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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至治二年十二月起，这种恐惧便一直紧紧包围着铁失，让他寝食难安，风声鹤唳。最终，这恐惧竟一点点将他引向了铤而走险。
自己阵营中的反对者往往比敌人更为可怕，因为你会对他毫无防备。对英宗来说，铁失是无须怀疑的自己人；对拜住来说，铁失最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盟友，最坏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敌人，根本无需注意。
悲剧的种子从而深深埋下。
何况，在至治二年到三年之间，英宗和拜住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们即使有心，也没时间关注在角落里惴惴不安的铁失。
首先，是确立国家的根本大法，完成仁宗所未能完成的法典的编纂。至治三年正月，英宗命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仁宗时编纂的累朝格例，并加以补充。至治三年二月，最终成书并颁行天下，这便是元朝的最高法典《大元通制》。全书共八十八卷，所收断例、条格、诏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其中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条格一千一百五一条，诏赦九十四条，全类五百七十七条。元王朝从此有了统一的政制法程。
之后，是改革税制，纾解民困。
将众多老臣召回京城，使得中枢有了强有力的改革班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是扫除了改革的障碍；《大元通制》的颁行，更确立了以法治国的基础。但此时帝国的环境已经相当不乐观，至治二年一月至九月，全国各地水旱频仍，加之霜、雹、蝗灾，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而因为灾荒而引起的抗税、抗粮民变也此起彼伏。再不进行整顿，民变的星星之火就可能会燎原。
拜住依据国情，向英宗上奏：“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钱谷民之膏血，多取则民困而国危，薄敛则民足而国安。”——咱们必须想办法减少税率，让百姓富足起来，否则国家不安。
英宗听后十分同意，准奏道：“卿言甚善。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当熟虑而慎行之。”——老百姓要是都不认我这个皇帝了，我给谁当皇帝去？怎办么做好，就怎么做！
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规定“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 ，“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也就是说，要大田主按照百分之三的比例拿出一部分田地，用其每年的收入补贴一般农民的劳役负担。“助役法”推行后，“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 ，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至治三年夏六月，拜住看到海运粮比世祖时增加数倍之多，虽然有运力增强的原因，却也存在加重江南百姓负担的情况，于是向英宗上书道：“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英宗准奏，并将铁木迭儿主政时所增加的江淮粮也一并减免。
在短短一年当中，英宗和拜住这对君臣一路高歌猛进，“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不务，杜侥幸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以图“天下晏然，国富民足” 。尤其是“搜访山林隐逸之士”来充任朝廷官员更是不遗余力，例如寻访成宗朝老臣虞集时，“时集以忧还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见；求之江西，又不见；集方省墓吴中，使至，受命趋朝” ——追着虞集几乎跑遍了南中国才最终找到，比之三顾茅庐还要艰苦执着了。
