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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衣社就是他的“好风”，湖南籍首脑一面是大积累、大手笔，另一面则是不谙官场深浅、张狂幼稚得近乎“五谷不分”的纨绔表现，更是他的“好风”。搭乘着蓝衣社的大船，以同样可怜的区区145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闽变”，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过危机；他上下其手，使“机场大火案”一举平息……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这就是彻悟后的戴笠。
他终于兼并了调查课，终于有了使人闻风丧胆的“戴笠组织”。但，事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中未尽职者”（邓元忠《白瑜访问》）。如果说，他不重视来自朝天宫的这种批评的话，那么，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官场“舆论”。不管以后是谁的天下，这样的失职都是要追究的。剽窃天下者只会以更理直气壮、更理所当然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
他只能追随蒋介石。如果说蓝衣社曾经是他权力的基石的话，那么，蒋介石是他更根本、更要命的背景……
23日下午，饥肠辘辘、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终于在勉强透进房间的一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留下自己的一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戴笠绝笔。”
23日这一天，与戴笠一样，产生了近乎绝望感的，还有胡宗南。
南京混乱一片时，三千里外的胡宗南，一面命令数万部队逼近西安，另一面，则悄悄召集了河南书记萧洒。在密室里，他“一笔不着、尽得风流”地在硕大地图上，用蓝铅笔为萧洒圈描出一个十字形地域。
这个地域，东至淮泗，西抵陇东，南至大别山，而北向西安，进可攻，退可守，“尽得天子之气”。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么，这个“铁十字架”可以轻易地问鼎中原，直逼南京。10年后朱毛的纵横万里，也正是从经略该地开始。
胡宗南言语含蓄地命令萧洒：三月之内，利用河南蓝衣社的惊人势力，把“十万民军”扩充为“百万民军”。他神色淡然地说，这是“张子房、刘伯温之功”。
萧洒心领神会。回到开封后，他大量征集遗失在民间的枪支，招兵买马。他要求每一个乡镇都组织一个民团，一时之间，河南“团长”、“司令”满天飞。到23日，河南民军已扩张至三四十万人。
但“旁观者清”，几乎是宋美龄一抵达西安，胡宗南就意识到“释蒋在即”。对河南的如此“异动”，难道蒋介石不会有任何疑心吗？调查萧洒的话，谁又能保证萧洒不会招供出他呢？
他只能祈盼戴笠能活着回来。祈盼释蒋后不可避免的调查清洗，会是由戴笠来进行。他第一次意识到，戴笠已不再是那个仰仗着他、需要他来庇护和照顾的“小老弟”了。
一个阴毒的设想掠过胡宗南的头脑。他打算着，一旦戴笠与蒋介石一同活着回来，他就先下手为强，丢掉萧洒这个“卒”，以保住自己这个“车”。
各怀心思的23日，两个有着绝代风华的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周恩来；女的是宋美龄。对这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宋美龄后来写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这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这一天过去后，24日，宋美龄措辞强硬地对张学良表示，倘若25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愿与西安“同归于尽”。
然后，在大风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绽放了。这一天是西历的“平安夜”。当晚，冒牌的基督徒蒋介石，她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在这一夜扮演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飘飞中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的一夜。
在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中，长期有一个约定，圣诞钟声敲响之际，谁先叫出“圣诞快乐”，这一天的家庭活动就由谁安排。1936年的圣诞节，在西安，是蒋介石赢了。
6
史沫特莱的文稿，记录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情形：
“……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
当夜，蒋介石留宿洛阳。张学良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蒋介石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申报》的号外报道，“场内外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了第一个手谕：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停办《中国日报》是一个象征、一种姿态，表白的是蒋介石解散蓝衣社的决心。随后，蒋介石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朝天宫更加震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蒋介石带着3名外国基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镇，开始8天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就在这8天里，随着戴笠、肖赞育、曾扩情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任、顾两人，在“火并”后是否意欲不受“团体”控制？是否经常交谈“打倒一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八九”一类的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早在1934年秋天，这两个人就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议都极端隐蔽，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随后，他开始调查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束手就擒；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学良发表过广播讲话。这两人都令蒋介石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确凿，处置也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进了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河南扩充民军的声势太大、动静过于招摇，被蒋介石认为“必有异心”。富有意味的是，对萧洒，戴笠亲自主审，萧洒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组织民军是为“稳定地方、救出校长”。几天的审问后，戴笠以“似有异心、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人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罪名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之二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1936年，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气派的洋房，以他9年的每月区区400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的一大笔钱。同时，邓文仪的父亲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绑票。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了他，当着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的父亲绑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当时朝天宫共有经费20多万元，事变中，蓝衣社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蒋介石认为，这是“以国家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不论是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可以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了邓文仪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检讨。
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到，“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
一直到1937年2月，蒋介石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道，“委员长老了许多”。似乎那惊涛骇浪的14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成了一个老人。
这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蓝衣社最早的3个常务干事。最先接见的是腾杰。在蓝衣社经受了5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历程，这个不过32岁的青年，似乎已无当年的热情、自信和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含蓄、深沉起来，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显示着他身体里，还潜伏着的、一旦有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他在蒋介石面前似乎也拘谨了，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蒋介石。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的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腾杰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腾杰之后是康泽。对康泽，蒋介石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他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道了”来打断康泽。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的任务：由顾祝同代表军方，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周恩来等人谈判红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蒋介石才表情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他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一个午后，蒋介石召见了贺衷寒。这次召见的时间很长，对这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认为“脑后生有反骨”的人，蒋介石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就想改换门庭？！……”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他笔直地挺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据说，蒋介石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蒋介石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私人的念旧，还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顾念起近10年前的黄埔，他还是一个势力单薄的武夫时，那个亲近他、推崇他的年轻才子呢？还是仅仅考虑关、杀贺衷寒的话，会使许多仍然追随贺衷寒的人心灰？……
一切都已经无可考证了。但，贺衷寒此后10余年的郁郁不得志，从这个午后开始了。三个多月后，他被派出国，赴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蒋介石对高级军政干部免职的习惯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
在西安被俘特务处人物王新衡，几十年后信誓旦旦地说，贺衷寒在出国以前，“曾受到更严重的处罚”。不过对此，肖赞育、袁守谦一直坚持“绝无此事”。
1937年3、4月间，蒋介石的再一道手谕，终于到达了朝天宫。手谕很简短，但充满着威严、不容更改的语气：“……即日起，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第二十章安魂曲
1
1937年7月7日，在午夜前不久的黑暗里，一队日本士兵，人数是区区的135人，在宛平县城附近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开枪射击。此后三周，夹杂在谈判、妥协里的，是零零星星的枪声。这枪声到7月28日，随着日本首相在东京发出“根本解决中日关系”的叫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