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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十年代的学术繁荣，最重要的就是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它的学术自由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夏承枫的这本书，对于现代大学的理念，代表了那个时 代知识分子的一般认识，他说：“大学的原意本为教者与学者的总会（Universitat Magrotroum et Schoolorium）。大学应以师生共同研究为归宿。实验室、研究所、图书馆等为大学精神所寄。大学的中心在学术，大学生的行动，大学行政方面可不过问。惟如剑桥牛津的学舍制（College）。导师与学生共同生活，要亦为人格感化的良好制度。学会的组织，更足以养成修学和自治精神。今日各国的大学教育，自按时计值的学分制到自由研究的实验室研究所制，自对行为无管理的自由制度到学生军的严格训练，在这两极端中，变化万千，所以高等教育制度的标准，亦颇难有定论。”（第362页）作者没有特别认定哪一种大学的管理方式最好，但也没有说哪一种大学的管理方式最坏，他提供的是一个选择的视角。他认为：“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政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取集权的法国，近亦取消高等视察员，许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一大学可以并存。大学生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学的自由，亦非可轻易取得，是在大学本身的学术化。中学式的大学，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学自由的真义。”（第386页）这种对大学的认识，不知道对于今天的教育官员还能不能有一点触动，中国现代大学的教育行政，也不是从零开始的，几十年前的认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一本老大学的讲义，一本关于教育行政的讲义，几十年后再看，还有它的价值，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里，还有可取的东西，很难想象，今天大学里的一本教科书，在几十年以后还能给人这样的感觉。
附 记：
上面这则短文是两年前写的，一直没有发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夏承枫的一本著作。后来又看到一本《国立中央大学图书目录》（1943年印刷，线装一大册）。因为是中央大学自己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对中大教授的著作收罗完备。南京徐雁先生是藏书家。我一向认为宝剑当赠英雄，所以就把这本目录送了徐先生，因为他比我有用。就是在这本目录中，我又看到了夏承枫教授著作的目录，才知道他在中国教育行政研究方面的贡献。说来也巧，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看新到的《旧书交流信息》，在上面的“转让信息”中突然发现山东一个人要出售一册《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索价220元。因为我想进一步了解夏教授的生平和学术研究，就要了这本书。收到书后才了解当年夏承枫教授在中国 学术界的地位。他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民国二十四年就因病去世了。只活了三十八岁。他去世时，正是罗家伦长主政中央大学，他的丧事办得特别盛大。墓表由罗家伦撰，吴梅书。纪念册近百页，前面有照片多幅，可看出当时丧事的场面。在送挽联和膊金的名单中，可找到当时众多的社会名流和学术界人士，如朱自清、宗白华、杨亮功、何炳松、陈鹤琴等等。
我过去对此类纪念册也多留意，朋友们也送过我几册。此类文本，我个人认为是学术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材料。因为是家属和亲友当时编就，一般说来准确度是很高的，另外从挽联、赙金名单中，可以看出学者的交游。此类纪念册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所提供的经济史材料。
我们知道红白事中最能看出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此类纪念册一般都有开支明细，从这个明细中可了解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情况。比如从赙金的数额就可以看出交情的深浅和当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本纪念册所列赙金一般为三四块大洋，最少的一块，最多的二十快。比如卢前、杨家骆是夏承枫的亲戚且交情很深，就送了二十块大洋。陈鹤琴、舒新城送了十块。公祭活动中，开销最大的一笔是纪念塔，用了三百块大洋。我在纪念册前边的照片上看到那座纪念塔，真是非常高大，分为塔座和碑身两部分。旁边的题词是：“丰碑屹立，华表千秋”。可以想见其气势。教授一个月的薪金可以办这样的事，是当时经济生活的最好例证。
比较起来在单项开销中，照片一项是相对较高的，用了十九块多。人力和吃饭最便宜。当时夏承枫家可能在一中，他的墓地在南郊，我没有问过南京人这个距离有多远，但照常理推断不会很近。当时几项车力中最多的一项是“十八号早由一中往墓地计卜姚沈三先生及两工人”，用了一块大洋。“市府乐队汽车”用了八块大洋。吃饭也便宜。“工人点心（中饭囚厨房未备改为购烧饼丐食等计十一人），费用一块钱。”“浙东会馆赏号（内有中饭用柴用水等）”用了两块多钱。陈明远先生专门研究过民国时期中国文化人的收入，我也曾留意过当时北大、清华及燕京大学教授的薪俸表，他们的收入一般在三百块大洋左右。再比较夏承枫教授公葬费用的开销，可以想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也反映了当时的贫富差距。这些材料有时候比正规统计年鉴中的数字更生动，也更有真实感。
夏承枫1935年8月23日去世，有二子三女，如果今天还健在，多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
“李启纯’’是梁实秋的笔名吗？
■ 白立平
