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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者曰：“《常棣》闵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诗？”曰：“闵之闵之者，闵其失兄弟相承顺之道，至於被诛。若在成王、周公之诗，则是彰其罪，非闵之，故为隐。推而上之，因文王有亲兄弟之义。”○正义曰：此郑自问而释之也。周公虽内伤管、蔡之不睦，而作亲兄弟之诗，外若自然须亲，不欲显管、蔡之有罪。缘周公此志，有隐忍之情，若在成王诗中，则学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为闵之。由此故为隐，推进而上之文王之诗，因以见文王有亲兄弟之义也。若云文王能亲兄弟，与之燕饮，而作此诗，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圣人，大义灭亲，言为隐者，亦因此以示圣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诛，逼於大义而诛之耳。以同气之亲，实怀闵伤，由此而为之隐也。而序云“闵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为之隐，故编次者进而上之，是以隐其事。序者叙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诗，又无论燕之事，若《常棣》间之，则上下非类。而文王之诗，上有《鹿鸣》燕群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旧厕於其间，与之为类，因以为文王燕兄弟之诗。言文王有亲兄弟之义，以为乐歌，非谓文王独能亲兄弟，其馀圣人不能也。如此《谱》说，则郑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为周公、成王时作。王肃亦以为然。故《鱼丽序》下王传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诛管、蔡之后，而在文、武治内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闵管、蔡之失道，陈兄弟之恩义，故内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群臣、燕兄弟、燕朋友之乐歌焉，是与郑同也。《郑志》之说则异於此者，答赵商云：“於文、武时，兄弟失道，有不和协之意，故作诗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时，二叔流言作乱，罪乃当诛，悔将何及，未可定此篇为成王时作。”赵商据《鱼丽》之序而发问，则於时郑未为《谱》，故说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为成王时，则意欲从之而未决。后为此《谱》，则决定其说为成王时也。
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正义曰：诗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汉兴始移者，若孔子所移，当显而示义，不应改厉为幽。此既厉王之诗，录而序焉，而处不依次，明为序之后乃移之，故云“汉兴之初”也。《十月之交》笺云：“《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则所云师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汉兴，传《诗》者众矣。独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诂训，无缘辄得移改也。毛既作《诂训》，刊定先后，事必由之，故独云毛公也。师所以然者，《六月》之诗自说多陈小雅正经废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则谓《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诗，当承《菁菁者莪》后，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诗也。乱甚焉。既移文，改其目，义顺上下，刺幽王亦过矣。”○正义曰：言乱甚者，谓《正月》幽王之时，祸乱甚极，其四篇诗亦厉王乱恶，故次《正月》之下，以恶相从也。言刺幽王亦过矣者，谓寄四篇於幽王诗中，又改厉为幽，有言幽王亦有厉王过恶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陈正经废缺者，以圣贤垂法，因事寄意，厉王暴虐，倾覆宗周，废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乱，讨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详其事。若云厉王废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兴中国，见用舍存於政，兴废存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兴复小雅，而不继小雅正经之后，颇为不次，故移之，见小雅废而更兴，中国衰而复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据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无厉王四篇之诗，则《六月》自承正经之美，无为陈其废缺矣。明於其中蹑衰乱之王故也，是以郑於《十月之交》笺检而属焉。
《鹿鸣之什》。○正义曰：《周礼·小司徒职》云：“五人为伍。”五人谓之伍，则十人谓之什也，故《左传》曰：“以什共车必克。”然则什五者，部别聚居之名。风及商、鲁颂以当国为别，诗少可以同卷。而雅、颂篇数既多，不可混并，故分其积篇，每十为卷，即以卷首之篇为什长，卷中之篇皆统焉。言《鹿鸣》至《鱼丽》凡十篇，其总名之，是《鹿鸣之什》者，宛辞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鸣之什》中也，故《乐师》注云：“彻者歌《雍》，《雍》在《周颂·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为什长，以统馀篇之目也。《南陔》下笺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旧。”