虞集字伯生是南宋在采石矶大破金军的名相虞允文的五世孙，成宗朝为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子学助教，仁宗朝任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其人学识渊博，精于理学，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读书人的领军人物。对他的启用，可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英宗大规模启用儒臣的前兆。与他一起被召回的，还有大书法家袁桷，仁宗朝以敢谏闻名的马祖常等人。
然而，当虞集跟随使臣“受命趋朝”奔波于道之时，一场巨变已经降临在皇帝英宗和丞相拜住头上，这对求贤若渴的年轻人都没有能见到这位儒林领袖。
【正文】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做事一帆风顺的时候，需要谨慎小心，避免过于顺利带来的弊端。而改革一帆风顺的时候，更需要用警醒的态度环视四周，警惕各种反对势力造成的危险。
改革是破坏旧制度，是剥夺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因此要面对的艰险往往超乎想象。
在改革大路上奋力前行的英宗和拜住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拜住曾无奈的对英宗道：“臣少无能，蒙陛下拔擢，待罪丞相。方欲除恶进善，致治隆平，诸人共诅挠之。臣度不能有所为矣。”——陛下，我们的事业阻挠的人很多啊，恐怕很难达到目标。
英宗回答道：“卿有言，第言之，他人言，朕弗也。” ——我只信任你，你放手去做，别人捣乱，朕不会答应。
英宗说到做到，在大力启用儒臣，推行新法的同时，强力打压保守势力。
从至治二年十月开始，大权独揽的英宗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果于刑戮”，对于与自己行政难以和谐的宗王、官员屡屡处分，毫不留情面：
至治二年十月，“江南行台大夫脱脱坐请告未得旨辄去职，杖谪云南。”
至治三年三月，“监察御史拜住、教化，坐举八里吉思失当，并黜免。”
至治三年五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忽辛坐赃杖免。”
至治三年六月，“将作院使哈撒儿不花坐罔上营利，杖流东裔，籍其家。”
至治三年七月，“永宁王卜颜铁木儿为不法，命宗正府及近侍杂治其傅。”
时人记载，英宗御下极严，“大臣动遭谴责” ，“廷臣懔懔畏惧” 。
罚得狠，可赏呢，英宗却大改祖辈的慷慨，相当“吝啬”：
登基之时，赏赐诸王、百官的黄金只有仁宗时的八分之一，白银只有二分之一，钞票虽然增加了五倍，但此时钞票贬值的厉害，远不如真金白银。至治二年三月，甚至因为“以国用匮竭，停诸王赏赉”。
仁宗相对于武宗、成宗已经是节省得让宗王勋贵们怨声载道，英宗比乃父还要过分，怨气不但可以载道，也可以冲天了。
赏钱吝啬，那赐爵封官是否可以大方点？英宗响亮的回答，名与器不可与人！于是，要爵位，要官职的人们纷纷碰了钉子：
“诸王彻彻秃入朝请印，帝以其政绩未著，不允，赐钞二十五万贯。”
“钦察卫兵戍边，有卒累功，请赏以官，帝曰：‘名爵岂赏人之物？’命赐钞三千贯。”
罚重赏轻，威压朝野。英宗的手段不可谓不强硬，他将中翊卫、宗仁卫以及左、右钦察卫和左、右阿速卫全部交给了最信任的拜住和铁失掌管，兵权高度集中，防范也不可谓不严密。
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视之为亲人的铁失，偏偏是最危险的敌人。
本就被恐惧折磨的寝食难安的铁失，每当看到英宗决绝的处分宗王、大臣，心头的重负就会加重一分。恐惧到了极致，便演变成为失去理智的狂怒。这怒火将英宗对他的信任、知遇之恩、亲戚之情全部烧成了灰烬，剩下的只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执拗。
仅他一人的怒火并不可怕，但英宗的“吝啬”，“果于刑戮”在众多保守的宗王、大臣中已经积聚了太多的怒火，这些怒火已经足以形成一座蓄势喷发的火山。
高高在上的英宗并没有看到这座火山，但主持政务，事必躬亲的拜住则敏锐的感觉到不祥的预兆。
拜住开始筹谋铲除铁失。
至治三年（1323年）三月，英宗巡幸上都。到了六月，随侍的拜住将铁木迭儿的罪状整理上奏，英宗下诏“夺其官，仆其碑”。此时，铁木迭儿的党羽、儿子已经杀、罢一空，朝堂之上只剩下曾经拜铁木迭儿为干爹的铁失一人，拜住的上奏看似是和死人过不去，实则将矛头指向了铁失。
可想而知，这一举动会给铁失带来何等的震动——一直恐惧的事情将要变成现实！
