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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所有关于这次会面众说纷纭的问题焦点，不在玻尔，而在海森伯，在海森伯与玻尔谈及原子弹的用意究竟何在？
《哥本哈根》剧中，安排了三次海森伯到玻尔家叩门的场景。
按照《哥本哈根》中译者戈革先生的说法，剧作者“在创作此剧以前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了许多的准备。仅就有关材料的阅读范围之广而言，他显然大大地超过了一般的科学史专家（而非玻尔专家）。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十分认真的。由于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写的虽然是‘剧本’，但却无愧于‘学术’两字……作者在剧中安排了三次海森伯到玻尔家叫门的场面。也就是说，他对海森伯来访的意向，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在角色的交谈中，他巧妙地运用了三人的传记材料和一些流传的掌故，简直有点韩退之所倡导的‘无一字无来历’的味道！”
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基于剧作者阅读之广和研究之深，几乎使剧中的人物对话都能找到出处。尤其巧妙的是，剧中虚拟的海森伯三次叩门，形象地提供了对海森伯意图的三种可能的解释。剧本虽被推崇为“学术”的，但终究还是剧本，不是论述，免不了需要许多铺垫和过渡。而且，剧中的三种解释要比科学史家的实际争论温和含蓄得多，不能包含或穷尽所有的议论，特别是关于海森伯此行用意的最好和最坏的推断。因此，这里我们只能撇开剧本，而从有关争论中自行概括出三种可能的解释。
六
第一种，也是最坏的一种，海森伯此行担当着类似间谍和说客的角色。作为间谍，他想通过玻尔，打探英美国家原子弹研制情况，从玻尔处得到一切可用的情报。作为说客，他想说动玻尔往德国，帮助他一起研制原子弹。
第二种，海森伯与玻尔会面，不是想刺探情报，而是想以玻尔作为中介，作为斡旋者传话给英美科学家，停止原子弹研制。海森伯是德国原子武器研制的组织者，当时德国的研究遇到了种种困难，已难有进展，与英美相比，德国未必能走在前面。出于现实考虑，海森伯想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传话，共同停止原子弹的研制。
第三种，最好的一种，海森伯与玻尔谈原子武器问题，是出于科学家良知和对核武器发展后果的远见。他到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是想让玻尔传话以唤起英美科学家的警惕。海森伯此行不是作为德国政府代表，也不单作为德国科学家代表，而是作为整个科学家共同体的代表向英美科学家表达自己的良好愿望。鉴于原子弹可能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了避免出现这一史无前例的灾难，海森伯建议双方科学家不要在此项目上努力，为表示德国一方的诚意，他们首先从自己做起，停止或延缓原子武器的研制。
哪一种最可能是海森伯的真实意图呢？
如果是第一种，海森伯就是个十足小人，不但自取其辱，而且玷污了他和玻尔之间的友谊，利用两人谊兼师友的感情来刺探最为机密的情报。假如玻尔真的了解英美研制的情况，假如玻尔不慎将情况和盘托出，海森伯也就使玻尔成为间接帮凶，将损害玻尔的一世英名。不过万幸，这种推断最没有根据，相信此说的人也最少。至于说客，那更是荒唐，即便海森伯真有此想，德国当局也决不会接受；试想，德国怎会将最机密的研究交与一个他们正排斥的半犹太人呢？
第二种，这种意图如果说好过第一种，也好得有限。因为海森伯试图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传话共同停止原子弹研制，只是出于其政治现实主义，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德国原子武器研究已陷入一筹莫展之地，海森伯才想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呼吁共同停止研制。这一意图与海森伯在战时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尽管并没有直接证据，相信此说的人却不少。更由于德国原子弹的研制确实弄错了方向，战后英美科学家发表了不少诸如“德国为何没有研制出原子弹？”之类的文章，有的更以嘲笑的口吻指斥海森伯的无能。这就从一个方面坐实了这一推断。