则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明於时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郑云“以下非孔子之旧”，则以上是孔子旧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为序，当孔子之时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诗之下，乃云“有其义而亡其辞，置之什外，不在数中”，明非孔子之旧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则孔子什首《南陔》，复为第二，《彤弓》为第三，《鸿雁》为第四，《节南山》为第五，《北山》为第六，《桑扈》为第七，《都人士》为第八，以下适十篇，通及大雅与颂，皆其旧也。《荡》及《闵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为卷，一篇不足为别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归馀於终之义。毛公推改什首，《鱼藻》十四篇亦同为卷，取法於大雅与颂也。若然，则《鸿雁之什》乃仍孔子之旧。言非者，以毛公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志在推改。而《鸿雁》偶与旧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诂训》，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旧，则似之什始自孔子所为，然孔子以前，诗篇之数更多於今，古者无纸，皆用简札，必不可数十之篇共为一卷，明亦分别可知。既分为卷，固当以十为别巳有之什也。但孔子论诗，省去烦重，更以在者为什，故云“孔子之旧”，不必孔子以前无之什也。为此之什者，以其篇数积多，故分每十为卷，则不满十者，无之什矣。今鲁颂四篇，商颂五篇，皆不满十，无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颂之什之后而误耳。何者？商、鲁非周，诗犹国风之类，以国为别，假令过十以上，亦不合分，况不满十篇，明无所用於之什也。
□《毛诗正义》□笺 汉·郑 玄□疏 唐·孔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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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
卷九 九之二
卷九 九之二
《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饮之而有币，酬币也。食之而有币，侑币也。○饮，於鸩反，注同。食音嗣，注同。筐，丘房反。篚音匪。侑音又。
＇疏＇“《鹿鸣》三章，章八句”至“心矣”。○正义曰：作《鹿鸣》诗者，燕群臣嘉宾也。言人君之於群臣嘉宾，既设飨以饮之，陈馔以食之，又实币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佩荷恩德，皆得尽其忠诚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报，君臣尽诚，所以为政之美也。言群臣嘉宾者，群臣，君所飨燕，则谓之宾。序发首云“燕群臣”，则此诗为燕群臣而作。经无群臣之文，然则序之群臣，则经之嘉宾，一矣，故群臣嘉宾并言之，明群臣亦为嘉宾也。案《燕礼》云“大夫为宾”，则宾唯一人而已。而云群臣皆为嘉宾者，燕礼於客之内立一人为宾，使宰夫为主，与之对行礼耳。其实君设酒殽，群臣皆在，君为之主，群臣总为宾也。《燕礼》云：“若与四方之宾燕，则迎之于大门内。”四方之宾，唯迎之为异，其燕皆与臣同，则此嘉宾之中，容四方之宾矣，故《乡饮酒》、《燕礼》注云：“《鹿鸣》者，君与臣下及四方之宾燕，讲道脩德之乐歌。”是也。知序之嘉宾，不唯指四方之宾者，以此诗为燕群臣而作，经、序同云嘉宾，不得不为群臣，则序之嘉宾亦为群臣明矣。且序云“尽心”，传曰“竭力”，是己之臣子可知。燕礼者，使反有功与群臣乐之之礼。文王之与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饮食之”，则飨食并有，独言燕群臣者，以食礼无酒乐，飨以训恭俭，非於臣子忻乐之义。经言“式燕以敖，和乐且耽”，此诗主於忻乐，故叙以燕因之，而后兼言飨食也。“既饮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承筐是将”是也。忠臣嘉宾得尽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总美燕乐之事，於经无所当也。序上言群臣，后言忠臣者，见臣蒙燕赐，乃能尽忠，故变文以见义。○笺“饮之”至“侑币”。○正义曰：此解饮食而有币帛之意。言饮有酬宾送酒之币，食有侑宾劝饱之币，故皆有币也。饮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礼》“宾三饭之”后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犹劝也。主国君以为食宾殷勤之意，未至复发币以劝之，欲其深安宾也。”是礼食用币之意也。《飨礼》云：“准此亦为安宾而酬之焉。”案《聘礼》云：“若不亲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币。”注云：“君不亲食，谓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废其礼。”又曰：“致飨以酬币亦如之。”是亲食有侑币，不亲食则以侑币致之。然则不亲飨以酬币致之，明亲飨有酬币矣。故知饮之而有币，谓酬币也。郑必知饮为飨者，以饮食连文。若饮食为一，则食礼不主於饮。若饮为燕礼，不宜文在食上。且飨食相对之物，有食不宜无飨。《郊特牲》云：“饮养阳气，故飨禘有乐。”是飨有饮，故知此饮谓飨也。《彤弓》笺云：“大饮宾曰飨。”《大行人》注云：“飨谓设盛礼以饮宾。”《聘礼》注云：“飨谓亨大牢以饮宾。”皆以饮为飨礼也。其币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币则无文，故《聘礼》注云：“酬币，飨礼酬宾劝酒之币，所用未闻也。礼币用束帛乘马，亦不是过。”是飨所用币无正文也。礼币用束帛乘马，谓聘享之币，聘享止用束帛乘马而已。侑币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过”。言诸侯於大夫，酬币不过是也。其天子酬诸侯，及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马，故《聘礼》注又引《礼器》曰：“琥璜爵，盖天子酬诸侯也。”必疑琥璜为天子酬诸侯之币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礼无爵可送，则琥璜飨酬所用也，谓飨时酬宾，以琥璜将币耳。《小行人》“合六币，琥以绣，璜以黼”，则天子酬诸侯，以黼绣而琥璜将之。既天子飨诸侯之酬币与诸侯异，则食礼天子侑诸侯，其币不必束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