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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同亿主编的词典中，完全把规范置之度外，随便什么东西都成了词目。“接二连三地逛酒吧间”呀，“混在一起寻欢作乐”呀，“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呀，“使现出有液体溅过的样子”呀，“发出雷鸣似的回响”呀，“对某一信条、意见或作法固执地和盲目地依附的”呀，“刺女巫嫌疑犯的人”呀，“健康的脓”呀，“垫高小猪”呀，“容被赶小雄海狗”呀，“拉老婆舌头者”呀，诸如此类，数以万计！还有什么“请勿践踏草地”、“禁止通行”、“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之类告示性的一般句子和“天啊”、“天哟”、“好哇”、“好咧”、“好极了”之类的感叹句也都成了词目。更绝的是，居然从抄来的例句中摘出若干文字充当词目，如从“女招待员即将记取你叫的饭菜”中摘出“叫的饭菜”，从“由乘火车改为乘公共汽车”中摘出“改为乘”，从“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爵爷”中摘出“是什么意思呢”，从“这一卷中有很多地方使人发笑”中摘出“使…发”，等等。别人编词典，是先有词目，然后有注释和例句；王同亿则相反，是先有抄来的例句，然后从中摘出“词目”。这些所谓“词目”，只是几个汉字的杂凑，既不是词，又不是词组，也不是句子，什么语言单位也不是，什么意义也没有，怎么能充当词目？这样的“词目”，有谁需要查？怎么可能去查？
如果说约定俗成的辞书编纂规范缺乏权威性，没有约束力，那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等项原则，可都是上了宪法的最权威的规范，具有最大的约束力，理应坚决遵照执行。但辞书的出版商又是怎么对待的呢？还举王同亿主编的词典中为例。在这里，释“反革命”为“反对前次革命的革命”（“反革命”居然成为“革命”），释“知识分子”为“致力于空洞的心理研究或思考，并经常不恰当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自称属于知识精英或上层知识界的人”，其谬误之严重，令人震惊！又如，释“神”为“作为最先的也是最终的宇宙目标的一成不变的完美的生物”，释“灵魂”为“生命的非物质的实质或本质，生命的本原，推动生命或个人生命的根源”。还有如：“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的消灭宗教”，什么“我保证忠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丧失国格，莫此为甚），什么“尽管乍一看可能很荒谬，但是唯心主义确实较唯物主义更接近常识”，如此这般，触目惊心！谁能相信这些都出自社会主义中国出版的汉语词典？奇怪的是，这种辞典出版之后，虽然报刊上已发表数十篇文章提出尖锐批评，却依然销行如故。
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新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等，都有一大半是抄来的，因此已引发四起诉讼。对于抄袭剽窃，我国虽有法律规范明令禁止，但是似乎还缺乏细则作具体详尽的规定。如只规定“剽窃、抄袭他人作品”是侵权行为，但是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抄袭剽窃，以致给抄袭者及其辩护士矢口抵赖以可乘之机。他们说，抄袭者是在记录人们对语词的共识，因此虽与别人的解释雷同，却不是抄袭。当反驳者指出共识与共识的表述不能混同时，他们又说“共识的程度越大，其表述上就越易趋同……甚至趋同到表述上的一字不重”，还说什么表述上的趋同是必然的，完全必要的。让我们举一个“趋同到表述上的一字不差”的实例来看一看吧。《现代汉语词典》“一二九运动”条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今北京）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的抗日救国运动。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一步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运动很快发展到各地，为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准备了条件。”《语言大典》、《新现代汉语词典》等书的“一二九运动”条与此完全相同，一字不差。这样的“趋同”，难道是必然的吗？是完全必要的吗？如果这样的“趋同”都不算抄袭，那么世界上难道还有抄袭这一回事吗？希望我国的著作权立法者针对抄袭者及其辩护士炮制的种种谬论，对抄袭剽窃作出明确具体的界定，使抄袭者无法遁形。
假冒名义，鱼目混珠，这是王氏词典的又一特色。一九九三年四月，王同亿冒《现代汉语词典》之名出版《新现代汉语词典》，又冒《新华字典》之名出版《新编新华字典》，使读者误认为他的两本劣质辞书是著名的《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最新版本，上当受骗，同时也使这两部著名辞书的编纂者和出版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对这种非法行为，当时竟没有一个法律规范可以运用来加以制止。这两部著名辞书的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只能用发表声明的办法来澄清事实真相，其效力终究有限得很。那两本伪劣辞书继续通行无阻，其炮制者自以为得计，接着又向《辞海》下手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王同亿任总编辑的海南出版社向全国书店征订《新辞海》。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颁行，其中规定，“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是非法的。
我们迫切需要有更多的法律规范来保护辞书的编纂者、出版者和购买者的合法权益。现在还有许多空白亟待填补。物质产品的质量问题，我们有一部产品质量法可以遵循，消费者购买、使用物质产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可是这两部法律都管不到精神产品。读者买了伪劣辞书，投诉无门，既不能更换、退货，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而生产、销售伪劣辞书的，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不管人们如何批评指责，仍可以像王同亿那样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伪劣辞书将不可能禁绝，还会更加泛滥。
