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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肝炎，不光要吃药，还要营养调剂。当时的农村除了鸡蛋容易买到外，其它的都很困难。一次我到一个叫绒花的女社员家里去玩，发现她家有一只奶山羊。绒花说她身体不好，生了孩子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嗷嗷叫，没办法买了这只奶山羊。后来她家日子越来越穷，她又得了肺病，每天为没有东西喂羊而发愁。我突然想起我们每次磨面留下的麸皮都堆在那里，没有用场。麸皮不就是上好的羊饲料吗？能不能送给绒花呢？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张艺谋，他高兴得连声说：“行呀！行呀！你把麸皮拿去每天挤一碗羊奶喝，这样你的病就会好得快一些。”另外两个同学也同意。从此，我们把每次磨面剩下的麸皮尽数给了绒花，我每天下午挤一碗羊奶喝。
慢慢地我的肝病好了。我也和绒花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比我大几岁，那年也就是二十六七的样子。她的脸黄白瘦削，但长得十分秀气，如果不是有病，她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有许多次，我因为下工晚了，急着做饭，没工夫去挤奶，都是她把奶挤好，让孩子给我送来。我每次送麸皮去，她都要感谢半天，为这种“交换”感到不安。我很感激她，也很同情她，真希望她的病早点好起来。可是，我们下乡的第三年春天，绒花死了，还不到三十岁，疾病和贫穷就夺去了这个善良女人的生命。
六月份的忙天，活虽然累，但那时的天气还不太热，在地里干活的人也不太受罪。最使人受不了的活儿是七八间，给早玉米浇水。这时地里的早玉米已一人多高，大伏天里，烈日炎炎，玉米地里密不透风，人在里面干活就像掉进了蒸笼一样，浑身冒汗。一旦玉米叶子把手胳膊划破，伤口被水一浸，蛰辣辣的疼。
一次队长派张艺谋去浇地，他吃完午饭，搁下碗就走了。看着这么热的天，我心想他在地里一定很渴，就烧了半锅开水。等水晾凉了，找来一个带盖的大搪瓷缸子，盛好满满一缸子水，带上草帽，端着缸子给他去送水。来到地头，看见张艺谋正与和他一起浇地的九叔在地头休息。他们好像早已看到了我，我一走到，张艺谋就伸出了手：“真是雪里送炭。不，骄阳送水比雪里送炭还需要。”张艺谋嘴里说着接过水，递给九叔让他先喝。当着我的面九叔还有点不好意思先喝，我也说：“您先喝吧。”九叔痛快地喝了几口，感叹地说：“还是自己瞅下的对象好。”听九叔说这话，我和张艺谋都会心地对视一笑。我心里舒畅极了。
张艺谋后来曾在信中描述这件事时写道：“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你的身影，从小到大，你头顶着大草帽，手里端着水，向我走来……我只感觉到水是那样的甜，一直甜到心里……”
插队生活结束了
一九七○年，农村里开展了整团建团工作。张艺谋对我说：“你这次一定要争取入团，这对你出去绝对有好处。你的政治条件也不错，入团是完全可能的。”他要我准备个发言稿，在整团建团动员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给领导一个强烈的印象。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但不想这样做。张艺谋急了，自己动手写了份发言稿塞给我，要我一遍遍地念，直到背下来。并让我给他演习一遍，直到他满意为止。
那天会上，大队干部念完文件让大家发言，我心慌得厉害，看着张艺谋，他冲我又挤眼又点头，我把牙一咬，心一横，第一个举起手要求发言。由于事前准备的充分，话说得比平时流利多了，心里也不慌，使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女子平时不说话，水平还蛮高的。”那些大队干部也对我直点头。结果这次整团建团，全大队只批准了两个知青入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整团建团后不久，招工就开始了。第一批是铁路上来招工，全大队推荐三个男的，铁路上只要男的，张艺谋也被推荐上了。结果人家只招收了那两个男的。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特别不好，很少说话，尤其是不愿意提起招工的事。有时候大家在一块聊天，谈得正高兴，一说到招工他就溜走了。他知道自己很难被招出去，不愿意揭这个疤。
