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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原本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但因为此书已在丹麦报纸上引起轰动，我想，将这封信的内容秘密地告知丹麦外交办公室负责人和0uck— witz大使是合适的。
这是信的最后一段。这里提到的杜克维茨（Duckwitz）大使是德国驻丹麦大使。杜克维茨二战时就在哥本哈根担任德国大使馆随员，当希特勒命令将丹麦犹太人送往德国的前夜，他秘密地将消息通报并暗中协助丹麦犹太人大逃亡，他还亲往瑞典要求瑞典政府接收丹麦逃亡者。玻尔也在这时候逃出丹麦，渡海到了瑞典。杜克维茨父亲一战前后任德国驻丹麦大使，与玻尔熟悉，父亲的友谊转移到了儿子，以后儿子又继父职于战后担任德国驻丹麦大使。所以，玻尔欲将写给海森伯个人的信告知这位大使，不纯是出于公事文章。但，信不曾寄出，自然“秘密地告知”的事也没有发生。
玻尔这封信早有传闻，在玻尔这些文件中也最为众人瞩目，可实际内容只不过如此。所谓“只不过”，因为并没有太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对在此以前发生的争论也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即以《哥本哈根》作者的话来说，他仅仅感到“意外的东西是那惊人尖锐的语气——特别是发自那样一个以和气著称的人”。而且，这封信并未对争论中的最主要问题，即以海森伯为代表的德国科学家对核武器具有远见和持有更高的道德准则，他们因此而故意停止或延缓对原子弹研制等等说法，这封信也未作出明确的否定和反驳。至于海森伯的战时态度和立场，那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待玻尔来证实的。不过，玻尔最终还是提出明确的反驳的。
第二个文件写明时间，是1961年12月5日。如果玻尔文献馆排列这些文件的时间顺序是正确的话，那么第一第二封信之间相隔几乎整整四年，这段时间玻尔没再理会这件事。最后第十一个文件写于1962年3月26日，那么，其后的九个文件（除海森伯感谢电）都写于玻尔逝世前的半年之内。由此似可推断，玻尔在相隔四年之后重提此事，是由祝贺海森伯六十岁生日引发，由此而可能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需要在生前将这件事说清楚。
第二、第三个文件基本内容相同，都是祝贺海森伯生日的信，可能因为前面写的没有表达或没有准确表达出想表达的意思，才又拟了后一封信，可两封信都未寄出，最后只是发了封电报。前一封信，玻尔委婉表示，希望海森伯来年春天访问哥本哈根时，两人“能有机会交谈在战时发生的事情的更多的细节”，后信说得稍为明确一点，希望与海森伯谈谈战时的经历，因为“当两个国家长久分离造成了对许多事件和努力的不同见解”。
第五个文件是玻尔对海森伯感谢信（第四个文件）的“感谢信”，玻尔似想利用这一机会重提旧事，他从自己做讲座，联想到原子物理学家在上次大战中所担任的角色，最后明确说：希望“有机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能谈到更多的细节，特别是关于你和魏茨泽克在1941年对哥本哈根的访问”。玻尔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是著称于世的，仅就这前后三封信来说，也是层层深入，直到最后才点出主题——1941年的访问。
第六个文件是一份记事笔记，题为“1942年秋天与德国物理学家的谈话”，出于玻尔的口授，内容与第一个文件基本相似，差别只在第一人称的主观陈述和第三者的客观记叙。
笔记记叙道：当年海森伯和魏茨泽克到哥本哈根的德国研究所参加物理学会议，又访问了研究所与玻尔面谈。海森伯告诉玻尔他正在研究原子核能的释放，并且确信“如果战争不是以德国战胜而结束，那将由这样的手段来决定”。海森伯说，他不想多谈技术细节，但玻尔应该理解他谈的是什么，他已花了两年时间独立地研究这一问题。玻尔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但他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对此他有义务尽力带给英国以引起英国的注意”。