抒臆集
徐庆凯
说“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是孔子一句名言。朱熹谓：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这可称之为知识—人生方式，它综合求知与修身为一体，信而好古，不为天下先，因而常被历代激进主义思想家所批评乃至诟骂，以其保守色彩和缺乏创造魄力也。
然而，冷静下来反思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知识—人生方式中，有着这样几点常被其批评者忽略的价值存在。
首先，这里体现了一种客观的道德人格对主观主义（思想或情绪）的理性制约。历史和传统是前人生活和智慧的结晶，是一种“客观化了”的精神存在，在对它们的解读、模仿、学习，即“述”中，便可直接从中继承人类的智慧和经验。这也是任何创新和改革的基础，它能避免对社会规律和历史背景茫然无知、而又充满盲目热情的激进主义者的悲剧，而且它是从个体内部建立这种制约机制的。对现代学人来说，这一点恐怕至为重要。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己。现代人个性觉醒固然是一种伟大的文明成果，但另一方面，这种觉醒对自我欲望的刺激和肯定，又使现代人功利思想严重以及责任心缺失。故在现代学人的知识—人生方式中，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独断论异常盛行。成功证明手段合理，作为一种伦理依据，严重遮蔽了人们对“手段”的道德立法和理性约束。急于求新，标新立异，以各种手段猎取声名。罗素曾指出：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高妙手段带来的名誉就非常赞赏。现代学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述而不作”这一知识—人生方式中，道德人格对主观主义的制约，还可以从一些大学者走过的心路历程来考察。从这一角度，我们发现，很多大学者越是学问做到成熟时，往往就愈显得“无言”，在论文中就越少主观情绪和个人偏好，材料愈加丰厚，思想愈加朴素，而终抵那种以“客观之眼”观察世界的境界。这就是“述多而作少”或“述而不作”。主观东西日益减少，客观本质就愈呈现得真实、深刻。老子谓“希言自然”也有这层含义。
其次，述而不作，尤其表明对创新、创造、开拓、超越、填补空白等——这些现代学人最喜欢的精神“词语”——的艰难不易的感知。鲁迅对那些整日高叫着“新、新新、新新新……”的急进主义作家就极为反感。德国作家波伏瓦在长篇小说《人都是要死的》之中，曾借作品主角福斯卡之眼考察了自十三世纪以来欧洲六百多年的历史进程，这其中包括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但在其中读者看到的总是那样一些人，他们怀着偏见和冲动，互相攻讦、冲杀和毁灭，到头来“世界还是原来那个样”，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太阳每天升起来，落下去……发生了几次战争，战争以后，是和平，和平以后，是战争。天天有人出生，天天有人死亡。”这可以说是对“作品”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表现的一个极好总结，虽然有些方面带有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宿命观，但它也确乎在深层能使我们看到“作”的艰难不易。至于“作”在学术和创作方面情形，“天下文章一大抄”，以及文坛主角们由“各领风骚数百年”到“各领风骚三两天”，都是最具现实意义的总结。
激进主义者急于变革，往往会走向“作而不述”极端，这是最坏的结果。有人称之为“不读书，而求甚解”。一方面，它使学术研究失去基础和背景，有人就指出美学界不少人，急于构造体系，而实质上连美学基本知识、功夫都缺乏，贫瘠的“学养”使这些理论体系常就是词语制造的空中楼阁，毫无学术价值。不仅国内，也不仅现代，罗素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精神废料大纲”，其中列举了众多著作。如果将我国现代学术研究也作这一角度的考察，那将是令人痛心和啼笑皆非的。另一方面，它加剧了“文人相轻”和学者之间“知识的不合作”。不注重、或根本不愿研究、解读同仁，一切以利己主义为标准，使学者争鸣、文化发展，就在这重重“门户”和“学阀”中断送。它使精神文明建设和精神市场培育异常艰难。宗白华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即“绝对的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古印度学者经常进行激烈的论辩和思想交锋，在未辩论之前，论辩者们就宣言：“若辩论败了，就自杀以报，或归依做弟子”。决不做强辞和遁词，或以其他方式保护自我。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现代以来的学术论争，实应愧对古人。而在述而不作中，就包含有“服从真理”的品质和精神，这是学者做人、做学问的“人性基础”或曰“文化良知”。在功利日益酷烈的现代学界，重提这句老话，确实很有时代意义。至少我们也应做到“先述而后作”。
当然，真正的“有识之士”不仅不诟詈“述而不作”，而且能在比较中认识其价值，成中英就指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这就表明他对历史根源性具有相当的自觉。他的创造是继承传统的创造，代表了更上一层楼的价值诠释，因而也表现了更高层次的人性自觉。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发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第341页，知识出版社·上海1991年版）。
历史本就是在“述”与“作”、传统与变革的冲突和斗争中行进的，历史的先锋角色也确需保守势力的制约，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述而不作与作而不述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依据。看到这一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