看到他这副样子，我心里十分难过，千方百计地关心他、体贴他。我家里每月给我十元钱营养费，我自己用得很少，变着法子替他着想，还是不能使他的心情有所改变。记得那次我把脚扭伤了，脚脖子肿得老大老大，不能走路，更不能上工，只好在房子里躺着休息。正睡着，突然听见张艺谋和刘全的窑里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不知出了什么事，我扶着墙，扒在门框上向外一看，窑门关着，不时从里面传出阵阵响动，几个孩子正撅着屁股，扒着门缝往里看呢，院子里也惊动了不少人。一会儿，窑门一开，俩人一前一后气势汹汹，拨开众人，谁也不看，径直向大门外走去。没多少工夫，几个孩子跑来冲我喊：“学生姨、学生姨，艺谋叔和刘全叔在旱塬上打起来了！”我扶着小孩的肩挪到大门外，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远远地看到南边的旱塬坡上，有一红一白两个色点，撕扭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那时正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坡下大部分地都已背过了太阳，在阴影里，只有他们在的那块塬坡还被阳光照着，那红白色点就格外明显。和我一块站着看的人很多，我真希望有人去劝劝，但除了一些小孩子好奇地跑来跑去，没有一个人敢去劝。过了好长时间，他俩才不打了。张艺谋回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架？他就是不说。事后我又问过，他还是守口如瓶，追问得急了，只说了句：“他说你呢！”就再也不吐一个字。我估计是刘全说了什么，张艺谋心情不好，就打了起来，这使我很不安，也很感动，和张艺谋一块这么多年，这是我见到他唯一的一次和人打架，而且还是为了我。
一九七一年麦收过后，招工又开始了。这一年第一个来招工的就是我后来在那里当过工人的四○八厂。当时我们队上推荐了张艺谋和李广平，由于他们俩的家庭出身都不好，全被刷了下来。我们这个知青点又被一种绝望的气氛所笼罩。大约是过了半个月的工夫，我突然接到父亲的一封信。这时父亲下放到了陕西永寿县，他要张艺谋和我一块去找他，说是有关招工的事。
我兴冲冲地把情况讲给张艺谋。谁知他死活不去，说他自己没希望，不想麻烦别人。我知道，实际上他是害怕在我父亲面前摊开家庭出身问题。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了永寿。
到了永寿，父亲见我一个人来很奇怪。我又不敢直说，就按张艺谋嘱咐我的说：“队上又来了几个招工单位，他已被人家挑上了。”
从永寿回到乾县，我找到四○八厂招工的人，讲了我的情况，他们给了我一张表格，让我仔细填好后再送来。我拿着这张表，心情十分激动，为自己能被招工而兴奋。快到村里的时候，我又突然担心起来，把我招走了，张艺谋怎么办？回去后，我把情况一说，张艺谋比我还高兴，催我当天晚上就去公社办理手续。他说：“这件事不能拖，宜早不宜迟，今晚一定要办好手续，明天一大早就去县上给四○八厂送去，以免耽误了。”他说的果断有理，我只有点头同意。他陪着我一路小跑到公社，在公社大门口，张艺谋站住，要我一个人进去。我进去找到公社主任，主任吃了一惊，问：“你一个人来的？天这么黑，你可真胆大。好、好，我这就给你写，你赶快回去！”他很快给我开了介绍信，盖了章。我拿着介绍信蹦跳着跑出来，张艺谋正笑嘻嘻地等着我。我刚要张口给他讲里面的情况，他说：“所有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进去后，我也悄悄跟了进去，我扒着窗户看。直到看见主任拿出公章要往上盖，我知道大事已成，才赶快跑出来。”哈，这家伙真鬼！
这天晚上天气很好，月亮很亮照得大地白晃晃的。我们穿行在一片墨绿的青纱帐里，迈着轻快的步伐，说着笑着。我突然记起张艺谋曾经用笛子吹过的一支曲子“敖包相会”。此时，由于心情非常愉快我特别想唱这支歌，不由得就哼了起来。我偷眼看着身边一步一晃的张艺谋，他脸上也露着平时少见的微笑。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招工的事情办好后，张艺谋好像换了个人，对一切都充满了信心。那段时间来乾县招工的单位很多，县上旅馆都住满了。张艺谋为自己的事，几乎找遍了每一个招工的单位，详尽地介绍自己的特长，夸耀自己的优点。公社和队上也出死力地为他帮忙，他终究因人缘好，爱好广泛而如愿以偿。咸阳国棉八厂到乾县招十名体工队员，张艺谋因参加过县上的游泳队、篮球队被招进了该厂。他进厂第一天，厂工会主管招工的人就告诉他：“你可进来了，为你家庭出身的事，大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经过两次会议，才算定下来。”张艺谋听了，脸上没一点表情，也没说一句话。尽管招工了，进厂了，可老问题的压力仍然没有减轻。他不知道这顶可怕的大帽子还会压他多久。
