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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那么，这种制度收益就是“法酬”。在这个故事中，土匪在自己的地盘上不去直接抢掠，而是定期收“保护费”’那么，保护费减去实施“保护”所需的费用，剩余部分就是“法酬”。用公式表达：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
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帝国的全部税费，扣除公共产品的价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
法酬是血酬的制度化形态。无须刀刀见血了，不用拦路抢劫了，但收人的性质，仍然是土匪的卖命钱和百姓的买命钱，仍然来自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
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法酬是由规则带来的，而规则又是如何决定的？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从秦汉到明清，这条规则都是适用的。
从逻辑上说，在资源分配规则方面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来，问对手想死想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任何意见都不难统一。暴力可以压倒所有规则，反之则不然。这种逻辑所蕴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选规则的时候，拥有让对手得不偿失的伤害能力的一方，拥有否决权。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暴力最强者拥有最高否决权。
“元规则”这个概念，描述了生命、生存资源和资源分配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生命换取的不是生存资源本身，而是资源分配的规则和制度，那么，血酬的计算就转化为法酬的计算——我要拼命打天下，争夺说了算的地位，由我立法定分，为此付出的生命与立法带来的收益相比较，究竟是赔是赚？胜算几何？
当然，暴力最强者对规则的选择范围并不是无限的，也要受到生产者的对策的影响。在长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最强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规则的选择。
血本，血本家，血利
血本，在这里特指那些可以带来“血利”的投人，其中主要包括武器装备和士兵的生命。军阀和匪首之类“招兵买马”的暴力集团首领，就是经营血本的血本家。
马克思关于“资本构成”的概念，描述了生产资料同劳动力在实物数量上的比例，以及购买这两种要素的资本在价值上的比例。同样，血本也存在技术构成、价值构成以及反映这二者关系的有机构成问题。武器装备与人力的最佳比例关系，取决于命价和武器装备的价格，体现了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强暴力的追求。随着技术的发展，血本有机构成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在军阀或其他暴力集团首领的计算里，官兵的性命是一种资本品，购买之后，只要经营得当，就可以带来的血酬或法酬之类的回报。这个回报减去军饷之类的买命钱，仍然有一个余额。这个余额就是血利。血本经营的目标是追求血利的最大化，即争取血本收益的最大化。例如梁山好汉和民国土匪。
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需要：1、估算自身的风险，2、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3、应付同行的挑战，4、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规模，5、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6、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这就是血本家的业务。比起寻常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他们的主要回报是法酬，或者是横规矩带来的收益，也就是那些血本经营的余利。
从血本经营的角度看，军功封侯制度、贵族制度和其他打天下坐江山的制度，都是血本运营中的卖命激励机制，其作用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和期权制。 历史弈局
把中国历史比喻为一局棋，这是由来已久的悠久传统。李鸿章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赵翼说：“秦汉之际为一大变局”，宋诗说：“年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杜甫说：“闻道长安似弈棋”，都表达了一种“局观历史”的观念。
在这种历史的博弈中，什么策略都可以用，什么角色都可以当，什么局面都可能出现。如果市场交易规定的是只能采取一百种博弈策略，不许杀人，不许抢东西，不许造谣诽谤；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则不然，可以用一千种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流血拼命的策略。人类这个物种，赤条条来到世上，真正能够拿来玩的东西，说到底，只有这一条命，只有这条命付出的各种生命活动。这就是血酬定律在这局棋里的核心地位的由来。这是最要命的博弈，也是最核心的博弈。
1、千年对局的基本规则：儒家的地位是怎么来的
在两千年的人间对局中，各方遵循的正式规则主要是儒家的规则。为什么是儒家规则，而不是秦国奉行的法家规则？这种正式规则是怎么来的？ 顺着血酬的思路说下去，暴力最强者夺了天下，登上了元规则的层面，有权立法定规了，立什么法呢？这种选择可能带来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的选择，看到元朝的选择。秦始皇的失败，元朝的短命，一再为儒家规则的优越性提供了证明。在历史事实中，当董仲舒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遵儒术的时候，他正是拿秦朝的短命来说事的。
儒家的主张，就是生产集团和暴力集团之间的一纸正式边界协定。我不欺负你，我当清官，当父母官，你也老实当良民，别当暴民。咱们谁都别越界犯规。如此则长治久安。暴力集团的首领选择了儒家规范，就是选择了长期利益最大化而且风险较小的资源分配方案。儒家的制度设计，在可供统治者选择的各种方案中，其性能价格比最佳。
