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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吴伟业有送人入狱诗没有。如果有，他想象的监狱应比东北更不生不死。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吴公未到过东北，也未入狱，却把东北和监狱想象得比实际可怕到不知多少。自己是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多少呵！似此，《怀监狱》是否会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若能让诗人吴梅村的骨头稍硬一些，那意义就大多了。
如果说聂绀弩晚年有变化的话，那是他经过炼狱的锻淬，更坚韧、更纯真、更超尘绝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发表过很多对毛泽东主席不满和激愤的言论，那是他的真实思想。但他在监狱中认真读“毛著”，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出狱之后再没有说过和写过任何贬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词。他在写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申诉书中，表示平反以后还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最后以《中国古典小说》等论著的出版，兑现了他的诺言。这就是聂绀弩晚年的率真。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出狱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我们包括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乃至黄永玉这些人，固然都属于落后分子，但实际我们都是真正有见识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有时或曾写作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而且决不是违心的——聂绀弩从来不说违心话呵！
我们把聂绀弩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回忆一段历史，那就没有大的意义。那些风风火火的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纷争，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恶战与詈骂，凶虐与荒诞，狂笑与哀哭，灼热与阴冷，早应该淡忘了。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材料，唯一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和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读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优秀的文化人所传承的那样一种精神操守，或者说是世世代代的诗人们的经典诗篇中所缭绕贯射的一脉诗魂。
聂绀弩逝世前，在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
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
结语
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聂绀弩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他的那些绝非寻常的资料，怎么就凑巧让我碰上了呢？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刑案实录公之于世，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除了正式职务是当过法官之外，只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旧体诗的爱好者。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爱好，成为一种缘分，使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作者。
名为作者，其实并无著作之实。因为这本书，基本内容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我的工作只是搜索档案，发现材料，选取剪裁，把零散的材料分别安顿在各个标题下。同时，穿插了一些连缀的话语，虽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起到了衔接贯通的作用，使那些零散的材料成了文章一样的东西。
原来只是一些单独成篇的短文，撮合到一起，大体像一本书的样子了，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种写作过程，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笨拙的裁缝，最后总算把一堆碎散的布料，连缀成衣了。
时光荏苒，握笔尝喟。斟酌改稿之际，不觉时近晚秋。我望着院子里树枝上的绯红的果实，心中禁不住对聂绀弩先生深深怀念。我想把这一本书，作为一枚秋果，敬献于先生灵前。我似乎感觉到了，先生以微微颔首的诙谐，接纳了我的这一点心意。他的确仍然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将与我们伴随永恒。
（原载《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