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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拿出了切实可行的交超支款的措施，提前放走了。他又低声地告诉我：谁拿出了“可行的措施”，谁就随时可放行。第三天，又有无人坐的砖头和草把出现。我一数，剩下十三个人听报告：“……你们不要磨洋工，不要消极对抗，更不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我们宽宏大量是有限度的！”这一次，我回老家与堂兄詹方云设法，卖了一间房子给老家的生产队。
过了一年又一年。生产队的办公室里，一盏煤油灯有气无力的亮着。土改时的农会代表、老贫农曹四荣在讲话。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二十多分钟，忽然，话锋一转指向了我：“南生，南生！你的超支款有么打算？要想法子呀！不能把政策当耳边风……钱要积。平常不积，一次要拿出这么多钱来当然就难了！……”找我要超支款，这是天经地义！说我不“积钱”，实在委屈！天哪！我哪里有钱“积”呢？几只母鸡生的蛋，孩子们别想吃，要去换盐！一股无名火终于爆发：“四伯！您说我不积钱，可我也不会偷钱积呀……”结果是老婆出面解和、赔礼，把一间房子抵款到生产队。
又是春耕生产的时候。大批促大干，实现大寨县。生产队的生产资金匮乏。生产队长向大队反映，拟向信用社申请贷款。而得到的批示是：催交超支款。生产队长又奉命开紧急会议。我家是老超支户，当然要还款。钱！钱！我把亲友排队摸底，没有一家“富裕”。在惶恐之中，队长送来一个信息：太慈街曹运松接媳妇缺床。中国有旬俗话，“道士见钱经也卖”。横下一条心吧！感谢老婆的理解，把床卖了。
又是一年春好处。在催交超支款的同时，生产队长送来一条信息：太慈合作商店建楼房，办旅社，需要大批的楼板（那时，乡间没有预制品），“你家要许多楼板作么事？”又在他的关怀下，出卖了两方楼板。再用高粱秆、向日葵秆，填补楼板空缺苟且安生。得的钱呢？全还超支款了。
又一年大年三十，家家忙着过革命化的春节。我正在劈一个桩兜，打算煨煨托食品站会计周井山谋到的一个猪头。虽只有几斤重，猪耳朵、猪口条、猪脑子，可做好几个菜。默想着，这个春节，在革命上可以“化”一下了。“进屋哕，有人来哕！，'这是拙妻的声音。很明显，女低音里含着哀惋。是谁来了？我心知肚明：上次社员会上定我家交超支款30元，他们要钱来了。革命化的春节，可能“化”不起来了。我伸直腰，丢下斧，搓搓手，一脚千斤地回到屋里。队长开门见山：“我们是来收超支款的，把钱交出来吧！”
年关！年关！我在小说里读到的某些穷人度“年关”的情节轮到我了。在沉寂的相持阶段，副队长给我提了一个醒：你跑趟路到吉水去找姚麻子看看，生产队要把30块钱的鱼花钱给他，看他能不能给你过过账？
这倒是一条有点“生机”的路！但此时此刻要跑到吉水，难点是时间问题。估摸已过十点钟了，就是连走带跑，也得下午一点之前到。这么晚，人家会接待我吗？我跑出五里之遥，解开棉衣呼大气，碰上了瓦匠师傅徐伯高，我在他的麾下做过小工。他问：过年了，还往哪里跑？他听了我的原委之后，毫不犹豫地把自行车推向我：快去！快去！
姚麻子热情地接待了我，招呼他的妻子炒饭给我吃，写具了过拨的条据，并串起两条鱼一并交给我：“快回家吧，好好地过个年！”我多么感谢姚麻子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化现象杂说·吴 江
之一
湖南《湘声报》新年刊登了一篇题为《负伤的知识人》的文章（作者陈远），一开头便说刚过去的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并开列了一张在去年撒手西去的文化老人的名单如下：
蔡尚思104岁，王养冲101岁，骆耕漠、谈家桢100岁，瞿同祖、周尧98岁，陈赐祺、陈振汉、任美锷96岁，王永兴95岁，王叔岷94岁，贾植芳、唐敖庆93岁，王名扬92岁，滕维藻91岁，张芝联、蒋学模90岁，孔德成89岁，彭燕郊、柏杨、王元化、陈述彭、方平88岁，袁可嘉、金提87岁，萧父84岁……士林凋落，触目惊心。
这么些文化老人的逝世是不是“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的证据呢？我看未必，单从逝世者的年龄来看便可以明白了。这里开列的二十六位逝世文化老人的年龄有四位在100岁以上，有十三位在九十岁以上，最小的也是84岁了。可以说都是“天寿”了，虽然这些人一无例外地都负过伤，我说“一无例外”，因为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反右派”，又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对这类文化人布下了天罗地网，逃无可逃，不过负伤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此外，人数也并不完全，粗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这张名单里是做学问、弄弄笔杆子的人居多，而且大都在社会上有点声望的。假如把各类文化老人（例如科学家、教育家、医学家、艺术家等等）统统包括在内，则2008年逝世的决不止这个区区之数。中国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且已称“老龄社会”，2008年只有这个数的文化老人逝世，不能说2008年就是“文化灾年”，中国文化之灾决不表现在这里。相反，这应当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且逝世者都是如此高龄，足见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医疗条件和过去相比已大有改善。想想在上世纪，像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没有活到60岁，胡适也没有活到70岁，可谓短命而亡，从生理上说，他们的命远不及现在的文化人。
我与文化界人士交往不多，在上面那张名单中，我只认识二位，一是蔡尚思，一是王元化。王元化同志我们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相识，他到北京找几位朋友谈话，约二、三次，我也在内。他晚年整理自己的文稿并着重进行反思，赠我几本书。他大概是到了晚年才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多方面贡献的学者的。我当面跟他说过：他是现在已很少见的认真做学问的一个人，而我已不可能做到这点了，过去没有根基，如今来日无多。我要比他年长几岁，所以2004年我游上海和杭州时，在上海曾特到他的寓所，对他说：我此行是特来向你告别的，我们彼此都已不便走动，以后恐怕难有见面的机会了。他有点愕然。但万没有想到，他竟比我先离开了这个人世。
蔡尚思同志则是先辈，也恐是我国已少有的真正“国学家”之一。他把图书馆当学校，读书超百家，可谓无所不窥，但为文却十分简约，这正是他的渊博精到之处。他以反封建著称，1992年我写《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一书，向他请教。不久，他来北京时专程到我家当面赐教，那时他大概已是快九十的人了，但看上去身体硬朗。后来他又赠我《自传》一书，我回他一首“打油诗”，记述他的生平，其中有“李贽之后第一人”句，我想这不算是夸大其词。蔡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晚年已很少露面。大概在他百岁的时候，我曾以文向公众介绍这位老资格的“国学家”，文章连同那首打油诗一并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听说有人向他当面宣读了。