第三种是对海森伯意图最好的推断，在战后最初几年还少有人理会，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核武器日益成为世人的威胁而逐渐为人相信，更得到道德上的推崇，以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出版为标志。容克以海森伯的战时表现为依据，说明以海森伯为首的德国科学家出于良知、出于科学道德、出于对人类负责的态度，在战争中没有尽力去完成军方所要求的研制任务，不仅不努力，而且有意拖延和阻止原子弹的研制，这说明和证明了德国科学家在原子武器问题上有着更高的伦理准则。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海森伯不仅根本就不应该受到指责，还应该大加赞扬和推崇。海森伯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者，而且他超越了狭隘的爱国立场而持有更高的原则，持有广阔得多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体至上的立场。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个具有博大胸怀和深刻远见的科学家。他预见到原子弹可能造成的空前惨剧，为了免于无辜的人的惨死，他呼吁双方科学家来共同阻止原子弹项目的研制，取消或至少延缓。海森伯在德国已经这么做了，他现在亲临哥本哈根，想通过玻尔传话，呼吁英美科学家也放弃研制，共同达成一个停止原子弹研制的协议。如果科学家无法制止战争，那就让战争双方还是使用他们的常规武器进行较量吧！
七
可惜，由于海森伯的战时态度和立场，更主要由于德国确实没能领先于英美研制出原子弹，直到今天，对海森伯的第三种意图仍然少有人相信。当年站在政治正确立场上的英美科学家似乎更愿意这么看，他们不相信海森伯会具有更高的道德原则和卓越远见。
对此，具有关键性影响的是当事人之一的玻尔。玻尔不相信海森伯当年怀有“第三种意图”。玻尔不是根据间接材料，而是依据自己与海森伯的谈话而做出判断。当看到《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对海森伯的赞扬，当看到此书摘录的海森伯信中的自赞，玻尔立刻给海森伯写信，尽管这些信最终没有寄出，但玻尔不同意海森伯的态度是明确无误的。
我读了最近在丹麦出版的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我想我有义务告诉你，我极其惊异地看到，在你给作者的信中——丹麦版中有此信的摘录，你的记忆是如何欺骗了你。
我个人记得我们谈话的每一个字……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我们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你所用含糊语言表达的只能给我一个确实印象，在你的领导下，在德国一切已安排妥当开始发展原子武器，你还说没必要谈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这些并已花了两年时间，或多或少在独立的状况下为此而做准备。……
我的沉默和严肃，正如你在信中所写，被看作对你制造原子弹是可能的消息的震惊表示，这是十分离奇的误解，这一定是由于你自己心中的极度紧张所致。早在三年之前，我就知道只有铀235和238中的慢中子能够引起分裂……如果在我的行为中有任何东西可被理解为震惊的话，那不是因为这样的报告，那对我不是新闻，而是因为我明白了，德国正积极参与首先发明原子武器的竞赛。
……
这就是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也是早有传闻的那封信。不过，在这封信中玻尔并没有明确指出，海森伯当年未怀有“第三种意图”。只是在以后的信中玻尔才愈来愈明确和直率地指出海森伯当年并没有“第三种意图”。玻尔写于逝世那一年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然而，我特别想到的就是在研究所我办公室里的谈话，谈话中，因为你提起的话题，我在脑中仔细准备了自己要说的每一个字。谈话一开始，你就声称，你确信如果战争延续得太长，它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这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已在英国和美国开始进行的准备。在我没有答话且可能显得怀疑时，你告诉我，我必须理解，在最近几年你几乎独自沉浸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肯定事情将会如此。另一方面，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
