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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林荫接受了苏检察长的意见，力主治安处罚。除了牛明，其它人都同意这个意见。黎树林简直把话说明了：“既然判不了刑，就治安处罚，劳动教养也是治安处罚，程序还简单，批起来也容易。虽然不是刑事处罚，可跟服刑的效果一样！”
牛明说：“够刑事处分你不移送，那可是漏罪呀！”
黎树林说：“漏不漏罪得检察院说话，只要他们不管，咱们就处咱们的！”
两名歹徒的处理决定做出，黄建强的案件也该平反了。然而，事情却不那么简单。因为指控黄建强的几个家伙都是大军子手下，他们咬住不放。而公安局和检察院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是诬陷。无论是李丽还是其他同学的证词，只能证明黄建强是正当防卫，是在枪支即将被抢的情况下开的枪，却不能证明这是蓄意安排的陷井，再加上“老刀”等三名歹徒已经逃跑。这样，黄建强虽然恢复了自由和名誉，却无法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最后，由检察院和两名歹徒赔偿了一万元钱做罢。市公安局和黄建强本人当然不甘心，在这种情况下，于海荣受万书记委托召开了协调会，说：“万书记说，这事闹大没什么好处。被抓的是清水市公安局的警察，抓人的是清水市检察院，里外都是丢清水的脸。多赔点钱算了。公安党委要做好黄建强的工作，要他从大局出发，忍让一点。对了，你们还可以在别的方面给予一点补偿，现在他是什么级别……副股级侦查员，那就提为正股，如果有位置，可以安排实职！”
市委书记说了话，谁还能说啥？令人安慰的是万书记最后的指示。刑警大队串动了一下中层干部，给黄建强安排了一个刑警中队长职务。黄建强挺好说话，再没说什么，甚至还安慰林荫说：“林局长，您别再操心了，清水的事情就这样，这事能够翻过来，我已经很满足了，还有多少受冤的无处申诉呢？林局长，说客气话我不会，今后你看我的，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把劲儿全使到工作上！”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上报劳动教养的两个歹徒没有批。理由一是证据不足，二是应该追究刑事责任。这太出林荫意料，忍不住给谷局长打了电话，发了火。谷局长沉默着听他把话讲完，才淡淡说：“你说得对，不是证据不足的问题。我也想批，而且想多批几年，可是，有些事我也没办法……不要问了，你的路还长呢，不批也不一定是坏事，当浓疮还没熟透的时候不能做手术，明白了吧！”
牛明知道这事后说：“怎么样？按我说的来了吧，还是过卷吧！”
正如苏检察长说的那样，案卷移送检察院不久，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待两次难以补充后，宣布不起诉，二歹徒当庭释放。
对此，市公安局只能安慰自己：不管怎么说，也拘了他们一些日子。
黄建强当初被逮捕时，一些新闻媒体都进行了报导，也包括本市的电视台，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这回放出来，林荫和苗雨联系一下，要她带摄像记者来报导一下。苗雨在电话里悄悄说：“这恐怕不行，我已经跟领导提出来了，可领导说这事有损我市形象，不能报道！”
林荫听了十分生气：啊，警察被抓起来满社会宣传无损形象，放出来反而有损形象，这是哪家的道理？通过别的渠道了解一下，才知道上两次苗雨关于公安局的报道都受到了市委领导的批评。特别她那段“我市治安形势并不乐观，种种迹象表明，黑社会势力比较猖獗”问话，更惹恼了万书记。万书记说，清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怎么成了“并不乐观”？哪来的“黑社会比较猖獗”？这纯粹是给清水抹黑！林荫听了这个消息，深感压力沉重。想安慰苗雨一下，却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第十一章
