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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信？就证人而言，“陌生的环境及其伴随的焦虑和匆忙，证人可能受到的哄骗或威吓，缺乏足以唤起可以澄清每一难题的那些回忆的提问，以及交叉询问所造成的混淆……都可能引发重要的错误和忽略。”（第451页）就律师而言，法庭不是他的主人，他的忠诚只针对他的客户。尽管法律确实要求律师尽其官方职责，但这一职责就是将自己奉献于客户。在激烈的庭审对抗中，律师职业的道德观发生了质变：正义在于对你的友人为善而对你的敌人为恶（苏格拉底）。尽管法律不允许律师在法庭上编造谎言，但是不说不利于自己当事人的话却是他的义务；尽管律师明知自己的当事人有罪，但是他还是要挖地三尺般地去寻找辩护理由，事实上，为了实现每一个人的辩护权，为了使律师更愿意承接案件，法律不得不将案件是否有理的问题模糊化，也就是说，“不清楚案件是否在理的，不是律师，而是法律”（第444页）。英美法学家经常以一种类似市场竞争的方式来比喻庭审过程中的证据确认——“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听信谁的证据，听信多少，就如同是一位顾客，而诉讼双方或他们的律师就如同推销产品的厂家极力要在法庭这个‘市场’上向其预期的顾客（法官）推销他们的产品；这种竞争被假定为会产生最好的结果。”（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载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庭审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意味着对人、财、物等资源的实际占有将成为左右有利证据的重要因素。
现代高新技术正大踏步地向法庭走来，庭审过程因此而增加了许多高科技因素。科学必然使审判过程做到准确无误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实验室比法庭更适合于解决社会纠纷，科学人士所拥有的特殊技术使他们比法官更有资格评价事实、意图或动机之类的法律问题，由此证明自动售货机式的纠纷解决方法是可行的。然而，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废弃法官、法院，而代之以科学技术的诊断来处理社会问题？“公众本能地期待司法运作不仅仅是为了引出真相和适用法律，而且还要满足社会和共同体其他的价值。”（第505页）在接受科学技术的诊断时，人便失去了他的主体性，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承受科学技术对其意志及其他隐秘的侵犯。“每一技术都磨蚀了人的尊严，它所导致的不尊严即使未成为流行病，至少也成为了传染病。”（第505页）尽管我们传统的司法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在其前行的每一步都没有将对人的尊严的忽视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毕竟，尊严与真相的天平如何倾斜，终归要有赖于一个社会是选择效率还是选择自由。
（《法律之门》，＇美＇博西格诺等著，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版， 89．00元）
关于金岳霖的七个话题
■ 散 木
长沙（祖籍浙江诸暨）金岳霖先生，是一个我们“说不尽”的话题。《书屋》2004年第8期有一篇文章，描摹金岳霖，以“笃实、软弱、真纯”六字，庶几近之。
龙荪先生（金岳霖字龙荪）也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受过系统西学训练（中学在长沙雅礼学校，大学在清华学堂，以及留学美国连续获得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在气质上却可以与辜鸿铭或刘文典相比。金岳霖没有他们身上的颓废气，也没有他们与生俱来的那种傲岸。有的是那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气质，大概就是所谓“软弱”吧。他们身上某种本真的东西，或者就是“笃实”、“真纯”等的精神，在一个恶浊的环境中，是被人所轻亵的，所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金岳霖的专攻，今天非专业的人是很少有兴趣了（曾经有人说：金岳霖的学问，“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运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人们对他最感兴趣的，是他的那些趣闻和逸事。其中写得最好的，莫过于汪曾祺的笔记小说《金岳霖》，说的是“西南联大”时的金岳霖。当年汪曾祺写完这段文字，意犹未尽，说：“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更多如《金岳霖》这样的文字。后来有一本《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其中金岳霖自己的回忆弥足珍贵，这是因为金岳霖一向吝啬于感性文字的写作，回忆之类的文字更是罕有。他曾说：“我认为我的工作限于抽象的理论方面，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忆的。”所以这样的文字是凤毛麟角。比如《解放后让我坐办公室办公，可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我同毛主席一共吃过四次饭》（其间，毛泽东曾热情地向同席的程潜、章士钊介绍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后来章士钊热读金岳霖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文章，并将体会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欣然致信：“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等，读来都让人忍俊不禁，也堪称是知识分子进入新社会之后的“新世说”。又比如他的一些“真知出于实践” （对“老九”的自惭形秽）的认识：“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再如对“官本位”的行政全能主义的现身说法：他曾自忖是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且“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可是，一次在首都医院住院，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带眼罩子带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要单间房，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等等。可惜他这样的文字太少，要想知道他更多的故事，就只好借助于他的那些趣闻逸事了。
金岳霖的故事，有七个话题可以概括：
