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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叫我怎么办？从云南回来，憋了一肚子的火，又不能在你身上撒，只好找她。”这是他的回答。
我有些迷糊了，被他的坦荡和理直气壮搞迷糊了，难道，是我心胸狭窄少见多怪小题大做？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就不说了；我不说他也不说，两人闷闷地出门，闷闷地走路。吃饭时我该说说该笑笑，对他也是。那是表演，是给观众看的。感觉得到彭湛有些意外，从前他的小唐生起气来，不分内外不分场合，当众跟他翻脸是常有的事，所以这次他要跟她分手得到了他全体朋友的大力支持。意识到这点我开始沾沾自喜：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素质，什么叫教养！吃完饭走出餐厅跟他的朋友们热热闹闹地道了别，只剩两个人时一下子就都又沉默了。在我这方面，是拿不定主意将吃饭前的冷战继续下去，还是将吃饭时的友好继续下去。闷了一会儿，他去开自行车，开了自行车后也不说话，也不走，手扶自行车站在那里昂首看着远方，让我颇觉好笑。我走了过去，我说“对不起”，这次不是为了表演素质、教养，是我喜欢跟他好，不喜欢跟他僵着，我这人最不能跟自己闹别扭，于是就积极去替他想：他们虽说离了婚，但正准备复婚，一直在一起住着，他那样做没出大格。……他显然没想到，不习惯，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脸都红了，像一个被大人呵斥惯了，乍一受到礼遇又高兴又不知所措的孩子，好不容易才咕噜出一句：
“走，回家。”
“回哪个家？”
不是我故意找茬儿，这是个实实在在摆着的问题：是回那个住着别人的我们的家，还是回那个我们住着的别人的家？他似乎这才想起来这回事，想了想，说：
“她不走，我们走！”
“走哪儿？”
“敦煌！沿着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金川嘉峪关，一路走下去，看一看沙漠戈壁，嘉峪关的日落。上次你没去成，这次去，保证你不会失望！”
“……再说吧。”
当天，我们还是回了别人的家。首先，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正坐小月子的女子赶出去，不管那月子是因谁而坐；其次，我她他也不可能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那天晚上，躺在别人家别人的床上，躺在我的丈夫身边，我失眠了。
朋友家很小，双人床只能靠墙放着，睡觉的时候，我被夹在彭湛和墙的中间。说出来别人也许觉着好笑，但是，结婚后同不同丈夫睡一张床的确曾是我很大的一个心事。从幼儿园起，到小学，到当兵，一个人一张床睡惯了，加上成年后日渐加重的神经衰弱，使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身边突然多出一个人来我还能否睡得成觉。但是结婚就应该睡在一起，刚结婚提出分床会显得不近情理，于是暗暗决定，好歹忍他几日再说。那日，我怀着慷慨就义般的决心，做好了彻夜不眠的思想准备，上了那张床，孰料睡眠竟会在这种思想准备之下不请自到，而且一来就是那样的深沉。那天夜里他起来过两次，其中一次还开灯看了看表，我都知道，都清楚，却都对我的睡眠没有影响。不仅是没有影响，还有帮助。有点像小时候，在家里，深夜，睡得迷迷糊糊时看到走廊里亮起了灯，听到了夜归的爸爸妈妈的脚步声衣衫摩挲声，会越发深沉、安心地睡去。这才相信，神经衰弱的确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疾病。睡在身边的我的丈夫赶走了我孤独于世、无所归属的焦虑、紧张、忧郁，给了我安定和踏实。但是这天夜里，失眠症卷土重来。他说去敦煌，去了敦煌回来后再去哪里，新疆吗？一切都是即兴的，得过且过的，实用主义的，没有计划没有想法没有明天不计后果，包括他同小唐那个下午的性爱。婚前在给我的信中他说：“关于以后安家的事，你尽管放权于我，由我安排，咱们绝不会比任何家庭差！”这话对我可说正中靶心，比任何表示爱意的甜言蜜语都具吸引和效力。所以来兰州后，面对一个接一个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混乱，我始终笃定，踏实：他会有安排，会有解决处理的办法。