对铁失来说，现在只有等死和弑君两个选择了。在他身边，聚集了众多同谋者：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木迭儿之子）、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院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以及宗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和兀鲁思不花。
一共十六人，并不算多。但这不过是更多反对英宗的人的代表，“逆党胁从者众”，这十六人只是出头的椽子。
地位越高，敌人越多，做的事情越大，反对者越多。而英宗偏偏是大元王朝地位最高而想做的事情最大的人。
也许是有了某种预感，在上都的英宗一度感到心神难安，“夜寐不宁”，于是“命作佛事”。但被拜住以国用不足的理由谏止了。
铁失抱着最后的希望，让僧人们进言：“国当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无以禳之。”——只要皇帝答应做佛事，便会实行大赦，自己便会安全了，也就不会考虑弑君了。毕竟弑君是危险的赌博，无论成功与否，满盘皆输的可能性极大。
然而，拜住当面呵斥了请愿的僧人：“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
铁失彻底绝望，看来皇帝和丞相是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了。那只好先下手为强。
铁失将动手的时机选在了八月，皇帝将在这个月南回大都。而从上都回大都路上所要经过的南坡驿（上都西南三十里），是最好的动手场所。
因为，他所掌管的阿速卫军，驻地是在潮河川，正好护卫着皇帝南下的道路，而拜住掌管的钦察卫军，驻地则是在清州（今沧州市青县），并不负责护卫銮驾。
弑君的计划布置得天衣无缝，甚至连接班人都已经选好。八月二日，铁失派心腹斡罗思赶到漠北，面见了英宗的堂叔，成宗哥哥甘麻剌之子，镇守边关的晋王也孙铁木儿，明白无误的告知他：“我与哈散、也先铁木儿、失秃儿谋已定，事成，推立王为皇帝。”
落网已经张开，懵然不知的英宗和拜住注定无法逃脱。
【正文】
也许有人会说，拜住既然有了铲除铁失的想法，为何动手那么迟缓？
这不能怪拜住，他对付铁失的走得是正常程序，揭露铁木迭儿的恶行，最后揪出铁失，让英宗施以惩罚。
毕竟铁失是英宗的大舅哥，是信任不疑的心腹，扳倒他不能一蹴而就。但只要布置得法，一步步来，铁失难逃一死。
拜住不是神仙，他不可能预料到铁失敢于铤而走险，弑君谋逆。
八月二十七日，英宗的车驾离开上都，向大都前进。当晚，皇帝一行驻跸南坡驿。
夜深人静之时，铁失开始了行动。
他先秘密命阿速卫兵守住行幄，然后率领奸党手持利刃冲进拜住的帐房。拜住正要就寝，忽然听到外面有喧嚷声，手秉烛台站起来欲要查看，只见铁失的弟弟索诺木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刺刀已经冲了进来，拜住厉色喝道：“你等意欲何为？”言未已，索诺木已抢上一步，手起刀落，将拜住端烛台的右臂，剁落地上，拜住大叫一声，随仆于地。逆党趁势乱砍，眼见得不能活了。
拜住已死，铁失复带着逆党闯入帝寝。英宗时已就卧，闻声方起，正在披衣下床，逆党已经劈门而入。英宗忙叫宿卫护驾，谁知卫士统不知去向，那罪大恶极的铁失，居然走至榻前，亲自动手，把刀一挥，将英宗杀死。
这个血腥之夜，便是著名的“南坡之变”。年仅二十岁的英宗和年仅二十五岁的拜住，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逆臣所杀。《元史》记述极为简略，仅是“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铁失、赤斤铁木儿杀丞相拜住，遂弑帝于行幄”这么简单的一句。
以上的描述，则是借用蔡东藩《元史通俗演义》的桥段。虽说不上身临其境，但铁失一党的凶残，英宗、拜住的无助，也已力透纸背。
英宗和拜住这对君臣，就这样惨烈地结束了人生，也结束了刚开始一年的“至治新政”。
史书称英宗“果于刑戮”，才会导致“奸党畏诛，遂构大变云”。其实，英宗之死，症结在于用人不当。他所卓拔启用的臣子，如拜住、张珪以及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虞集、马祖常等人，均是用其能，用其德，而对铁失，则是用其亲，仅仅是因为其人为皇后的哥哥，便授以高位，掌握兵权。非常之变生于肘腋，可说是必然。
在英宗遇害前二十八年，元王朝最忠实的属国伊儿汗国也有一位致力于改革的汗王登上宝座，这便是伊儿汗国第七任可汗合赞汗。他所推行的的伊斯兰化大改革，将衰乱的伊儿汗国带向了繁荣富强。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