我们就这样在短短的五天内，先后离开了农村，结束了将近三年的插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有我们辛勤的汗水，也有痛苦的眼泪，更有我们最纯真的初恋……
张艺谋的家世
张艺谋对他家的情况讳莫如深，很少提起。他们家里人说起这些也总是闪闪烁烁，不愿直言。我和张艺谋一起十几年，只有很少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谈得特别简单。他家是陕西临潼人，家境原来还不错。他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差，解放后定为反革命，那些年，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没有一次他能幸免。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父亲的心情特别灰败，性格越来越沉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被下放到陕南的平利县。他和人说话时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一字一顿，看不到激动和悲伤，只感觉他逻辑性很强，是个性格很硬的人。
他奶奶是个随和的人，勤劳而又热情。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操持着家中的全部家务，做饭、买东西，一会儿也不肯闲着。她老人家很喜欢我，每次去她家，她都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看得出她老人家也很孤独，特别愿意有人和她说说知心的话。她给我详细谈过张艺谋的大伯、二伯的情况。
张艺谋的大伯，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九期学员。一九四八年去台湾前是个军参谋长，去台湾时还带走了家眷。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十五期的学员。毕业后，国民党已经日暮途穷，政治上腐败，军事上失利，摇摇欲坠。当时没有给他分配工作，在家闲呆着。他性格外露，时时发牢骚骂娘，说：“老蒋不用咱，我去找老毛！”结果因言而丧命。
张艺谋的奶奶说到这件事时非常感慨，她说她的二儿子不谙世事，人太杠直了，才招致了此祸。她说，有一天，二儿子的一个同事来叫二儿子，说有公务，两人就走了。两三天后，那个同事来家里丢下一个包袱。当时她还没介意，以为是儿子捎回来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包袱里不但有带走的换洗衣服，还有走时他身上穿的衣服，这才估计人已被害了。但这仅仅是个估计，因为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一家人常常抱着希望。张艺谋的父亲虽然口里不说什么，其实他也时时留心。黄维等一批国民党将领获赦那次，张艺谋父亲天天看报，听广播寻找获赦人名单，大概是在寻找兄长的名字吧！我把老奶奶讲的情况说给张艺谋，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些情况他还不知道，就去问他父亲，他父亲听了，把老奶奶好埋怨了一顿。嫌她说话不注意，担心她年老话多招惹是非。
他父亲下放到陕南平利县后，全家几口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的几十元工资支撑，生活苦不堪言。一九七五年张艺谋去平利县探望他父亲。临回来时，父亲将几年积攒的一百多元钱和一百多斤粮票交给他，让他带回家，补贴家用。谁知就因这点钱财差点让张艺谋走上绝路。
平利到西安，长途汽车一天不能到达，途中要在一个小镇上过夜，全车人都下来住进旅馆。张艺谋看见这家旅馆的小卖部里出售凤尾鱼罐头，他奶奶特别喜欢吃这东西，就买了两听。大概是在掏钱买东西时，钱被人看见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发现车票扔在地上，心中大惊，因为车票和钱在一块放着，赶紧查看，钱和粮票都不见了。
这还了得，这可是父亲几年节省下来的血汗钱呀！张艺谋一下子就懵了，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别人提醒赶快报告旅馆的负责人，旅馆的人让他去派出所报案。当时天还没有大亮，好容易找到派出所，敲了半天门，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