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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几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东亚世界经济体的中心；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久已形成的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被打破，中国自身也逐渐沦为西方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输入国和初级产品与白银的输出国，也就是说，成为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或半边缘。
蒋廷黼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28页）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故事，意味着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及其在东亚的统治地位提出了第一次严肃的挑战。以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为开端，中国与欧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直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清廷才被迫同意与西方国家交换常驻使节。1864年，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出版了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于1836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中文书名确定为《万国公法》。这标志着中国从“天下秩序”的中心国家沦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
当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在思想和学术上不可能不受到触动。外来的“科学”很快便占据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中心位置，而传统的“中学”、“国学”则沦为边缘。
张之洞虽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又主张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而在民族存亡之际显然要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世事”之上，即其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903年张之洞参与修订了新的《奏定学堂章程》，章程确定设立经学科、文学科、政法科、医科、格致科（理科）、农科、工科和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完全取代了传统学术的“四部”体系。其中的经学科后来又并人了文科，使得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体系显得比西方更加“科学”化，因为西方学术和教育体系中还保留着独立的神学学科。
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思想学术的基础之上。由于中国没有成熟的本土宗教体系作为精神文化的中轴，意识形态的“西化”此在其他文明古国更加迅速而彻底。任剑涛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切人中国文化语境的时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双双紊乱的时候，一方面传统的整合两种秩序的经典权威依托——儒家经典，显示出了全面的疲惫。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对于不同立场上的中国志士们发生了共同的吸引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不但是志士仁朋，的志愿选择，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一流头脑的思想者与一流组织能力的社会活动家们，大都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或财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作品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被认为是转型中国的思想指引。（任剑涛：《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
二、潮流与激波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向国人大声疾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世纪后，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面对国内国夕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由此可见，认识和紧跟世界潮流，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念兹在兹、贯彻始终的一个中心思想。
反潮流与赶浪头
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潮流”，取决于错综复杂的众多因素。暴力和残忍性在历史上曾经是潮流的驱动力。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骑扼杀了欧亚大陆上许多文明的萌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宋代的政治文明，比元明请的专制主义更具有“现代性”。然而，“进步性”或者说“先进性”始终是世界潮流的基本属性。希腊成为古代文明的奇葩，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都是与各自时代最活跃和最丰富的思想碰撞、学术争鸣、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可视为社会技术的创新）以及人才荟萃密切关联的。
世界潮流是激烈竞争韵产物。因此，反潮流便是一种正常与合理的现象。没有反潮流，就不会有新潮流。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每一次反潮流都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流。反潮流可能升华为时代的新主流，也可能沦落为时代的逆流。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反潮流与新潮流均产生在中心地区或准中心地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学理上，边缘、半边缘地区的知识分子都容易倾向于中心、准中心地区反潮流的一方。狂飙运动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选择法国启蒙思想的“非正统派”代表卢梭，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
现代民主的世界潮流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一方面丰富了民主的内涵，一方面也使民主潮流出现了曲折与反复。美国内战前后，现代民主的思想体系与制度框架已经基本成型。此后一个多世纪中，曾出现过多次民主问题上的反潮流的新模式，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历史的主流。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屡次“赶浪头”（醉心于德国模式、俄国模式和东亚模式），而没有从普世价值和基本学理上领会民主的精髓。
德国模式：国家主义与有机民主
如果把在英美法等国形成的“政治文明”模式概括为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的话，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德国所选择的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模式就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所谓的“有机民主”、“领袖民主”。