第七个文件是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玻尔一改以往那种委婉曲折，直截了当地说明写信的目的，玻尔写道：最近几年，许多方面向自己提出询问海森伯和魏茨泽克1941年到哥本哈根访问的背景和目的。而“回答这一问题，在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当时得到的是一个与容克书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印象。“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些谈话的过程，在谈话中，我自然采取了一个非常谨慎的立场。当你告诉我（没有准备地，即刻地），你确信，如果战争延续得足够长，它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我）没有感觉到甚至是丝毫的暗示，你和你的朋友正在另一方向上做努力。”
这是玻尔第一次正面地、明确地指出，海森伯根本没有表示出对原子核武器具有远见和持有更高的道德准则，“（我）没有感觉到甚至是丝毫的暗示，你和你的朋友正在另一方向上做努力。”
下面，玻尔替海森伯的记忆错误设想可能的理由，是因为随着德国逐渐失败，海森伯不愿回想战争最初几年的所思所言，可紧接着却是：“但我不能想象，在如此公然安排的1941年的那次会见，你会忘了与德国政府当局所作的那些安排，这正是所有其他政府最感兴趣的焦点所在。因此，我希望你再多告诉我一点，这将大大有助于澄清对我们所有人都最感尴尬的那件事。”
至此，信戛然而止。前面写的，使用如此直率的口气，在玻尔是极少见的也不习惯的，可能正因为知道自己不会寄出这样的信，所以就写得直率，所以也就不写下去了。
第八个文件是玻尔自己写的，主要讲了一件事，即德国物理学家廷森（以后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战时也到过哥本哈根与玻尔见面谈话，谈的是“有关在挪威努力增加重水生产的事，与此相联系，他还暗示唯有德国物理学家在考虑能源产生的一般技术问题。”对此怎么看，玻尔没说，只说当时自己极为谨慎。
第九个文件是玻尔口授、奥格·玻尔记录的，是信的形式，却有一个标题：“给海森伯的说明”。文件前后有三处中断，显然是玻尔思路中断的忠实记录。文件中，玻尔首先回忆了自己逃离丹麦到英国后的事情，他是直到此时才知道了英美研制原子弹的情况，而英国物理学家和政府有关部门都想从玻尔那里了解德国的进展，因此，玻尔与他们进行了讨论，并报告了自己与海森伯和廷森的谈话以及从中得到的印象。对自己被问及这些情况，玻尔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在以后几年与秘密情报机构反间谍有过联系的重要经历，我充分理解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
第十个文件是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玛格丽特记录。据内容推知写于1962年3月15日之后不久。1962年3月15日玻尔在卢瑟福论坛发表讲演，收到这一讲演文本版本应该就是此后几天的事，收到后玻尔打算给海森伯寄上一份复印件，因而写了这封信。信最终未寄出，不知这份复印件是否寄出？
从信的内容来看，玻尔寄讲演稿是虚，想谈战时会面的事为实。讲演的事仅寥寥写了几句，主要内容都是有关会面的事，写得长却没有写完，显然知道这样的信不会寄出，因而也就作罢。这封信的内容与后面第十一个文件的那封信内容基本相同，此处不赘。
第十一个文件即玻尔写的最后一封信，是玻尔真正主动写的，开首就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就那件不断被许多不同方面询问的事写信给你”，像是终于摆脱了种种顾虑，毅然决然地向海森伯表明自己的态度。从这些玻尔文件的内容来看，这封信也应该是最后的了断，一个自然发展而达到的结局。当然，信最终还是没有寄出。
亲爱的海森伯：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就那件不断被许多方面询问的事写信给你。此事就是关于你和魏茨泽克1941年秋天到哥本哈根的那次访问。正如你从战后最初几年我们谈话中所了解的，对那次访问中所发生的事情，就你在容克书中所表示的，我们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印象。
玻尔还为写此信找了个“特别的理由”，就是，有关英国战时原子能项目的政府档案已开放，成了可“彻底研究的课题”。为此他和有关人员作了详细谈话，其中提出了海森伯1941年访问哥本哈根的问题。
因为前面写的信都未曾寄出，前面几封信写到的，如玻尔理解海森伯的好意以及玻尔设想的海森伯的看法变化的原因等等，在此又提了一次。