不用你们套近乎，犯到我手里该咋办还得咋办
（2000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
1
黄建强事件引起了连锁反应。在他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三天，有一个男人走进了林荫的办公室。
来人四十岁左右年纪，身体清瘦，瘸着一条腿，手中拄着拐杖，可是神情坚毅，穿着一身合体的税务官服。
他就是税务局被砍伤那个收税员，名字叫刘正。坐下后，接过水杯对林荫说：“自从黄建强进去后，我就没再找过公安局。一是黄建强因为我的事进去的，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也感到警察们很难；二是我被砍时，目睹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可公安局硬是查不出凶手，也让我有点信不着了。三是我被砍是在收税发生冲突之后。那些歹徒砍我的时候还说：‘瞎了你的狗眼，谁的税你都敢收？！’结果，我被砍后，那个配货站的税再也没收过。四是我被砍伤后，把脾摘除了，都是我们国税局花的钱，花了好几万，现在不上班也一分不少挣，不少人劝我算了。可我忍了这么长时间，却怎么咽不下这口气，现在，公安局长换了，黄建强出来了，我这案子是不是也该有个说法了！”
林荫对这起案件早已知晓，只是一直没来得及着手查。现在刘正找来，当即表态：“请您放心，我们立即开始调查此案，一定给您一个说法！”
刘正却体谅地说：“林局长，只要你有这个心就行了，我知道，案子一牵扯到大军子就不好办，所以，你也不必太着急，我等着！”
刘正说完就走了，可林荫却没有等，决定立即着手调查。在家中休息、恢复身体的黄建强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刻到局里主动请缨说：“当初，我是因为查这案子进去的，现在，还让我查吧！”林荫担心他的身体，他却说：“我的身体是弱一些，可没大的毛病，要是不让我查，硬在家憋着，恐怕还真憋出病来！”于是，林荫答应了他的请求，组成了由黄建强任组长的专案组，刑警大队副教导员秦志剑直接领导专案组的工作。
可是，调查进行得并不顺利。秦志剑和黄建强是这样分析的：税务员刘正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砍，一定有很多人看到。而他被砍的地方又是闹市，附近都是商家和商贩。被砍时，他正在向路旁的几户商贩收税。如果别人推托说没看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正在被收税的几家商贩是一定看见了。在当初开始调查时，他和秦志剑就对那几家商贩进行了定位，确定了几个重点对象。可他们却怎么也不承认看见了，秦、黄知道他们是害怕报复，就改为暗中调查，晚上去其家去做思想工作。当时，还真有一个叫石儒的商贩有了活口，可就在这时出了事，黄建强被抓了起来。石儒从此就把嘴闭死了。
黄建强重新出马，第一个还是找石儒，可石儒仍然死不开口，咬定什么也没看见。第一次不行，找第二次，第二次不行第三次，可第四次就找不见人了。石儒家里人说他外出进货去了，可迟迟不归。石儒妻子对黄建强央求说：“你别找他了，让我们过几天安稳日子吧……”
多气人，倒成了警察不让他们过安稳日子了。
调查陷于困境。
可是，还有希望存在。躲避在外的石儒给林荫写来一封信说，刘正被砍时看到的人很多，有的比他还看得清楚，还点了几个名，什么王士民，李聚财、曹子明等，都是附近的商贩。还说，他们背后还议论过这事，但是都害怕，不敢作证。如果公安局能让这几个人先开口，他石儒就出来作证。否则，他就躲在外面不回来。
怎么办？秦志剑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向林荫汇报时感叹道：“这就是咱中国的老百姓，砍你的时候，他心里想，反正没砍我，不管；等砍他的时候，你又想，反正没砍我，不管。结果，恶势力更加猖獗，最后砍谁都没人管了。这真是民族的悲剧！”
黄建强则叹口气轻声说：“也不能都怪老百姓，他们形成这样的品性是有原因的！”