这一点似乎无庸置疑。在《梁实秋先生手订译著书目》里，就收有《百兽图》《苏联的强迫劳工》《法国共产党真相》三部署名“李启纯’’的作品。余光中的《梁翁传莎翁》一文谈到莎翁全集之外，还说到了“梁翁”翻译《百兽图》的情况，他根本就没有提笔名的问题，《百兽图》似乎无需辩驳地属“梁翁’’的译作。胡百华编的《梁实秋先生简谱》里也记载有《百兽图》《苏联的强迫劳工》《法国共产党真相》三部作品的翻译时间。刘真在纪念梁实秋的一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实秋重然诺，讲道义。今年6月间，他寄了一本第3卷第7期的《联合文学》给我。这一期有胡百华所撰的《梁实秋先生简谱》，实秋在一则谱文旁特别划了红线，意思是要我加以注意。那则谱文是：‘民国46年（丁酉， 1957），五十六岁继续在师大执教英语研究所主任及文学院长，刘真校长卸任时力辞行政兼职。’我看了这则谱文，不禁感慨万端……”如果这段话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看出，梁实秋至少是看过胡百华所撰的《梁实秋先生简谱》。但令人困惑的是，梁实秋本人在名为《｛百兽图）与讽刺文学》的文章里，并没有说这本书是他翻译的，而是说：“此书现有李启纯先生译本，正中书局出版。”俨然是在谈其他人的译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决定去问梁先生之子梁文骐先生。梁文骐先生回答是：“对不起，我不知道‘李启纯’这个笔名。我父亲使用过很多笔名，但我不知道他在翻译作品里用过笔名。…‘李启纯”的译文出版时，梁文骐身在大陆，不知道这个笔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又写信给胡百华先生。胡先生说，梁实秋年表是多年以前编的，或许还有不准确之处，对于梁实秋是否用过“李启纯”这个笔名，他还需要从台湾朋友那里去核实。后来，我又写信给台湾几位学者，但至今杳无音讯。
我并没有善罢甘休。从有关资料了解到，陈之藩与梁实秋有交往，他或许能知道“李启纯’’的底细。一天下午，我看到陈先生正在中文大学翻译系会议室与一位教授饮茶畅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陈先生说，他不清楚“李启纯”这个笔名，但他有把握《百兽图》就是梁实秋翻译的。“您能肯定吗？’’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这个问题对我本人事关重大，我的博士论文谈的是梁实秋的翻译，有很大篇幅说的就是“李启纯”的翻译情况，假如“李启 纯”与梁实秋没什么瓜葛，那么就前功尽弃了。“是他翻译的。”陈先生很肯定地回答道。
但我还是有些纳闷，其他几位台湾学者是真的不知道呢？抑或是知道了不愿回答呢？还有，为什么梁实秋本人也在“李启纯”笔名问题上卖关子，没有大大方方地说“此书现有梁实秋先生译本”呢？我想，这恐怕与署名“李启纯”的译作内容有关系。从我收集的资料来看，“李启纯”的译作只有一篇文章与政治关系不大，这篇文章名为《莎士比亚传略》，但《百兽图》《苏联的强迫劳工》《法国共产党真相》这几部主要作品则有很强的政治性。《百兽图》作者为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是英国著名的政治讽刺作家。该书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讽刺小说。《苏联的强迫劳工》一书英文原名是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作者为Dallin及Nicolaevsky。该书剖析了苏联的劳工营及流徙制度，抨击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对强迫劳工的残酷剥削与迫害，追述了苏联强迫劳工的历史，叙述了其由初期的尝试逐渐形成庞大体系的过程，以及当局对待劳工观念的演变。《法国共产党的剖视》考查了法国共产党的情况，该书法文名字为Physioligie 4u Parti muniste Fran．ais，作者为人Rossi（Angelo Tasca，1892~1960）。梁实秋是根据Willmoore Kendall（1909…1967）的英译A munist Party in Action：an Account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in France转译的。
“李启纯”翻译的这三部作品的时间和地点是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当时的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反共抗俄”的政策，国立编译馆的编译活动自然不能偏离这一方针，可以说，“李启纯”的这几部译作是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梁实秋并不喜欢在编译馆的工作，身为馆长不到一年，便毅然辞职。他在《槐园梦忆》里回忆道：“编译馆原是由杭立武部长兼馆长，馆址由洛阳街迁到浦城街，人员渐多，业务渐繁，杭先生不暇兼顾，要我代理，于是馆长一职我代理了九个多月。文书鞅掌，非我素习，而人事应付尤为困扰。接事之后，大大小小的机关首长折简邀宴，饮食征逐，虚糜公币。有一次在宴会里，一位多年老友拍肩笑着说道：‘你现在是杭立武的人了！’我生平独来独往不向任何人低头，所以栖栖皇皇一至于斯，如今无端受人讥评，真乃奇耻大辱……此时政府改组，杭先生去职，我正好让贤，于是从此脱离了编译馆，专任师大教职。”梁实秋是一位新人文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他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极为珍视；另一方面，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决反对文艺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几部作品的翻译，很有可能是执行政府下达的任务而进行的。这几部作品自然会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这与梁实秋的文学主张有一定的矛盾。他翻译时，可能担心翻译这些作品会“玷污”他的声誉，而没有使用真名。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梁实秋矛盾的心理，也看到了意识形态与文学及翻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先锋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必要的妥协
■ 贾晓伟
对于斯特拉文斯基这位以先锋面目出现、毕生却凭折衷主义态度作曲的大师而言，他如何为自己有限度的先锋作一番辩护，应该是引人兴趣的话题。由于他对现代音乐的广泛影响与贡献，人们的兴趣又极易忽略他与古典音乐所代表的过去世界的关系，关注他试图突破古典的现代性一面。《斯特拉文斯基访谈录》这部书同样没有超出这一思路——作者罗伯特·克拉夫特（美国指挥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助手）与斯特拉文斯基之间的对话，侧重于斯特拉文斯基个人的创作风格、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就斯特拉文斯基与古典音乐世界的关系进行探讨。斯特拉文斯基在《一个80岁人的遐想》中说：“我是生不逢时。就气质和爱好来说我本应当像巴赫一样（尽管是另一种规模）去过一种默默无闻的生活并为业已确定的目标为上帝定期地创作。”他原本想“默默无闻”，“为上帝定期地创作”，但时代的眼睛看见的是他先锋冠冕上的反叛铭文，人们不想了解冠冕里另一顶与先锋无关的谦卑与畏惧的帽子。斯特拉文斯基这番让人惊讶的话究竟是发自内心深处，还是对先锋们过多出没的的时代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