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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收阅。《年谱》中记述，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这是第二次写自序，第——次写的时间为1926年5月。但是，两次都是写过序言就放下了。另据先生的次子梁培恕的文章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年谱》记载：1966年，“文革”开始。先生从1960年开始再次撰写的此书已写到第七章，被红卫兵抄走。9月7日，梁漱溟为此事给毛泽东去信，信中略述被抄家、批斗的情况后，讲：“我尚未写完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底稿，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希望毛主席设法把这个底稿发还我，以便我继续写下去。”“这个稿子千万毁不得，如果毁了，我生于斯世何益？”同月24日，此书的原稿就退回来了，并发还了被抄走的现款与存折。先生很高兴。抄家后未逾月，“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撰写《儒佛异同论》。”不过，梁培恕的回忆文章则有另一说：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前来抄家，较大的物件用卡车运走，书籍、字画、文稿就地焚毁。连续“造反”三天，最后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院子。小半部《人心与人生》夹杂在少量没有毁掉的东西之中放在地板上。此时而有这样的幸事，只能说是“苍天有眼”！
1970年，政协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学习，梁漱溟对“宪法草案”提出了语惊四座的两条意见：第一，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林彪为接班人上了宪法不甚妥当；第二，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可以通过宪法程序来选。是年，主要在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并阅读四十多个古今中外著名专家学者的五十多部著作，如《共产主义道德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历史研究》、《唯识述义》、《巴甫洛夫选集》、《形而上学》、《罗念庵学案》、《宋元学案》、《明道学案》、《阳明学案》、《濂溪学案》等。
1975年，八十三岁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亮明的观点是“批林、但不批孔”。面对压力，他的态度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7月初，《人心与人生》一书完稿。全书计二十一章，约十七万字。这本书主要是探讨人类生命的发展与人类前途，内容涉及生物学、心理学、人生哲学、伦理学、道德、宗教、教育及文化艺术等多方面。《年谱》评介说，书成之时，正是十年动乱再次肆虐，“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幌子，肆意摧残践踏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肆意歪曲孔孟学说之时，先生奋笔写成此书，反复歌颂了孔子的自强不息和反对暴政的精神，阐发了“大同”思想和“仁”、“德”、“信睦”之道，谆谆告诫人之所以为人，在有自觉，在有理性；人应择善而从，不断争取向上；人对人应彼此以诚相见，互以对方为重，不应以对物态度对人。先生不屈不挠捍卫古老优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一如往昔，真乃难能可贵。
1980年8月，英文版《梁漱溟传》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与先生长谈十余次，录音三十盒。谈话中，先生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学问家”，并说，“假定说在学术方面我有贡献，那就是这本书《人心与人生》，我尽我的头脑、精力发挥。我的思想、主张都在那本书里头。”1984年9月，经人联系，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人心与人生》一书，系九十一岁的作者自费所出。凝结着老人毕生心血的书稿终于公诸于世，与读者见面了。
毛泽东诗词有名句，“一篇读罢头飞雪”，道出了人生有涯而学海无涯的沧桑之感，梁漱溟的这本书也可谓“一书写成头飞雪”吧！尽管一‘部书从立意到写成历尽半个世纪，经过断断续续五十多年的苦心钻研和融会贯通，是先生晚年最后一部巨著，但先生并不满意。他在“书成自记”中写道：“书虽告成，自己实不满意。”“自己不能胜任的学术上根本性大问题——人心与人生。”因为，“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就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以今天的现实来看，人心——对梁漱溟来说这个终生的主题，中国社会上的反应有如他的110年的诞辰纪念一样，是冷冷清清、少人光顾的。其情形诚如梁培恕十年前的一篇纪念长文的结尾所言：“现在仿佛没有人顾得上打他一枪。我的遗憾在此，于是寄望予未来。”
（《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阎秉华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32．80元）
浪漫主义的读书和现实主义的读书
■ 韩 府
由于喜爱，所以对于汪曾棋先生的散文十分熟悉，他的散文中出现过的人物、事件也就十分熟悉了。前些天读施蛰存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昆明的一家图书馆，我当时立即就想到：这不就是汪先生笔下描写过的那家图书馆吗？那个图书管理员不也就是汪先生笔下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吗？找到汪先生的散文《翠湖心影》一对比，确实是的，时间、地点、名称都对，他们两位描写的是同一家图书馆，然而，在汪先生的笔下，这家图书馆写得像一篇风清日丽的小说，甚至像一首浪漫主义的抒情诗，而在施先生的笔下，这家图书馆以及它的管理员却是以反面教员的形象出现的。这可真有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味道了。
口说无凭，还是让我们一起领略一下两位名家笔下的这家图书馆的独特风范吧。汪曾棋先生是这样写的：
这是我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个道观。非常安静整洁……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
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
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儿，上面拽一