一、哲学家的金岳霖
作为学者，金岳霖首先是一个非常到位的哲学家。至于什么是哲学？恐怕会有许多解释。比如现在的中学生到“高二”要按兴趣分班了，理科还是文科？“这是一个问题”。我的孩子班里的同学说：文科，危乎哉。为什么？如哲学，大概就是每天仰望上苍发问：TO BE OR NOT TO BE之类，于是鲜有问津者。从前金岳霖创办清华哲学系，目的是培养哲学家，因此又创建了“清华学派”（即所谓“新实在论”学派），在金岳霖生活的时代，他对他自己和哲学的理解是：“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就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的哲学问题，对于这样的人，哲学是非常有用的。”原来他认为哲学非常有用，且“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这简直有圣人气象了，从前的哲学家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他的学问和他的生活不是相隔的，《论道》（有论者谓其为中国现代哲学系统最完备且最富于创造性的本体论著作）和《知识论》（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完整体系的知识论的开山之著）就是金岳霖的“载道”之作，也是他生活的全部。
二、逻辑学家的金岳霖
哲学家的金岳霖曾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哲学架构来承载他的哲学思想，他又是一个逻辑学家。许多人是不自觉地运用逻辑，金岳霖却是自觉讲逻辑。他少年时听到“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马上就感到有逻辑的问题，因为它们可推导出“朋友如粪土”的结论。又如张荫麟先生曾引“淳于髡大仙近著《女林广记》里有这样的一段：昔有初为节妇，后堕青楼者，榜其寓曰：节妇某待媾所。有逻辑家过而见之曰，是自相矛盾之一例也。既为节妇则不待媾，既待媾矣，则非节妇。语于主人，请改题焉。主人有难色。问之，曰：书出名家手笔，大光门庭，且徕顾客，而此名家，润例甚昂，十金一字，难继请也。逻辑家沉吟久之，忽有所悟，问主人曰：无己，能更奉十金请添一字否？主人勉答能之。逻辑家曰：于节妇上添一‘故’字可矣。”（《戴东原乩语选录—六》）文中的逻辑家，就是金岳霖。还有一个例子，是金岳霖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一学生名叫林国达，非常喜欢提问题，而且问题总是刁钻怪异。一日，林国达提出一个古怪问题，金先生稍思之后反诘道：“请问‘林国达垂直于黑板’是何义？”林大窘，缄口不能答。后来林不幸溺水而亡，金先生闻之愀然不乐，喟然叹曰：“斯人云亡，学之不幸。”这些学术琐谈都含有学术以外的情趣。后来金岳霖有《逻辑》和《形式逻辑》。逻辑学家金岳霖的故事，最为人所心仪的，是解放后有一次艾思奇到北大演讲批判形式逻辑，说那是伪科学，讲完之后金先生带头鼓掌。当时艾思奇正想用逻辑分析金先生的举动，不想金先生接着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由此可见，逻辑、哲学等等，早已化人他生命中。然而，逻辑、哲学，也有它们的禁区和边界。比如说哲学的元问题是语言问题，而语言的发生以及它的“模糊性”等等就很难用逻辑去澄清。金岳霖曾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正是此意。在西南联大，有一回学生请他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于是有人问：《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三、金岳霖和林徽因
金岳霖最具传奇性的故事，是他的终身不娶以及他终生不娶的原因（即他“明恋”林徽因。“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引人瞩目的一副金岳霖、邓以蛰联名题写的挽联。据说此后金岳霖经常还探访林徽因的墓地），很多人是因此才知道他的，或许也因此疑惑，因为人们常常习惯以自己的生活态度来评判他人。其实，大凡徜徉在理念空间的哲人，很少会被尘世的欲望所缠绕，如很多大哲终其一生都没有结过婚。
金岳霖和林徽因柏拉图式恋爱的传闻极广，也非常感人。据说：林徽因去世后某一年，金岳霖突然把所有老朋友请到北京饭店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有一次编纂林徽因诗文集告竣，请金岳霖为之写篇文章，金岳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极赞欲何词”，这是爱到深处的表达，几近大音希声。民国才子佳人的故事，如才子的徐志摩、郁达夫、徐悲鸿等，佳人的陆小曼、王映霞、蒋碧薇等，其中兼具才女和佳人的林徽因，最是风光无限。当然，说到林徽因，就不能不说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这三个人。
它不是俗套的“三角”或“四角”故事。据说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题有“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在他们之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友谊。又如梁思成所曾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是懂得他周围的若干女子的，如他写的《悼沈性仁》，说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是“以佛家的居心过儒家的生活”，一方面“人山惟恐不深，离市惟恐不远”，另一方面又“陷入于朋友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的生活之中”；“她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她不崇拜物质，也不鄙夷物质。她并不那么特别地注重精神；她不人世，也不出世，她并不见得特别地要求超脱。她只是对于大部分的事体站在旁观的立场”；“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金岳霖自己说他并不完全了解沈性仁，只是“稍微懂得她一点”。他最懂得的是林徽因。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种慈悲之爱自不必被婚姻形式拘束，后人也不必对此“匪夷所思”。
还有一个著名的民国琐谈——“太太的客厅”的故事。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每天在客厅都有固定的茶会，金岳霖则每天风雨无阻到场，并时为林徽因诵读各种报章读物，其中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则广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在他的诵读过程中，不时还杂夹着听众的议论。
“太太的客厅”在北平的北总布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