2、官人的常用策略：合法伤害权
建立政府之后，有了正式规则之后，便产生了合法伤害权。实际上，这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仍然是生命和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仍然是血酬定律。
合法伤害权，譬如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既可以判五年，也可以判十年，合法的选择空间很宽，选择任何一头都无所谓，对被害者来说却大不一样。
低成本伤害能力，例如贼开花。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作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 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错指嫌疑犯，甚至直接嘱托盗贼诬陷平民，对差役来说风险很小，成本很低，嫌疑对象来说，却严重得足以致命。
再如灰牢和灰色处决。
张集馨曾经出任四川臬司（主管刑狱的副省长），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记载中描绘了四川班房（非正规监狱）的规模和状况：“卡房最为残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佃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前此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全省每年在灰牢里关死一二千人，这意味着什么？当时，四川省每年明正典刑的处决人数不过一二百，“灰色处决”比合法处决多十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量化的判断，明白煌煌国法与灰色规矩孰强孰弱。明白什么是真正最有影响的社会控制手段，实际上发挥作用的社会控制手段。
在对局中，这些都是指向人身和性命的暴力手段，都可以换取血酬或法酬。
3、潜规则：儒家划定的正式边界悄然移动
有了合法伤害权，犯规就是低成本高收益的事，有利可图，于是大量犯规。新的真实边界形成。这就是潜规则。潜规则带来的收益也是法酬的一种，孟子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潜规则的要害是三方博弈：私下达成默契的双方，蒙骗正式制度和公正原则的代表。
4、隐身份和其他无名主体
动用暗器了，边界移动了，正式规则逐渐被潜规则替代，博弈的主体也就不再是正式规定的那些东西。他们获得了隐身份。这是太平盛世中潜移默化的调整和变迁。
主体的新身份，隐身份，其生存主要依靠各种类型的法酬，灰色收入，可以视为灰帮集团。实质上，他们仍是吃血酬的人。
由于合法伤害权或低成本伤害能力的存在，统治集团一方的收益较高，于是各种人员大量涌入，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无名集团，一个比官吏集团还要庞大的集团，名曰白员集团。
这时，我们看到，这盘人间对局已经面目全非了。主体变了，规则变了，博弈策略也变了。一方的改变也导致对方的改变。如果把官方的变化趋势表述为淘汰清官定律，百姓方面的变化趋势就是淘汰良民定律。
5、基本局势：淘汰良民定律
复社名士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目睹明朝灭亡，人清后在《壮悔堂文 集》“正百姓”中写了一段文字，我想把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称为“淘汰良民定律”。
侯方域说：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此时老百姓的对策是什么呢？侯方域说，富裕的百姓，争相出金钱入学校；狡猾的百姓，争相拉关系充吏胥。用这种办法可以逃避七项负担中的两项。
侯方域接着说：现在单说赋役问题。百姓正在痛苦无告之时，进学校就免除了，当吏胥就免除了。免除的结果如何呢？侯方域开始进行动态计算。他说，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恶性循环，逃避的压力越来越大，逃避的竞争越来越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以学校和胥吏加于百姓，后来就是以百姓加于百姓了。
侯方域说：剩下那些没有办法的百姓怎么办呢？如果不死于沟壑（指逃荒要饭病饿而死），就只好相率为盗贼。天下怎么能不乱啊。
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沦为盗贼。然后，天下大乱，暴力集团蜂起，打天下坐江山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王朝循环。
说到打天下坐江山，血酬、法酬、元规则等概念又回来了。残局终了，又开新局。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有数存焉于其间
■ 陈平原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乃身影最常见、地位最显赫、边界最模糊，因而也最不容易准确界定并描述的文体。曾经风光八面的古典散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急剧衰落，只是由于1930年代以及1990年代的两次崛起，方才让我们意识到其生命力远未衰竭。相对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之未受学界重视，既有今人文类等级观念的偏颇，也受中外理论资源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心知”——古典诗歌的理论阐释，前景相当开阔；而散文的研究，则仍处在体会与感悟阶段。这也是我跨越边界，为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课程的缘故。在我看来，千古文脉并未断绝，其中的曲折与沉浮，值得认真探究。
选择明清散文，而不是面目较为清晰的秦汉、六朝或唐宋文章，基于我的个人趣味，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五四新文化人的印记。因强调个性解放而表彰独抒性灵，因批判理学而排斥桐城文章，因痛恨八股而欣赏小品等，这些五四新文化遗产今日仍在发挥作用。但1930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论争，起码让我们对晚明文章的复杂性有了较为清醒的了解。而今日学界对“山人”与“商人”关系的辨析，尤其是对堂堂正正的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