玻尔的记忆和判断就是：“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即海森伯及其他德国科学家并不具有“第三种意图”。这样，玻尔就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做出了根本否定。
这，是否就是铁证呢？
玻尔的人格无庸怀疑，可记忆呢？还有那在战时特殊背景之下的理解呢？魏茨泽克的两次指证，不像是全无缘由的。
海森伯曾抱怨玻尔没有追随他谈话的意思。两人原本关系密切，可互相说完对方的后半句话，海森伯赶来哥本哈根与玻尔交谈，大概以为只要稍微暗示一下，玻尔就能理解它的意义。可他没想到的是，环境已变，两国的敌对状态已使旧日的容易沟通变得完全不可能了。
毫无疑问，《哥本哈根》对海森伯是抱以深切同情的，因此给海森伯可能的意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针对一部分人的反感，作者辩护道：我看不出我的海森伯为什么不应该有表达一个真实的海森伯的自由，对那些更加深刻的感受会一直秘而不宣。他为什么不应该有我们拥有的那些互相矛盾的忠诚和彼此交混的动机及感情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像我们大家那样试图审时度势和危急从权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害怕他的国家的战败，害怕它被核武器所摧毁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因为它的沦为废墟、因为它的公民的被屠杀而痛心呢？
可能，对于海森伯，以往仅基于政治正确的单线理解是过于狭隘了，即便以上所做的三种意图分类也过于简单，按剧作者的推论，甚至所谓间谍的指控也不是那么不可想象和难以容忍的。关于是否存在一种同盟国的核计划，海森伯当然想请玻尔给予“某种暗示、某种线索”，他当然想知道同盟国会不会向他的国家扔原子弹，并以此作为自己应该干什么、怎么干的前提。如果他不这么想、这么做，倒是难以想象的。而这和他自己宣称的此行目的，即讨论德国科学家集体有没有理由为核武器而工作完全并不矛盾。这应该予以太多的指责吗？须知，海森伯将德国正在从事的工作性质暗示给了玻尔，他还在冒被自己同胞指控为间谍的危险呢。
八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玻尔能做到的，海森伯为何就一定不可能呢？
玻尔在原子武器问题上是有远见的，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远见的。
早在战前玻尔就理解原子能的军事利用有其现实可能，也知道存在许多技术上的困难，完全无法预知什么时候成功。当玻尔逃出丹麦到瑞典后，他并不急于前往英国，只让儿子奥格·玻尔尽快赶去，因为奥格“知道英国人必须在第一瞬间就知道的一切东西”，那就是德国已开始研制原子弹。因为传递的只是一个消息，所以玻尔派儿子去即可。直到玻尔抵达英国，他才明白自己陷在丹麦的孤陋寡闻，美国此时已建成巨型反应堆，英美早已开始合作原子弹研制，事实上，在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已在顺利进行之中。
如果没有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制造原子弹就是不可能的，但没有玻尔参与，第一颗原子弹肯定也能如期制成，但玻尔还是加入了“曼哈顿计划”。玻尔在英国稍事停留后就去了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参加了制造第一第二颗原子弹工作，并帮助解决了某些疑难，如在日本长崎爆炸的第二颗原子弹的引爆问题。
就在玻尔亲身参与之际，他希望英美尽快制成原子弹、打败法西斯的单纯想法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想到了更深层的问题，想到原子弹一旦制成以后的控制以及对世界和人类安全的后果。为此，他开始了自己个人的另一方向的努力。他先走上层路线，给英国大臣写信，给丘吉尔写信，又去拜见了罗斯福，提出了“开放世界”的设想，他建议英美将研制原子弹之事通知苏联。他认为，盟国之间应该互相信任，这样，战后世界各国才能共同走向和平合作。不过，玻尔仍然认为，战胜法西斯是当务之急，研制原子弹是必要的。其时，爱因斯坦曾寄给玻尔一封有关战后世界军备竞赛问题的呼吁书，要求自由世界一切科学家联合起来，向政治领袖施加压力，实现世界军事力量的国际化。玻尔接信后立即去见爱因斯坦，向他说明此举在战时的不宜。
可玻尔的努力遭到了冷遇，政治家不仅不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