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
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我以
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
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
大都能够借到。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
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
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
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
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以意为之
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
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
享受一点安静。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
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
么看什么。
翠湖图书馆现在还有么？这位图
书馆管理员大概早巳作古了。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
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癖的
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掺和在一起，越来
越鲜明。总有一天，这个人物的形象会
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
施蛰存先生笔下对这个图书馆是这样描写的：
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昆明的
翠湖图书馆来了。那里的章程是每次
限借一册，每人可以更换三次。那就是
说每人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可以
从那里借三册书看。然而，因为借一册
书所费的时间太久了，没有一个读者
能够在“时间巳届停止借书”的木牌挂
出来以前赶交第三册的。我曾经在那
里借看一部通海县志，全书四册，我就
在借书券上写了四册，但等了半点钟，
从楼上一个吊篮里颁发下来的却只有
第一册一本。天啊，你知道志书的第一
册里面有些什么文章？序文，序文，序
文，凡例，疆域，星野，好，完了。于是，
大略翻看一二篇序文之后，我就把它
掩拢来，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闭目凝
神了半点钟。我想，现在去换第二本出
来，大概不至于对不起那位忙碌的管
理先生了吧？于是我重填一张借书券。
这回是指定要第三册了，因为我从第
一册目录知道我所要的材料是在第三
册里。于是，照例又得等三十或四十分
钟，我的书发下来了。捧回到座位上去
一看，却是第二册。于是仍又捧到柜上
去交涉，管理员说：“刚才看了第一册，
现在不是应该看第二册吗？”我说：“不
错，先生，你的话也不错，但是这并不
是小学教科书，我不必一定要看第二
册的，况且，况且，我在借书券上写明
了要第三册的。”那管理员检出我的借
书券来一看，自言自语的道：“哦，我想
你是写错的，给你改了。你再填一张
罢。”于是我再填一张券，于是再等半
点钟。于是领到我的第三册通海县志，
于是在十余分钟之后，“停止阅览”的
木牌挂出来了。
两位作家说的确实是同一家图书馆应该无疑，而且说的也应该就是同一个图书管理员。然而，在二人的笔下，对于这同一个图书馆和同一个管理员却是一褒一贬，“爱憎”分明的。在汪先生的笔下，不但这个图书馆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佳”，而且这个有些怪僻的图书管理员也是一个“妙人”，像是从陈老莲的画上走下来的，以至汪先生表示要在适当的机会把他写进自己的小说里。施蛰存先生写文章一定是遵循“温柔敦厚”诗教的，他在这篇文章里，既没有怨，更没有怒，但是，我们却分明能感到他的不满，甚至反感。别的且不说，以上所引文字结尾部分的——连四个“于是”，就不难看出他是多么的无奈和愤慨。
我想，对于这两段文字我们至少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补充着读，因为汪先生所写的多是景物和独特作派的印象，而施先生写的却是具体的借阅制度、手续和一个实例，如果将两者互相弥补，则恰好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这家图书馆的真实情况。另一种读法是对比着读，汪先生笔下的这家图书馆简直像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图书馆里的那个管理员和汪先生这类读者一个个又都像是羲皇上人似的，叫人一见便终身难忘。而施先生笔下的图书馆却是一个死板的糊涂人主持着的效率低下的烂摊子，令人无可奈何，想起来就摇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以为，造成这种差别有两个因素，一是由作家气质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包括对待读书在内的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全部生活态度的不同；一是由作家气质的不同，而影响到文章写作风格的不同。前者是说，这同一个图书馆在不同的读者的眼睛和心目中引起的感情、产生的印象本来便不同；后者是说，这同一个图书馆在不同作家的笔下的处理会不同。无需赘言，汪先生是浪漫主义派，施先生属现实主义。这不光说他们的写作风格，而是说他们的生活态度，包括读书态度。所以，施先生尽管早年也从事过文学创作，但显然他的学术研究成就更为突出；汪先生则终生主要是创作，即使偶尔也写些评论，甚至可以归入学术论文一类的文章，但总的说来，他天生就是一个作家，而很难算是一个地道的学者。这是就人的气质而言。再具体到读书，二者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试看，施先生到这家图书馆去可真是去读书了，所以他斤斤于借书数量限制之类的制度，也为了不能高效快速读到他想读的书而苦恼。而汪先生呢，他“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他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一家图书馆和同一个管理员会在两位作家笔下出现那样大的差异了。
到此我也终于明白了，所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写作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用之于读书，自然就是读书态度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