进去读沙利文的信，我被那刻毒的语气和凌乱的内容惊呆了。沙利文自己动手打字，然后将这封满纸荒唐语和污迹的信提交上去。胡佛那天又把我叫去：“我把信交给司法部长。他告诉我，除了将沙利文免职外，我别无选择，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971年9月3日，胡佛给沙利文写了一封正式函件：“休完法定年假后递交你的退休申请。”他随后任命主管综合调查处的助理局长阿历克斯·罗森接替沙利文的职务，任最高情报主管。沙利文没有做出回应但休了年假，我们对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都拭目以待。
随着戏剧的鸣锣开场，我提出了一个取代其盟友布伦南的办法，布伦南当时任助理局长负责国内情报工作。白宫想让布伦南负责调查埃尔斯伯格案，我于是向胡佛建议，何不再安排他一直负责那个案子呢？胡佛仔细想了想就同意了。他也赞同我用爱德华·米勒来接替布伦南的建议，米勒因而成为监察处的一号人物。米勒曾在我手下工作，有着与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