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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的，它们是语言学研究的双翼，哪一个也不能偏废。缺乏理论高度的研究，仅仅是就事论事，是一种不成熟的研究。没有语言事实的挖掘，就不可能具有科学的语言研究，语言事实是研究的前提。我们更要在语言研究事实上总结出有规律的东西，从有规律的东西中总结出方法和理论。中国语言学界侧重于汉语研究理论探讨的著作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重大缺憾，尽管众多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此类问题。
石毓智、李讷两位年轻学者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一书，可能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研究汉语语法史的理论著作。以往的语法史著作只是一种描写，而这部著作却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前人的基础上，企图从汉语语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的角度给予解释。这部试图从解释的角度来论述汉语语法发展的著作有几大特点值得称道。
首先，此书将描写和解释紧密地结合起来。作者在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对一些语法现象的产生，发展，演变，找出它们的动因。例如本书论述汉语判断词“是”的产生，这个问题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一直都有争议。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等书中认为始见于公元一世纪，两汉时期稳步发展，到五世纪左右完全取代了旧有的判断句形式。唐钰明先生则进一步考察，又把判断词“是”的发展向前推到了西汉时期。作者熟练地运用了语法化的理论，分别从“回指”的出现，语法化句法格式的建立等几个角度来看“是”字的产生，而不是仅仅就某一个字的作用来谈。作者从汉语的SOV语序对判断词“是”产生的类推作用。从“回指”“是”的格式与判断句式之间的语义联系，从“是”字判断句的前后成分的特点等几个方面，来看判断词“是”的产生的内部机制。最后令人信服地指出：“用于回指的‘是’在公元前300~200年之间形成了两种使用格式，使得它与普通动词占据同样的抽象格式，因此在普通动词的类推之下，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动词性成分——判断词。”作者并没有满足于说明一个判断词“是”，还从理论上进行概括，使之更具有抽象概括的理论色彩。作者说：“‘是’的发展进一步说明语法是一个系统，其中的各个标记和形式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因此一个地方的变动就会引起相关部分的调整，从而会从整体上改变该语言的语法面貌。判断词‘是’的出现不仅为汉语增添了一种新的表达工具，而且对汉语语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31页）作者对书中的每一个语法问题都力求做出解释。将语言作为一个功能系统，一个自足的表义体系，在进行某些语法现象研究时，就不会拘泥于个别例句的多少，也不会仅仅纠缠于例句的确切词义，而是从语言表义作用来看，这样视野就开阔了，研究的角度就拓展了，结论自然也就令人信服。语言作为自足的表义系统，某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受到本系统内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见蒋绍愚序）作者立足点高，视野广，以往的语言材料和研究成果就会有了新的解释，在对于以往学者的不同看法上也就有了崭新的判断与取舍的标准。
其次，范围广。作者在书中几乎对于汉语语法史的主要语法现象都涉及到了，诸凡把字句、被字句、比较句、动词重叠、动词拷贝、否定标志系统、量词系统、判断句、疑问句式、动补结构等等，都按照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描述和解释。如果能对汉语语法史的一种语言现象做出一些令人认可的解释已属不易，作者竟然对众多的语法现象都力争做出解释，而且还大都言之成理，最起码能自圆其说，这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学术勇气和探索精神。本书不仅涉及的面很宽，而且在时间的跨度上也很宽，“对现代汉语中判断词‘是’来源的追踪一直上溯到先秦，对现代汉语‘有没有＋VP’来源的探讨则只涉及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其时间跨度上下达三千年。”（蒋绍愚序）这样的历时比较研究，大大提高了结论的科学性。作者自己就说：“我们从历史研究中又得到一个重要启示：要合理的解释一个问题，必须把历时和共时的研究结合起来。”作者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的。 最后，本书采用西方语言学理论解释汉语史上的众多语法现象，给汉语语法研究者以诸多启示。中国语言学源远流长，古代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曾经辉煌一时，走在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前列。但是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学与世界语言学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本书作者曾师从美国几位著名的历史语言学家，对西方理论相当熟悉。作者运用西方语言理论解释汉语语法史上的诸多问题，可说是一个既大胆又很可贵的尝试。如何使中国的语法研究融人世界语言学研究的主流，是每个研究者都应当深长思之的问题。我们如果过分强求汉语的特殊性，就会关起门来搞研究，不理会世界语言的发展，这对于汉语研究的发展极其不利。本书作者运用西方语言理论解决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问题，结论正确与否还在其次，关键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尝试，使我们认识到西方语言学理论并不是与汉语语言实际及其研究格格不入，语言类型的不同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大。而且，中国作为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汉语作为世界上影响巨大的语言类型，理应对语言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反观普通语言学的著作，即使是国内学者编撰的普通语言学著作中，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多少？普通语言学如果缺少了汉语研究的成果，将是残缺不全的，甚至可以说这些著作并不能称为“普通’’语言学。作者在书中将西方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启示我们应当更加开拓视野，力求在世界语言学的论坛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另外，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还要考虑学科地位的调整问题。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及其发展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文学科，被称为最领先的学科。中国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很少对其他人文学科产生推动和影响，这与人们确立语言研究的学科地位有关。例如在中国大学的中文系，全称应当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系，可是真正属于语言的仅仅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这与文学相比，简直不成比例，文学可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文学史、民间文学等等，中国语言学研究和探讨理论气氛的稀薄，可能就与学科地位有关。我们是否可以比照文学的学科建置那样，建立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应用语言研究、开设语言学史，外国语言学、语言学评论等等。没有理论指导的语言研究是不可能有大突破的。这是本书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本书作者正是因为首先在理论上站的高一点，也才有可能把研究搞的好一点。
