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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典失收新词新义，当然不只“读”字一例。比如“变脸”这个词，这几年同样很活跃。我们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道：北京西客站变脸/《新华词典》修订后大变脸/手机变脸/首都机场大变脸，等等。可是我们去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它只有“改变脸色（多指发怒）”、“川剧表演特技”两个义项，没有其他解释。“北京西客站变脸”、“手机变脸”等这些用法，并不是临时的比喻用法，而是有了新的已经固定下来的比喻义。凡是事物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变了样，都可以说变脸，这是由比喻引申出来的新义。对于这些已经固定下来的新的比喻义，词典是应该收录的。
词书如果脱离群众的语言实践，不仅词书面貌显得陈旧，其实用性也会大打折扣。试想一部词书，如果读者想查的词，在词典里老是查不到，那将是什么感觉。我们希望词书编纂家们，尊重群众的语言实践，下大功夫，多努力，用科学求实的精神，编出一部“有高的质量，有不同于已有的词典的鲜明特色”（吕叔湘语）的新词典来。
词典：规范性和多功能
王希杰
我最喜欢的、常用的词典，就汉语词典而言，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因为它们有权威性，很实用。当然我也很推崇《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等，因为它们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也很有权威性。它们都是许多有成就的学者的多年的心血的结晶，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学术水平，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词典的编写者，有的是我的朋友。我有时也同他们开玩笑，指出其中的某些不足，但是，我总是对他们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我也说过，《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者自己甚至也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一生劳作的伟大价值，这价值也许要等到若干年后才能够真正认识到的。
《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都是集体项目，其历届负责人都是大学者。《现代汉语词典》的许多编写者从大学毕业开始一直到退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这部词典，甚至退休之后还在忙这部词典。词典的编写虽然也需要聪明灵活机智和才华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踏实勤奋，只有能吃苦的人才能编写词典。才华横溢的人是干不了这活儿的。资料是词典编写的基础，没有语料库就来编写词典，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大厦！《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基础是：那许多学者勤勤恳恳地年年月月日日地收集语料，很长时间里，干的是手工活儿，而且是默默无闻的——不能出什么论文专著，评职称是大吃其亏的！《辞海》和《辞源》的修订，《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的成功也同样是因为有许多学者共同建立了语料库。我知道，许多为这几部成功的词典做了许多资料工作的人，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词典上，我也非常佩服他们。
这些词典有一个共性：规范性。从中国词典的祖师爷——东汉的许慎和他所编写的、中国词典的开山之作《说文解字》开始，规范意识（或时髦一些叫做“情结”）就是中国词典的生命线！“典”者，规范也。从规范意识角度上说，二十世纪里，最有规范意识的词典就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主持人吕叔湘、丁声树等在规范问题上，不但是非常自觉的，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千百万读者和海内外各界人士也把这两部词典当作是最规范的、最权威的。这其实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处的这个商品时代最讲究的就是包装。包装几乎成了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以假乱真的代名词了。商品时代的学术也非常讲究包装了，于是“包装了的学术”就身价陡增了。在学术已经成了商品之后，在学术的商品市场上，谁个叫唤、吆喝得声音越大，当然就越有社会效益！“学术包装”花色品种多种多样，无奇不有。其中常见的是名称术。例如，胆子要大，要敢于在宣传中使用最高级形容词，什么“最大”、“最新”、“最全”、“最多”、“第一”、“创造性”、“多功能”、“多用途”、“规范性”、“权威性”、“国际水平”等等就是最常见的。
“媚俗”，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以词典为例，什么“规范词典”、“多功能词典”、“×用词典”……犹如雨后春笋。我总是感觉到非常的可笑：词典中的“典”就是规范！就是标准！如果不能作为规范和标准，还要词典干什么？选词、释义、用例、编排不规范，还能叫做词典么？难道《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就不规范么？今天中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多方面生活中，人们都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标准、为规范的。这应当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既然词典的生命就在于规范，词典的特点就在于规范，绝大多数词典都是力求规范的（做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就宣布你的词典是第一规范的，在商战中是不允许在广告上宣称自己是本市“最×”、“第一×”，好像是违背了公平竞争法，打击、贬低了同行。不过事实上，这样的广告是满天飞的。其实顾客也没有那么傻痴呆的，我就不相信自称是第一规范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比《现代汉语词典》或《新华字典》更规范。原因何在？
