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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的《反省时作》中还有这样两句：
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
这是他盼望“美人”来同情他拯救他，盼望的是何许人呢？谁能够帮助和解救他呢？文艺界掌握大权的是周扬他们，聂是鲁迅的追随者，是胡风的同伙，与周扬是不同道的，当然他不会对周扬寄以希望。再往更高层想呢，他自然会想到周恩来和毛泽东。
聂绀弩与周恩来总理特殊关系，由来已久。周颖原名周之芹，其姊周之廉于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共同组织“觉悟社”，当时周颖跟随其姊在津，邓也称她为妹，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了亲密关系，因而周恩来也就将聂绀弩作“妹夫”看待。
聂绀弩在反右中挨整时，他也许认为那只是王任叔他们干的事，高层的领导人还会是敦厚的、仁慈的、永远关心别人的，所以他在想到周总理的同时，也会想起与毛泽东的延安之缘。他的《天安门——追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一文，还写过这么一段话：
毛主席，我看见过，也谈过话，握过手，听过他几次演讲，更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一向，思想搞不通，脑筋总在个人的伟大和平凡之间兜圈子，觉得像他那么一个伟大的人和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距离是颇不短的……因此，就在面临迫害时，在迫害中，心里也不敢喊一声：“毛主席救我！”我怕他听不见。这回到北京来，看见了广大的群众，看见了毛主席，看见了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地位，而自己又正是群众中的一员，觉得过去把自己放得和毛主席隔得那么远，就是事实上置身于群众之外。到了我站在群众之中了，虽然还只是形式上的，就觉得他和自己竟是这么近，简直没有距离，正像他和群众没有距离，和群众是一体一样。这感觉，今天特别强烈，虽说他站在城楼上，我站在地上，他不知有我在这会场中，我也没有看清他的面容……唉！唉！真是知识分子的痼疾，站在群众当中，还是这么我呀我的！
当我们的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许多文化人士都抱着炙热的期望，从海外归来，从香港奔往北京，被一种新气象所感染所激荡的情绪是极其纯真的。聂绀弩正是在那样一种情态中写下了那些纯真的文字。然而，仅仅事过五六年之后，他就成了“肃反”的对象。当他在被围斗被隔离的时候，开国典礼那兴高采烈的情景会不会在眼前重现呢，还会不会觉得与群众与领袖离得很近、简直没有距离呢？会不会真的喊一声“毛主席救我”呢？他诗中写道：
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落日大旗何莽荡，小园枯树太凄清……
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
诗中这样流露着他的孤独，凄然，无助……开始也许曾经抱着幻想，想到毛主席的敦厚与仁慈，结果还是不得不做了检查，接受了处分。他后来曾经对友人说过：“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聂绀弩在肃反中，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的反省与交代材料，检讨说：“和反革命的关系，反党反革命言论，反组织、反党的工作态度，都是从我的由庄子、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等的影响所造成的反动思想体系或精神状态来的。”甚至说了：“我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胡风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些。”
然而，他的思想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看他的那些反省材料，检讨都很恳切很深刻，但仔细捉摸他的话又都似是而非，实际他心如止水，守正不挠。因此，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遭遇更加沉重的打击，那是在劫难逃的。
他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被周颖问题所牵连。周颖时为民革中央委员，正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参加大鸣大放，批评“肃反”扩大化问题，成为斗争对象。聂绀弩帮助周颖修改过报告稿子，因此被抓了辫子。至于背后的原因，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刑时，作了具体的申述：
（我）被定为“右派”，则有长远的历史原因，要从三十几年前，上海文艺界一边以鲁迅为首，另一边以周扬为首，包括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两个文学口号论争说起……我是站在鲁迅的旗帜下的，是既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用“耳耶”笔名，题目中有“文学的路标”等字，另一篇用“绀弩”笔名，题目全忘，都记不清发表在什么杂志上，但后来李何林编的《中国近三十年文学思潮》（生活书店）里有不少引文……就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在别的问题上，我也多和鲁迅接近，总和周扬不很接近，所以周扬总是恨我。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从几方面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领导，我处处碰壁。这且不谈，周扬对鲁迅和大众文学口号及其拥护者们做了很多工作，很多报复，真是害怕接触这些问题，但有两件较小的，较易说清的。一，篡改《鲁迅全集》的文字和注解，主要是注解，这是同林默涵、王士菁等一起作的，把关于鲁迅的口号问题的文章和别的文章的正文和注解，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改写过，使之不利于鲁迅和他的口号以及与鲁迅有关的人，而有利于他们自己……二，把与鲁迅有过关系的人、较为接近的人，给以某种打击，使之从历史上消掉或成为丑角，特别是党员，以显出鲁迅不过是匹马单枪的孤军奋斗，或不过是几个暗藏小丑的头头，（所以）划冯雪峰和我为“右派”。出版社王任叔曾在会场宣布：聂绀弩的问题是中央（即周扬）决定的。
这段话是写在他交给法院的申诉书中的，说出了他内心的郁结，但并不足以表达他的全部的真实思想。他很清楚那场“反右”斗争的惨烈和严峻性，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嫌隙问题。他作为反革命罪犯在给法院的上诉书中，除了指斥周扬，别的话就不好说了。更深的愤懑，他大概只有用诗来表达了。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聂绀弩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有两句诗中，凝聚了他的血泪和胆肝：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这既是悲歌，又是啸傲，仅仅14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借用了《水浒》中的林冲误入白虎节堂而蒙受冤狱的故事，表达了他的深沉的悲愤与凛然的正气。