在当今语言学界理论观念不强，理论探讨气氛不浓厚的情况下，能读到这样一部研究汉语语法史的著作，真令人高兴。我们期望着有更多的既有全面描写，又能科学解释的研究汉语的著作问世。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石毓智、李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22．00元）
向“黑洞”地区“出口”安全
■ 辛本健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接连发动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频繁地发动这些战争的深层次原因何在？美国动武的对象为何大多是没有融人全球化或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国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思维到底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问题确实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争分析学教授托马斯·巴尔耐特（Thomas P．M．Bamett）在其《五角大楼的新蓝图》（Pentagon~New Map：War and Peae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提出了他对上述问题的新颖而耐人寻味的解答。巴尔耐特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找出一项控制世界的理论，以及一个与之相伴而生的军事战略。现在，一项符合这些要求的主导性理论出现了”。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确认世界上“与全球化隔绝”的、必然会给美国带来威胁的“黑洞”地区，并积极主动地向这些地区（经常以战争的方式）输出“安全”。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巴尔耐特一直在向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提供咨询，并把他的这一理论不断地推销给五角大楼和美国的情报机构。
巴尔耐特把当前的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全球化真正植根的地区，以及与全球化隔绝的地区。以互联网普及、金融交易便捷和信息自由流通为特征的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稳定、生活水平上升，非正常死亡的人大多是自杀所致，而非谋杀。这些地区是“正常运转的核心”，简称为“核心”（Core）；在那些全球化程度过低或完全与世界隔绝的地区，“政治上独裁的政权像瘟疫一样普遍，贫穷和疾病四处肆虐，谋杀事件司空见惯，长期的冲突使之成为未来的全球恐怖分子滋生的温床”。这些地区是“非一体化的黑洞”，简称为“黑洞”（Gap）。
巴尔耐特认为，目前世界上的“核心”地区包括：北美洲、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欧洲联盟、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日本和亚洲新兴的经济体（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南非，这些国家大致占全球60亿人口的40亿。除了上述“核心’’地区以外的世界其他部分均为“黑洞”地区的成员或“接合部国家”。
巴尔耐特指出，对于“美国计划在下一步的军事打击目标是谁？”这个世人瞩目的问题，冷战以来的事实已经为该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明的答案：在“黑洞”地区。美国在进行反恐战争的同时，必须力争在“核心”地区与”黑洞”地区的交界处的“接合部国家”，阻止恐怖网络进人“核心”地区。”核心”地区的国家将在“接合部国家’’采取行动，阻止和消灭来自于“黑洞”地区的恐怖主义、贩毒等活动。典型的“接合部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如何消除“黑洞’’地区的威胁？巴尔耐特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提出的“个人版本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是：（1）增加全球化“核心”地区的“免疫能力”，即防范能力，以便应对类似于9·11事件的混乱；（2）把“接合部国家”作为防火墙，阻止来自于“黑洞’’地区的可怕的“出口产品”，如恐怖主义、毒品、恶性传染病等，进入全球化“核心”地区；（3）最为重要的是，要缩小“黑洞”地区。经过五十年的努力，美国已经成功地把安全“出口”到全球化的“旧核心”地区（西欧和东北亚）；在错误地发动越南战争之后，经过二十五年的努力，把安全“出口’’到全球化的“新核心’’地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美国在向中东“出口”安全方面所作的努力一直是不连续的；在非洲几乎就未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巴尔耐特特别强调：中东地区是美国采取缩小“黑洞”地区行动时最好的首选目标。
笔者认为，巴尔耐特的上述观点中有许多合理成分。因为我们如果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军事干涉行动进行总结，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军事干涉发生在；球化“核心”地区之外，即集中于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整个非洲、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拥有全球的20亿人口，根据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这20亿人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低收入”或“中低收”阶层（每人每年的收入低于3000美元）；美军采取军事干涉行动的大多数地区，与“黑洞”地区是重合的；如果一个国家游离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或者拒绝接受与苎球化进程相伴的多数规则与信息，美国最终向这个国家派出军队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与之相对应，如果一个国家大体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常运转，美国向该国派出军队以便恢复秩序和消除威胁的可能性极小。
我们如果把美国近期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美国在过去十年里所采取的军事干涉行动联系起来，一条明确的脉络就浮现出来：一个国家遭受美国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与它的全球化程度成反比。“基地’’组织最初把大本营设在苏丹，随后又转移到阿富汗，其原因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