蔡老离世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无人通知我，但不久我听到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他死时的吊唁规格问题。按，蔡尚思不仅是我国的名教授，他还担任过复旦大学的副校长。而按中国的教育体制，包括大学在内的多数学校都被套在官本位的行政级别上，复旦大学虽是名校之一，但无独立性，它被套上官制行政级别，仅属于所谓“局级”，而副校长的身份就只是“副局级”，所以蔡的吊唁规格最初是定在“副局长”一级（我不知道“副局长”一级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最后却出其不意，学校竟然收到了两位来自北京的据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唁电，因此学校赶忙提高了吊唁的规格（我也不知道提高了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但我必须声明此事仅属传闻，事情究竟如何至今仍不得而知。如果事情果真属实，则中国文化人（包括名教授、名学者等）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之二
《负伤的知识人》一文还说到了他对于这批逝世老人的看法，直击现时的一种时弊，也可说是说出一种期望，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注意。兹将其中的两段话抄录如下：
每一位老人的去世，都会被众多媒体冠以“大家”“大师”之名，这固然表达了人们对这些老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个时代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对老人的尊重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律给他们冠以“大家”“大师”之名，私意以为，对这些老人称之为“文化老人”或许更准确一些。
比如贾植芳。贾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17岁曾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21岁出狱后，流亡日本。先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三进三出。1955年又因胡风事件，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新社会里罹难，被关押12年之久。待平反之时，贾先生已经65岁了。之后虽然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但是用于学术研究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说贾先生名则名矣，要说是“大家”，则只能看作后辈人觉得时代亏负了贾先生，而对先生的一种善意的褒扬了。否则，一个让人费神想上半天也说不出其扛鼎之作的“大家”，岂不是文化的笑话？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可取的，我们这个时代确让人感到有人“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随之就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一些人，大抵是爱文化但未功深的朋友，热衷于捧某些较有名气的文人，称其谓“大家”、“大师”、“泰斗”乃至“泰山”、“昆仑”（意指其学问之大可比“泰山”，其身份之高可比“昆仑”，即“登峰造极”者）等等，使人觉得这不仅是“溢美”，而且是近乎“炒作”了，以致弄到有的被“炒作”者公开出来登报声明要“辞去”这类称号。另一种现象是，有人在评价“五四”以来的文化名家时，有意无意地把一些人拔高，把一些人贬低甚至丑化，总之是“今不如昔”。其中出现的一种怪现象是，居然把大汉奸周作人也捧出来作为旷世文人大赞而特赞。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理应不断有“大家”、“大师”级人物出现，但可惜据说至今还很少见到。于是有人叹息，有人竟“患上了严重的‘大师’缺乏症”，其症状部分已如上述。何谓“大家”、“大师”？何谓“扛鼎”之作？我想这总和代表时代精神，追求先进社会理想，推进时代的步伐，创新人类文明等等有关。以欧洲来说，稍为关心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古希腊文明到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大量杰出人物，可谓群星灿烂。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几位代表人物如但丁、乔托、米开朗基罗、薄迦丘、彼特拉克（他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伽利略等，竟都出现在佛罗伦萨一地，这个地方成为西欧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我国古代且不说，“五四”运动前后，也出现了不少有光芒的“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钱穆、鲁迅、胡适等均在其内。但进入新中国后，这种现象好像就停滞了，虽然文化界的新角色不少，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原来颇有成就的一批老作家如茅盾、巴金、曹禺等，他们的创作思想也好像一下子被堵塞了。为什么会这样，自然引人深思，这里总有原因在。根据一般评论和个人私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君临天下，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而政治的核心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家的思想被框住、被堵塞，没有自由独立思想可言，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和创新精神呢？《雷雨》的作者、可称得是中国戏剧名家的曹禺，在他的晚年有诗说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样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这样存有戒心！
所谓“戴着盔甲说话”者，即“文艺为政治服务”之谓也。
还有著名电影演员和编剧者赵丹，他1933年至1949年拍片三十二部，名满中华，而1950年至1965年只拍了八部，从1965年至1982年正是赵丹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段，他在艺术上却留下了一片空白。赵丹临死时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领导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此语在《人民日报》公布，读者为之唏嘘！
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向来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