原因是《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具有强烈责任意识，编写者是认真的，这两部词典是许多学者多年的辛勤劳动的结晶。王同亿完全可以在他主编的大词典上加上“规范”的字样，然而，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规范要本事和工夫。
如果说用处和功能，在我看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等，都是“多功能”的、“多用”的。《新华字典》可以改名为《十用新华字典》：一用是查汉字，二用是注音，三用是释义，四用是查词，五用是做文章，六用是读书，七用是辨疑，八用是繁简对照，九用是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风俗人情，十用是提高文化教养……谁能说《现代汉语词典》就只有一种用途呢？
词典的编写是老老实实的事情，词典编写者想占有市场并不错，但是，只能是、也应当是老老实实地去占有。凯撒说：我看到了，我来到了，我占领了！今天中国的词典市场上，谁敢重复凯撒的话？我想，我上面说的那几部词典的编写者是有资格这样说的：“我们看到了词典市场，我们来到了词典市场，我们占领了词典市场。”
滇西北文明：正被揭示的与将被毁灭的
■ 老 峡 萧亮中
问（老峡）：首先祝贺你的新作《车轴》问世。记得在2000年，《南方周末》地方版曾发表过你的一篇题为《车轴村风俗观察记》的文章，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车轴村的一个小片断，而《车轴》一书又写到这个村落。你是如何想到这一个村落的？
答：（萧亮中）云南中甸是我的家乡。我从小就浸染了其中的多元文化。学习人类学后，我更是发现这样的文化形态在西南一带是一个很普遍的类型，而这又与移民和土著、中央和边疆政治力量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在新时期，这样一个小村落对全球化的反应也非常值得研究。按照人类学的惯例，我照例要选取一个村子做调查，从民族志的角度来以小看大。就我个人来讲，我首先是一个当地人，但又有着异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经历，并经过一定的人类学科班训练。我想，自己能不能尝试去跨越“外来者”和“当地人”两种不同的角色？这种尝试也包括去跨越外来人类学者和本土人类学者各自的研究局限。
问：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答：我希望能在保持一定距离和客观化的同时仍然有一种亲切感。人类学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参与观察。参与观察其实就是一种学文化的过程：调查者要不断反思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这样才会逐渐认知地方族群的文化和行为。照我原先的想法，我认为这很容易做到，因为一个调查者进入社区，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语言、生理、价值观这样一些变化，而我一直认为这些对我是应该没有障碍的。
问：我认为你是在城乡之间自由地穿行……
答：可以这样说吧。但尽管我在语言和生理上能很愉快地进入当地社区，但我还是觉出了自己的不适，像价值观这类东西，我就已经与当地人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一点我起初也没有想到。
问：你毕竟从金沙江边走出来一些年头了。
答：是吧。我在适应城市的同时也与乡村发生了一定疏离。所以，我也一直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角度，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就拿访谈内容来说，我设计了框架，重点设计了一些很感兴趣的问题，但当地的老百姓却觉得有些问题没有意思，也理解不了，或者干脆就无法回答；而他们觉得有意思的，我却又一直在熟视无睹。
问：我觉得你还是最大限度地走了进去，对村落有了一定的真实描摹。我想这是不是与田野调查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你在书里一直强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似乎有一种学科“准入证”的味道。我想问这里的田野调查有什么具体要求和规范？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各种对文化的探寻方法和田野调查的区别？
答：这里有个前提，作为民族志来说，如果我们从“记载”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志”，那就应该是完全真实的，是对地方文化的实录。但尽管这样，学界对人类学作品的真实性争论还是由来已久，个别人从田野调查资料推演得出的文化原理也会受到其他人的质疑。客观地讲，每个人从自己角度出发的研究其实都先天地带着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样的视角表现在作品里，也是对文化的不同角度的诠释，但这样的诠释是要能自圆其说的。学者认知文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人类学有一套独特的手段，那就是严格要求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材料。因此，田野调查也被称为人类学家的成年礼。如果是在这个层面说，它被称为“准人证”也未尝不可。田野调查有一套严谨的规范：包括与被调查对象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参加日常生活，建立社会关系，还要随时随地进行单调、费时的观察记录。更为苛刻地是，由于调查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地方族群进行缜密观察并做出文化描述，它甚至对调查时限都有着严格限制，这就是至少要求调查者在被调查社区度过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的生活。
问：这样看来，人类学家与记者采访和文人采风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