与崇尚个人权利和市民社会的英法自由主义相对峙，德国的保守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以国家主义为基调的政治意识形态。俾斯麦就把国家主义从政治学说变成了施政方针。这位“铁血宰相”领导普鲁士接连打赢了普丹、普奥和普法三场战争，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了德意志诸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在威廉帝国时代，德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获得所谓“阳光下的地盘”和世界强国地位。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继承帝位，他怀着成为“世界主宰者”的野心，宣称要向“世界帝国”全速前进。一方面，他既眩惑于英国海洋上卓越的地位，又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大力推动建立一支能够与英国相匹敌的帝国远洋海军；另一方面，他资助和支持文人学者、团体协会、报刊杂志鼓吹民族扩张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制造舆论。根据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当竞争中的一方采取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策略时，另一方如果坚持世界主义和和平主义，就是非理性的行为。这样到了十九世纪末，用帝国主义的生存竞争取代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就成为世界性的反潮流。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宪政运动是以德国为主要榜样的，而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变法、新政又是以日本为参考系，也就是间接地“以德为师”。因而，中国学习“西政”从源头上引进的就是国家主义而不是自由民主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党章第一条即是：“取国家主义，建设求强善政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梁启超有时又把国家主义称为国权主义。“我中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
阿明·莫勒在其《德国保守主义革命：1918～1932》一书中，将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思想界的主流命名为“保守主义革命”。他认为，“保守主义革命”作为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精神思潮和文化运动，共由五个不同的派别组成，其中尤以“青年保守派”最能代表“保守主义革命”的精神实质。该派代表人物凡登布鲁克曾强调，“我们所谓的反启蒙，实际上就是要反对整个自由主义传统”。反对自由主义传统，主要是要批判其建立在自然法和契约论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议会民主制。与此相应，“保守主义革命”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民主话语（有机民主》，用以取代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解（代议民主）。他们认为，德国需要的不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契约观念基础上的民主，而是一种有机民主。（曹卫东：《“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
“有机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所谓的“领袖民主”。在“保守主义革命”形成气候之前，晚年韦伯便表述过这方面的前驱性观点。由于对议会民主制的软弱感到失望，韦伯要求德国在“直接诉诸民意的”“领袖民主制”或“凯撒式民主制”与“无激情的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之间做出取舍。“领袖民主制最重要的类型——超凡魅力人物统治的正当性，便是蕴含在因为被统治者的意志而产生的、并且仅仅由于这种意志而得以存在的正当性的形式之中”，而在现实中提供这种类型的，是那些“古代的和现代人的革命独裁者”。（转引自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
所谓有机民主，其基础在于“种族归宿”，在于“血浓于水”的文化认同。因此，在德国的有机民主体制中；必须用“认同”代替“代表”。希特勒上台后便一手埋葬了议会民主制度。1933年12月1日通过的党国合一法宣称：纳粹党是德国国家思想的代表，它不可分割地同国家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公法实体；党和国家的这种统一要由把国家的高级职务授予在党内承担高级职务的人的形式来保证；地方首脑要在党的领导人中进行挑选；党不仅应该提出和阐述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应该通过不断的教育工作来创造一种一致的公众舆论，以便使德国人民变成一个能够创造出德国人的道德和英雄典范的共同体；所有的结社团体（包括职业性团体）都是党的一部分；德国的公民都可以加人党的组织，但公民权只给予属于德意志血统的人们；政治权力完全属于作为党酌领袖的元首，而且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也集中在他的身上。（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一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第517页）纳粹体制的核心是所谓“领袖原则”。“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中根本不能想象的领袖人才。”（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276～277页）
德国的纳粹主义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1930年代的中，囝都被视为取代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新潮流。当时，不仅蒋介石嫡系的由黄埔军人组建的复兴社等“法东斯”（郭抹若语）团体将其奉为圭臬，一些曾留学英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政治上转向，成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1935年前后，思想上得到“法东斯主义”支撑，军事上得到德国顾问和装备支持的蒋介石曾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如果不是中日战争爆发以及随后的中德亲密关系破裂，左右翼极权主义在中国究竟谁主沉浮，尚在未定之数。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德国模式的走红，民主化国家从1920年的约30个降到了1942年的12个。（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第2页）
俄国模式：民粹主义与苏维埃民主
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开创的俄国模式有两个理论源头，一个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本土的民粹主义。虽然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民粹主义的思潮，但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转引自樊星：《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流变——片断》）从表面上看，苏维埃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而从精神气质和施政方针上说，民粹主义的底蕴更厚、渗透更深。
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有不少一致的地方。然而在以下两个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市民社会”、“自由竞争的社会”）演进的实质，就是从“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人，演进为独立的个人，共产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