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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老人去世前一二十年中，我每次去上海，总要去拜望。有时他去西湖边休养，有时他住华东医院治疗，我也都拜托小林女士代致问候。在武康路寓所见到时，老人总是亲切又细心地询问近况，关怀备至。有一次他问起我的写作打算，问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是不是多一些时间。我回答：虽然不再上班，每天也还有一堆杂事做不完，有不少题目待写，还有些编刊物、编书的任务，写作的时间并不多。巴老听了，同往常一样，并没有多讲话，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要赶紧写，不然来不及。”只有九个字，却给我重重的一锤。我牢记至今，时刻不敢稍有懈怠。不敢言老，不敢轻易搁笔，总觉得还有可做的事，还有应该说的话。写的文章并不多，质量并不高，只是常用巴金老人留下的箴言提醒自己：讲真话！
＇附录＇：感谢上海友人，寄来一份“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名单，他说这名单并不完整，或者说只是略为“知名”的人士，肯定还有遗漏。抄录这份三四十年前已经离开人世的名单，仍然止不住惊心动魄，不寒而栗：他们究竟何罪何辜，一个个如此惨烈地倒在兽性的摧残杀戮中！让我们这些劫难后的幸存者，永远地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李平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1966年6月20日在家中开煤气罐自尽，终年59岁。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艺月报》副主编。1966年8月20日跳楼身亡，终年55岁。
姚启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66年8月4日跳楼身亡。
傅雷：文学翻译家，上海市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1966年9月3日与夫人朱梅馥同时自缢，终年58岁。
杨嘉仁：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1966年9月6日与夫人程卓如开煤气罐自尽。
李翠贞：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1966年9月9日开煤气罐自尽。
应云卫：戏剧家、电影家，曾任上海市影协副主席。1967年1月16日自尽（另一说猝死于游斗的卡车上），终年62岁。
顾圣婴：钢琴演奏家，上海交响乐团独奏演员，1957年获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金奖，以后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1967年1月3日在家中与母亲、弟弟一起自尽，终年30岁。
孟秋江：新闻出版家，名记者，曾任《大公报》副社长，香港《文汇报》负责人。1967年3月16日跳楼身亡。终年57岁。
陆洁：电影编剧，拍摄过《渔光曲》、《狼山噪血记》等影片，上海电影厂、上海电影局顾问。1967年8月2日被迫害逝世，终年73岁。
关宏达：电影演员。1967年12月20日被迫害逝世，终年53岁。
余鸿模：出版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1968年3月17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0岁。
彭柏山：作家，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1956年因“胡风事件”受到错误处分，调厦门大学、河南农学院工作。1968年4月3日在郑州被迫害逝世，终年58岁。
金仲华：新闻出版家、国际问题专家，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68年4月3日自缢身亡，终年61岁。
常溪萍：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1968年5月25日跳楼自尽，终年51岁。
黎照寰：教育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68年9月16日被迫害逝世，终年70岁。
上官云珠：电影艺术家，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1968年11月22日跳楼自尽，终年48岁。
陈又新：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1968年跳楼自尽。
吴湖帆：国画家。1968年被迫害逝世。
孟君谋：电影实业家，上海电影厂制片处副处长，上海科学电影厂副厂长。1969年1月10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6岁。
舒绣文：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上海电影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主要演员，中国影协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3月17日在狱中自尽，终年54岁。
郑君里：电影艺术家，上海海燕电影厂导演，作品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等。1969年4月23日在狱中被迫害逝世，终年58岁。
顾月珍：沪剧表演艺术家，上海努力沪剧团团长，上海市剧协理事，上海市政协委员。1970年1月12日跳楼自尽，终年49岁。
慕容婉儿：电影演员，电影翻译家，上海电影厂翻译。1971年1月26日被迫害逝世，终年50岁。
浦熙修：名记者，曾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办公室副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0年4月23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0岁。
闻捷：诗人，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理事，甘肃作协副主席。1971年1月13日开煤气罐自尽，终年48岁。
王造时：法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1971年8月5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0岁。
齐衡：电影演员，上海电影厂演员。1972年12月17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0岁。
魏金枝：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收获》、《上海文学》副主编，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1972年12月17日被迫害逝世，终年72岁。
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上海京剧院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剧协主席。1975年3月8日被迫害逝世，终年80岁。
丰子恺：画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文学家，上海美协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中国画院院长，上海文联副主席。1975年9月15日被迫害逝世，终年77岁。