是在他说去敦煌时信念突然地动摇了，立刻摇摇欲坠。我一直不肯正视，现在不得不正视了：他不是我希望、我以为的那种人。天快亮的时候，我想，先回家吧，我母亲家，尽管也是权宜之计，却合情合理，更主要的是，我想家了。他安睡一夜，中间只翻了几个身，我躺在他和墙之间静静等他醒来。他醒来后，我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欣然同意。这“欣然同意”令我轻松的同时也感到了悲哀。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忙于买票，采购，同各方告别。兰州的甘肃特产有很多适合老年人的补品，百合干，人参果，红芪，黄芪，枸杞……我们把要买的东西列了张单子，拿着它在各个商场的各个柜台前跑来跑去。每买好一样，彭湛就用香烟在单子上那个物品名称的旁边点上一个洞，直到单子上该点洞的地方全部点满。那两天里，我是快乐的。
到家的时候是傍晚，妹妹带车去车站接的我们。在火车上时他一直有说有笑，快到站的时候，话突然少了，心神不宁。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有点紧张，这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心不禁很柔软地动了一动。到家洗洗手就吃饭了，小英熬的粥，放了七八种粮食，大、小米，红、绿豆，麦粒，薏仁，花生，还有枣，黏黏的，稠稠的，非常香；炒了几样素菜，切了自家腌制的泡菜，蒸了一屉烫面灌汤包。包子馅以猪肉为主，另外放了香菇和洋葱。香菇洋葱与肉混合一起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类似植物味的异香。母亲的生活经验丰富无比，小英在她的调教下，都可以去馆子当厨师了。按我们家的饮食习惯，晚饭一向只喝稀的，或粥或面条，包子是单为彭湛准备的。母亲说，男孩子，晚饭也得吃点干的，不然顶不住。我笑母亲，说他都三十多了还男“孩子”，母亲说他就八十岁在我面前也还是孩子。我们母女说这些话时彭湛始终没吭，只是在该笑的时候笑一笑，该点头的时候点一点头，一个灌汤包乒乓球大小，他也要分作两口来吃。吃完饭去客厅聊天儿，母亲问了他许多问题，比如父母哪年去世的，都什么病去世的，他一直都干了些什么，现在的单位怎么样等等。问一句他答一句，问什么他答什么，坐在长沙发的角落里，腰板直直地挺着，两手交叠放在腿上，微黑的面孔又变成了青石色，打眼看去，眉清目秀的还真有点像个孩子，一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乖孩子。看着他和母亲交谈，我忽忽悠悠地想，他二十多岁就没了父母，结婚时又找了那样的一个女人，多年来没人管没人问的生活使他长得有些歪了。彭澄说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如果我好好对他，关心他影响他，怎么知道他就不能够变一变呢？晚上上楼睡前，我去跟母亲道别。母亲对我说：“这孩子不错。”我没跟母亲说在兰州的事情，说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干吗要说？刚上楼彭湛马上迎过来问我：“你妈说什么？”“说你不错。”他的情绪立刻高涨，张张罗罗从箱子里往外收拾东西。
第二天是星期天，姐姐妹妹们早已知道了我携夫归来的消息。由于我的迟迟未嫁，我的“夫”是个什么样子成为了大家心中一个很大的悬念，时间越久，悬念越大，所以这天中午刚过，姐姐妹妹们全都回来了。大姐的儿子面临中考，正在紧张的复习阶段，也跟着来了；二姐是自己来的，从博山驻军医院乘了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三姐和两个妹妹携夫带子，半小时内相继拥进了家门，家里面顿时人声鼎沸。我叫着彭湛一块儿把从兰州带回的东西一一分给大家。比起别的女婿来，母亲对彭湛似乎有着一份格外不同的感情，许是因为彭湛没有母亲的缘故？我们家其余几个女婿的母亲都健在，包括大姐夫。彭湛很快就感觉到了来自母亲这方面的特殊关爱，日前的紧张一扫而光，趁着分东西的工夫，叫姐姐，叫姐夫，认妹妹妹夫外甥外甥女，活跃，亲热，自然；并且一个人包下了晚上聚餐的大菜，菜做得也好，博得全家上下的称赞。