林荫一时也拿不出好办法来。公安局的工作很多，不可能长时间在这样一起案件上派专人经营。最近，白山市连续发生几起入室盗窃案件，怀疑是流动作案，地区公安局部署全区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一次人口整顿活动，需要大量警力，无论是刑侦、治安部门还是城乡派出所，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夜以继日工作。林荫只好暂时解散专案组，自己也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项工作上来。为了使工作扎实进行，不走过场，他几乎天天深入基层检查。这天夜里10点多，他又赶到城郊派出所。
2
走到城郊所门外时，见办公室都亮着灯，人出人进的，一片忙乱景象。从窗外向里看了看，每个屋子都有民警在工作，都是两人一组，面前有一个询问对象。走进屋子，路过小会议室，见里边有七八个人，有男有女，个个破衣烂衫，脸色憔悴，神情阴郁，目光呆滞，倒倒歪歪，一个男人还斜靠在一个女人怀中，头上缠着白布，透出殷红的血迹。
赵所长发现林荫，急忙迎出来。林荫问会议室的几个人是怎么回事，赵所长回答说，是晚间巡逻在火车站附近发现的，因为都没有身份证，就带回来审查了。林荫又问头上受伤的人是怎么回事，赵所长说：“刚才问了问，好象是在大桥镇被人打的。”林荫心里一动：“谁打的，因为什么打的？”赵所长说还没来得及细问。林荫就走进会议室，亲自询问起来。
会议室里一共七个人，五男二女，身材都较瘦小，一看就是南方人。问了问，果然，是湖北农村的。那个头上受伤的中年男人听说公安局长来了，挣扎着坐直身子，林荫这才看清，他那清瘦的模样有点象自己在农村的哥哥，再问下去，知道他叫皮佐林，扶着他的女人是他妻子，另外几个人都是他的亲属，什么姐夫内弟表兄的。问到他受伤的情况时，几人现出又恨又怕的神色，可又沉默着不回答。林荫再三问，皮佐林的妻子眼泪下来了，用不太正规的普通话说：“局长，您别问了，俺们要回家，清水这地方俺这辈子也不来了！”说着流出屈辱的眼泪。
这种情形，使林荫更想问下去。赵所长也在旁帮腔：“这是我们公安局林局长，一把手，最主持正义了，谁要欺负你们了就大胆说，我们一定给你做主！”又施加压力道：“你们没有身份证，又不说实话，能放你们走吗？再说，你们身上又没有钱，就是放你们走也回不了家呀，湖北那是多远哪！”
赵所长的话打动了他们，两个女人都流泪了，男人也低下头。林荫终于听到了实话，气得心咚咚跳起来。
原来，他们来自湖北农村，那里人多地少，自然条件本来就差，再加上去年受灾，生活困难，就结伙出来打工。来到清水后，被大桥镇一个叫“偏头”的人雇佣下来，为他新建成的酒店搞粉刷装璜。累死累活两个多月，好歹活儿干完了，可“偏头”却鸡蛋里挑骨头，说质量不行，大骂一通，不给一分钱反倒让他们赔偿损失，他们反驳了几句，“偏头”就找来一些地痞流氓，不但把他们毒打一通，还扣下了他们的身份证，皮佐林因为反抗，头部被砍了一刀。
林荫听了，气得肚子鼓鼓的，在清水居然还有这样的恶霸。妈的，不能饶了他。正想说话，皮佐林又说：“有人告诉我们，他是当地一霸，这酒楼自动工到建成从没花一分钱。挖地基时雇一伙人，完工时说质量不合格，把人打跑，再雇一伙人砌墙，墙砌完了，再将人打跑，然后再另外雇人建房盖，然后再打跑。人家说了，他雇了好几批人，没有一份能领到工钱的。现在打工的有的是，他雇的又都是我们外乡人，谁斗得过他？我们害怕，就连夜搭车逃出了大桥镇。可是，到了火车站时却没钱买票上车，正在犯愁，就被派出所带来了！”
皮佐林说完，赵所长对林荫说：“是这么回事，他们在车站附近转，我们巡逻民警发现了，一盘查，还没有身份证，就带回所里。”
林荫听完，直觉嗓子发干，又问他们为什么不向公安机关报案。皮佐林用他那湖北标准话悲愤地说：“俺都是外乡人，举目无亲，谁能管俺哪？他说了，他公安局、法院都有人，跟你们都是朋友。打我们的时候，还让我们到派出所报案，俺们……俺们敢吗，派出所的粉刷装璜还是他让我们给干的呢……局长，俺们认了，俺谁也不告了，俺只是想要回身份证，挣俩路费钱回家……”
在皮佐林说话的时候，林荫再次感觉到他象哥哥，心里酸溜溜的。听完倾诉，确认他们说的是实话，压抑着心中的气愤，嘱咐赵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