（责任编辑 萧徐）
吴晗：学者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学家，早在学生时代，就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以《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几篇用功很深、颇有建树的考证文章奠定了他成为明史专家的基础；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又使他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走进民主运动的队伍，并成长为坚强的民主战士，以至于成为共产党忠实的朋友。这种历程又为他展现了中共掌权后的宽广仕途——他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本人对当市长和当学者究竟是什么态度？论者在剖析吴晗的思想倾向时，总是各执一端。有的认为他乐于享受“高官厚禄”；有的认为他想当学者、教授，当官是被迫无奈而为之的。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有点简单化。吴晗本意确实想当学者，一心一意研究历史。但既然工作需要，他所信赖的共产党让他当官，他也是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的。那么，吴晗为什么会出现多次辞官的现象呢？下面我想就吴晗的几次辞官和几次要求单纯当学者的情况进行一些分析：
吴晗为什么辞官
吴晗当副市长开始确实是服从大局，才接受周恩来的劝告的，当官并不是他的本意。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他听到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立即给周恩来总理打了一个电报，要求不当北京市副市长，想“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这倒不是吴晗的谦虚，早在西南联大搞民主运动时，他就和闻一多约定：“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他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他说：“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有办法了，我们自认为可以功成身退了，天下事不与我相干了，可以退回书房，随心所欲去钻牛角尖，翻古书，自得其乐了。”这是他为自己绘画的“自得其乐”的前景。因此，1948年在石家庄见到毛主席时，他特地申明“不想当官”。北平解放时，他回到清华大学，任军管会副代表、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职务虽多，但仍可以和研究史学以及和教育工作挂上钩，而且仍住在学校里，和他原来的设想没有太大差别。
现在，这个副市长职位打乱了吴晗对前程的思路，然而木已成舟，更改也难。吴晗回国以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到革命工作的需要，从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到巩固政权的需要，说明不能功成身退，革命不能半途而废。从大局出发，从周恩来的关心和帮助出发，吴晗必须顾全大局，服从革命的需要。他的“副市长”职务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上任的。
对此，吴晗也说他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思想通了，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他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亲自给吴晗做工作，对吴晗是一种殊荣，思想通不通，他已无回旋余地，只有“愉快”接受党交给他的工作。
吴晗是个尽职尽责的干部，他既然答应当副市长，就应当把副市长的工作做好。他工作很努力，从不“偷懒”；但工作总不如意，思想并不愉快。首先，当了副市长，每天都得到市里上班。市领导和同事都劝他从清华大学搬到城里住，他总是左推右推迟迟不搬，担心自己离教育事业、离历史研究越来越远。他工作了一年，总感到“手忙脚乱，心虚胆怯”，工作“不知从何下手”。于是，吴晗就以“能力薄弱”和“知识的缺乏”为由，恳切地给彭真、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要求辞官，信中说：“经过一年的学习，长期的考虑，我向你们提出请求掉换工作岗位，准许回到教育工作岗位上去。”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吴晗还是没有完全适应当副市长的工作，心里还迷恋着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市委领导自然不会同意吴晗的请求，亲自找吴晗进行“恳谈”，希望他“留任”。吴晗最终也只能服从市委领导的意见，继续留任；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由于吴晗是党外人士参政，他总感到组织上对他照顾多、严格要求少。这是吴晗最接受不了的一个思想疙瘩，也是他后来再提出辞官的原因。
1956年3月，吴晗在郊区养病期间，又给彭真、张友渔写了一封长信，明确提出“今后的工作，我希望能重作安排。市代表大会，下次议程将要选举市人委，我恳求不要列名”。“现在我提出撤除市人委和民盟的工作，请予以考虑。”吴晗再次要求让他去“钻故纸堆”，即研究历史。他说：“在故纸堆里做些研究工作，我向你们保证，一定可以做出对下一代有贡献的成绩来。”他对当学者的向往十分强烈，辞官绝不是虚设之词。不过，这也绝不是唯一的辞官理由；更主要的还是对工作现状不满，埋怨自己的工作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原因之一，如因材施教方针的提出，中教部、教育局怎么提的，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在当时提出因材施教的方针，师资条件是不具备的。吴晗认为，他作为一个管教育的副市长，竟不了解方针提出的根据，这怎么能够做好工作。原因之二，他认为是机构庞大多头，上有中宣部、教育部、二办，市里有市长、副市长，区里有区委、教育科，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吴晗认为这样庞大的机构，裁减他一个副市长，只会有好处。这两个原因都是体制使然，并不是吴晗的主观意志能够克服的。
1954年，他在给彭真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对工作不尽人意的地方，他写道：“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地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了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的，为什么错，如何改正。”这些当然也是他一再提出辞官的原因。和吴晗工作相处过的人，都知道吴晗十分敬业，事必躬亲，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但他希望工作有人布置，任务有人验收，对和错有人指点。因为是民主党派参政，和中共党内的干部不一样。党内干部有党组织直接监督，有人进行考核；而参政干部往往受到尊重，生活上受到关心。吴晗不习惯人家把他当外人，当客人，更不喜欢对他特殊优待。正如他在信中写到的，他说：“生活被照顾到无以复加”，而工作上“有奖无惩”。
有一次，和吴晗一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