吃饭时母亲让开了一瓶五粮液，彭湛喝多了。姐夫妹夫都不擅酒，每人象征性地抿了一小杯，一瓶酒几乎全让彭湛一人喝了，直喝得他脸色煞白，神情淡漠，缄口不语，大家还没走时他就上了楼，不一会儿就睡了，呼声响得站在楼梯口都听得到。我送走了姐姐妹妹们，跟母亲说了会儿话后，也上楼了。洗完后进卧室，刚到床边，正睡着的彭湛猛地坐起：“不行，我得吐——”话音未落就欠身向外张大了嘴。我一把抓起床边的一个服装袋撑开对准了他，刚刚赶上接住那喷涌而出的黄褐色半流体，哗哗地，沫子不时飞溅到我的手上，服装袋沉甸甸地向下坠着贴住了我的大腿，热呼呼的，散发着强烈的酒味和被胃液搅拌过的饭菜味。他开始干呕，一声一声，“呕呕”地让人不忍卒听。我深知呕吐，当年乘船进岛出岛，吐到最难受时就是这种时候，这个时候胃内容物已经吐光，肠胃却仍在痉挛，再痉挛下去，就会吐胆汁，吐血。他吐了血。我去卫生间将袋子里的呕吐物倒掉，然后对了温水让他漱口给他擦脸擦脖子擦手，他平躺在枕头上闭着眼睛，软弱得一动不动。后来，他又睡了，这一次睡得平静深沉。我却没有睡好，他轻轻一动我就会惊醒，像一个睡在病孩子身边的母亲。次日醒来他第一句话是：“别告诉妈妈。”他说“妈妈”，不是“你妈”，使我异常感动。
早饭后，按照事先安排的，我和他去英雄山看父亲。英雄山有个烈士陵园，是小时我们常被带去的地方。那里埋着许多在解放这个城市中牺牲的解放军官兵，一人一座石刻的墓碑。陵墓顺着山体的坡度而建，一排一排，排与排之间隔着松树，有风吹过，松涛声声。头几次去心中很是肃然，怀着景仰和一种莫名的羡慕，去的次数多了，也就渐渐淡了。后来政府号召火葬，有关部门顺势在这里建了座公墓，这里寻常百姓是进不去的，需有一定党政军职务，骨灰的存放秩序也要依据此人生前职务高低。每走进这里我心里都不舒服，感到一种无奈的悲哀，为了父亲。他肯定是不需要这些个的，却是身不由己；我们也是。打开属于父亲小格的小门，父亲在里面对我们微笑，那是一张他七十周岁生日时的照片，高额头，深眼窝，一头雪白的银丝浓密整齐向后梳着。彭湛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说：“你爸爸很漂亮！”
看过父亲，我们顺路去了烈士陵园，这也算是这个城市的一景。彭湛看过之后颇不以为然，无论对它的规模还是风格。他说如果听他的话去敦煌，他就可以带我去途中必经的高台烈士陵园看一看了。一九三六年冬，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的三千八百多名官兵与六倍于己之敌奋战二十天，最后全部战死高台，其中包括军长董振堂。彭湛让我想象一下，三千八百多人的烈士陵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说：
“董振堂那年可能四十岁不到，要能活到今天，至少是上将了，会有一栋小楼，终身配有秘书司机公务员警卫员炊事员。可是他死了。叶帅为他题了诗，”彭湛一句一字背了这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就此，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说了很久，甚至一点一点、不厌其烦、非常细腻地给我描述高台烈士纪念堂里一张年轻女护士的照片，是马步芳匪帮给照的。照片上她人已经死了，被钉在了一棵大树上，大概是为了不让她倒下。十几个持枪的男人分站在她的左右前后，兴高采烈地跟她合影。我默默听他说，但不知他为什么说。最后，他说：“董振堂早先是冯玉祥的部下，那时对自己要求就非常严格，曾向他妻子下过保证他这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娼，不讨小老婆，直到八年后牺牲，恪守诺言。……我父亲曾是董振堂的部下，对他非常推崇。”我想，噢，原来如此。但接下去他说的话，使我发现还不止如此。这时我们已经下了山，山下就是公共汽车站，好几路，他说别坐车了吧，走一走。
“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觉着活着没劲，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毫无变化，也看不到什么变化的迹象。一个男人，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听到的看到的都是那些，受到的教育也是，有几个心里没有过英雄梦、伟人梦？当兵后转业，是对我的第一次打击，后来是父亲母亲去世，再后来是结婚生子，使我觉着所有的梦想都离我远去了，我却无可奈何。刚才说到董振堂时你用了一个词儿，‘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