然而，我特别想到的就是在研究所我办公室里的谈话，谈话中，因为你提起的话题，我在脑中仔细准备了自己要说的每一个字。谈话一开始，你就声称，你确信如果战争延续得太长，它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这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已在英国和美国开始进行的准备。在我没有答话且可能显得怀疑时，你告诉我，我必须理解，在最近几年你几乎独自沉浸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肯定事情将会如此。另一方面，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在谈话中，这因为我的谨慎态度，只能是简略的，但我仍然对此思考了很多，当从研究所其他人那里听说，魏茨泽克宣称，你对德国胜利的帮助如此巨大，这对于战后德国科学的地位将是何等幸运等等之后，我变得更为警惕了。
黑体字是我特地标上的，因为只有这个陈述才是所有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也是玻尔在委婉曲转的种种表达之后想真正指明的，即海森伯当年对核武器并不具有远见和持有更高的道德准则。这一点在前面第七个文件给海森伯的信中已经指出，但前面的信没有寄出，在这一封终结性的信中，玻尔详细描述当时情况后再次郑重指出。
下面一段是有关廷森1943年去挪威途中访问哥本哈根的事，这在海森伯给容克的备忘录中也曾提到。玻尔在此指出，尽管廷森确实向玻尔强调过这只是为了工业的能源生产，玻尔也倾向于相信他的真诚，“但我们无法肯定，对德国整体上的努力他自己究竟知道多少。”
德国在挪威生产重水的事，盟国认为是与研制生产原子弹直接相关的，因此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目标，最后在英美军队和挪威当地人员配合下，摧毁了这一重水生产基地。战后西方将此事作为题材或背景，创作了多种小说和电影，在公众眼里已成为一定案。玻尔在此却没有正面采取这种说法，只婉转指出，廷森可能并不了解自己所做的事。
然后，玻尔叙说了自己为避免被捕，1943年秋天逃到瑞典又转英国，直到那时，他才第一次知道美英联合进行的原子弹项目。有关人员找他了解德国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其中谈到了海森伯访问哥本哈根的事，并被问及海森伯访问的意图和背景。玻尔接着写道：“但不管怎样，讨论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那时已非常明显，在各种情报的基础上可以判断，在战争结束前，德国已没有任何可能实施如此庞大的工程。”
这一段话，比起第一个文件中那句令人费解的话更其费解。玻尔似乎想对海森伯说明，他告诉英国有关方面自己与海森伯的谈话内容，对德国并没有造成任何实际影响，因为那时的情况摆明，德国在战争结束前已不可能实施原子弹这样的庞大工程了。可如果有影响的话呢？玻尔就不会如此讨论？根据战时同盟国站在正义立场、轴心国非正义立场的政治正确观点来看，玻尔如此说明是没有必要的。或许玻尔在此采取的立场已远远超越于战时的政治正确？相对应，或许海森伯当年也不是仅仅以政治不正确而可以限定，因而玻尔需要如此说明？为谨慎起见，这里我们还是只能理解为，玻尔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严守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向海森伯说明和描述当时的实情。
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的：
我写得这么长，是为了尽我可能为你把事情弄清楚，并希望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能更仔细地谈论此事。
要说的似乎都说了，可从形式上看，信还是没有写完。如此严重的问题作如此表述，一般来说已够客气委婉了，可在玻尔可能感到还是太过分太直率了，不符合他为人做事一贯的谦和严谨的作风。尽管这是一封终结性的信，可写到这里，他肯定知道自己是不会寄出的了。不过，在玻尔可能会感到宽慰的，因为在临终之前，他终于写下了自己想说的话，了断了一件长年缠绕于心的心事。
书生本色
■ 王纪潮
斜阳暮色重，
乌云蔽日凶。
法曹讨公道，
光明存心中。
这是家永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