再看他后来写给友人钟敬文的一首七律：
饱经艰险身犹在，不露文章世始惊。
役北大荒一城旦，共钟三弟两书生。
重阳近每风吹帽，老泪多曾雨洗兵。
我是四年君五载，逢人莫道此中情。
“饱经艰险身犹在”一语囊括了他的一切坎坷和辛酸，“不露文章世始惊”是借用了杜甫诗句，吐出怀才不遇的心中块垒。接下来写到北大荒，戴了“右派”帽子到那冰天雪地中去服“城旦”苦役，聂服了4年，钟服了5年，回忆旧事不禁老泪滂沱，那种悲苦之情何堪对人言说！在一次友人聚谈时，聂曾说：“我在北大荒几年，是四不像，不像个公民，也不像个被剥夺公民权的罪人（因为还有选举权，还投过票），不像工农，更不像知识分子，总之，是四不像，以四不像的身份过了几年。”
聂绀弩留下的许多的言论和诗作，都会引起我们痛切的共鸣。“右派”的“金印”，不仅是刻在一个男儿脸上的耻辱，而且是永远刻在他心灵中的创痛。这种心灵的创痛，不只是痛之于个人的患难和荣辱得失，而是与国家民族的悲剧紧密相系的。聂绀弩清醒地看到，“反右”问题不是牵涉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万人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的厄运，其种种恶果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60岁生日所作，及同时赠给夫人周颖的诗中，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忧国忧民的心怀：
诗挣乱梦破墙出，老踢中年排闼来。
盛世头颅羞白发，天涯肝胆藐雄才。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失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1961年秋聂绀弩接到通知：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其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之中，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亲自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文艺界的冰冻局面出现了一些融解的迹象。聂绀弩的心境也随着形势有所变化，写诗的同时，并有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发表。1962年到武汉，游览长江大桥写下的几首诗，颇多乐观情趣，其中出现了歌颂毛泽东的句子。
但是，形势并没有按照聂绀弩期望的方向发展，而且很快就急转直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又一次极“左”的政治运动掀起轩然大波。聂绀弩这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对时政不满的情绪日益激昂。毛泽东的人民领袖的光芒在聂绀弩的心目中日渐黯然，他感到原来与群众那么亲近的人民领袖，似乎已经离开了群众，不再敦厚，不再仁慈，而且似乎变成了相反的情形。有一份举报材料，记述了聂绀弩的如下谈话：
聂（脸孔涨红，手敲桌子，面孔向王某）：嗯，将来这个人历史上不知道要写成多丑啊！（这句话非常突然，因为事前没有背景谈话，在场人听了一愣）
王某：你说哪个人？
聂：（跷起大拇指）就是他嘛！
王某：我看他将来历史上不会写得不好，现在不是都喊万岁万岁吗？
聂：咳，你讲现在，现在自然没有办法，可是这个现在能维持多久？蒋介石不是也曾厉害过，他不是垮了吗？辩证法上讲得清清楚楚，事物总是向他的对立面转化，我们要从发展看问题。总有一天，谁是混蛋就要倒下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历史确定了的。不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这些人，他们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封建主义！现在大家认为生活过得好些了，好像有办法了，这是满足于现象，把这当做社会主义，其实他们是封建主义，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
王某：你看会变吗？什么时候变呢？
聂：（冷静）一定会变，共产党里总还有些人，而且现在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国际上也不会让中国这样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变，那我也不好说。总之，一定要变，中国大有人在……人民不会答应的，你不要看表面，什么万岁万岁，人民心里怎么样呢？现在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
王某：什么问题？
聂：（坚决）“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
看了上面这段对话，不禁忽感惊诧，聂绀弩的言词何至于如此过激呢？政治生活中严重缺乏民主气氛，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聂绀弩是说到要害了。但是，不能以“封建主义”一言以蔽之。什么“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这是老聂酒后失言吧！他对毛主席的态度由过去的拥戴，到后来的渐变，至此已经完全走向极端了。不过，聂绀弩到底是个坦荡君子，他的不满和愤慨并非挟私抱怨。后来他在监狱中沉静下来，经过学习和思考，形成了他思想中新的认识，以至晚年，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论了。
聂绀弩所说的解决“反右”问题，不是说要给某些人平反，更不是说给他本人平反、恢复待遇，而是说从政治理论上明确是非曲直，要承认极“左”的错误，彻底扭正方向。明知错了，不予改正，而将错就错，越搞越“左”，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势必越来越被动，整个国家的前途也就会濒临非常危险的状态。他认为，越来越左是因为“容不得人”，“越反对我越要专制”的原因。在另一次同友人的谈话中他曾如是说：
被动的事情很多，每一次运动都成了被动了，1957年的“反右”把我们都戴上“帽子”，这也是被动的很，最初还以为几个人、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人就算了，不想越划越多，划上了几十万“右派”，我们无所谓，顶多少拿几个钱，但是整个国家来说多了几十万反对你的人，你说被动不被动，而且运动又来了，你划不划呢？总之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
他还曾在谈话中说到萧军、吴奚如这两个作家的往事：
这是萧军自己告我的。在延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