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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出神入化的谋略，毛泽东为“圣人”理想所做的奋斗迅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结出了丰硕成果。林彪给毛戴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四顶桂冠，标志着“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伟大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对于这速成的“圣人”之业，毛的心中仍然萦绕、盘桓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觉。1970年12月18日，他接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时，针对这四顶桂冠，心情复杂地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他虽然将四桂冠之一“导师”改成了“教员”，但对这“教员”桂冠的钟情是显然的，因为这Teacher与“圣人”的本质相同，那就是：抚育苍生，参天地之化育。当然，他所要教化的绝不是几十个孩子，而是按自己的意愿训育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就在这次会见中，毛谈到“文革”和个人崇拜问题，问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会高兴吗？毛的这个问题，从他的“圣人理想”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圣人与教主都需要个人崇拜。但对于斯诺，这一点似乎并不能理解，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个人崇拜与邪教是一致的。所以他向毛指出“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的道理时，毛木然未有任何反应。（参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文汇报》2007年8月18日）
不过，毛泽东即使已被捧为神，显然也隐约地感觉到，实现他的“圣人”理想，决非易事，绝没有他从事政治和军事斗争老本行所具有的那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从容，更没有驾轻就熟地施展阶级斗争艺术时所具有的那份“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重读《鲁迅全集》，似冥然有所感悟，于同年11月20日对相关人员说：“我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这话说明，他此前确曾自视为“圣人”，但同时也说明，时到此刻，他不得不承认，“圣人”并没有做成，他的“圣人”梦想并没有圆满实现。
然而，不管口里怎么说，他内心深处却一刻也未放弃“圣人理想”；而只要毛的这个梦想一日未了，他人就不敢颂扬孔子和鲁迅，即使后者曾被毛称为“现代圣人”。就像1959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对受到批判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在主席面前，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想当英雄！林彪不愧为一代枭雄，对毛的了解显然高出他人一筹。后来林彪出事，孔夫子被无辜地与林彪捆绑在一起，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对象，似乎向人们说明，在毛泽东面前，任何人都不要称“圣”，就是孔子也不例外；鲁迅的“圣人”地位虽是毛泽东本人“封”的，但其现代“圣人”的称号只能出自毛泽东之口，而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就意味着对鲁迅“圣人”地位的公开承认，构成对毛的威望的威胁。可为佐证的是。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鲁迅的胞弟周建人还不得不继续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可以说，从建国之始以至毛故去，鲁迅始终是领袖政治棋盘上的鲁迅，一个被现实政治作为棋子使用的鲁迅。
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必然成为囚徒
在中国几千年演化的历史上，每一个新生政权都面临巩固政权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的首要条件，自然是解决整个政权赖以存在下去的物质生产问题。如果没有起码的物质基础，任何政权都必然不能持久。取得物质资料生产者在生活资料和精神道义上的支持，至为关键。解决之道，千头万绪，要害是与民休养生息，恢复民生。在这个基本条件之外，最棘手的问题是解决对新政权构成（显然的或潜在的）威胁的社会力量问题。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当权者必须妥善安置为新政权出力、立下巨大功勋的武将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据长期追随毛、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李锐研究，毛从马克思那里只学到四个字：阶级斗争；对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让人家说话”，对别人的恩赐而已；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明他无法律观念。（李锐：《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面又嗜权如命，公开对人讲，“我是不让权的”，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时迷信自我，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郭宇宽：《胡耀邦，生前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