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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权威（autho广1ty）这个字，原是从拉丁文auctor（author）演
化而来，意即：作品的创作或创始者；其衍生义是：创始者具有启迪别人的能
力，他的看法与意见能够使别人心悦诚服，使别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看法
与意见而受其领导。＇略＇这主要是靠创始者的意见能够变成具体的范例，
与能够赋予行为的正确性，并导使其成功；因此，使别人对其产生信心，遂起
而服膺。（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78页）
权威不是压在心头的大山，而是启发思想增强信心的精神源泉，以此种眼光看前辈学者，表现感受的“敬畏”就可以换成“敬爱”，因为前辈学者是以殷切的眼光目送我们远行的父亲。就阅读效果而言，实例的大量选用，可改变单调枯燥的叙说，增加许多兴味。针对《治学方法》一书所讨论的十个部分，作者在九处有意安排了附录，其中有四篇前辈学者的著述，有三篇出自当代学者的，有八篇是学生的习作；这些作品大多附有简评，论其得失长短，以充分显示案例的示范作用，而“学生习作”的选人，除寓有指示门径之意外，或许还暗示学术研究并不是高不可攀，有心人皆可为之。
读书治学作文，最讲求方法，但是有时也容易造成一种迷信，以为方法越多越好，或者越新越好，这种“贪婪”导致的结果如同熊掰玉米，最终所得寥寥。方法当然要注意多样化，但也得考虑切合自己的专业、掌握文献的状况和性情，尤其要紧的是要有两三种拿手好戏般的基本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方法是新是旧倒无关大局。《治学方法》中论说的一些方法，如谈版本目录学的运用，谈如何写读书笔记，都是旧方法，但这些旧方法若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之中考量，就能显现它们的力量和生命力。以目录学而言，清代学者王鸣盛尝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人。”（《十七史商榷》卷一），徐有富教授在 书中多个章节论及目录学之功用，数年前他和老师程千帆先生合撰的四卷本《校雠广义》以及自己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于此点也多用笔墨。目录之学，首先是查检资料的利器，其次是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由此了解学术的分类和源流，因而有一种学术史的意味；另外还能让人较为全面地了解某种学问的研究状况，以便确定自己在此中所处的位置，从何处接着往下说，而不是闭门造车作第二次发现。《治学方法》一书在目录之学方面所举例证有多条，其中有分量的是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中谈余嘉锡的学问从《书目答问》人手又研究《四库全书总目》五十余年，并由此上溯目录学的源流和校勘学的方法。又举牟润孙在回忆其师陈垣治学的路径时，亦论及目录之学：键
先师自言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四库提要》，以此为阶梯而去读他所要读的书。他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必须要读的书目；他教学生也是从目录开始，如“史学名著评论”、“佛教史籍概论”等课都是。他自己治学从目录入手而走上成功之路，所以教学生也要他们由目录入手，希望每个人都有把钥匙。他认为治学不但要知古，更要知今。先师非常注意日本或欧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他自己时时看日本所编的杂志目录索引，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行情，以闭门造车为大忌。季羡林在《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中，亦有类似的
中国清代的朴学大师们以及近代的西方学者，研究学问都从书目开始，也以此来教学生。寅恪先生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书目，在他的笔记本中，我发现了大量的书目。比如笔记本八第二本中有中亚书目一百七十种，西藏书目二百种。此外，在好多笔记本中都抄有书目。从二十年代的水平来看，这些书目可以说非常完全了。就是到今天，它仍然有参考价值。（见《追忆陈寅恪》，第145页）《治学方法》讲述三大家的治学途径，是在强调其示范作用；其中也标示一种从目录之学人手的治学传统。如果说版本比较着重的是文献细读，而目录学之意在于广泛占有资料，它时刻提醒人们在落笔下结论时要有分寸，不要轻言“新发现”和过于果断作判决。有不少人看著作论文，喜欢先看其参考引用书目，此举虽然不能说全对，但从目录学角度来看，还是有相当的道理。
《治学方法》一书在介绍每一种治学方法时，都比较留意对相关的传统的简要梳理，在讲查资料利用目录时如此，在淡写读书笔记亦如此，然作者并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而是更进一步落实到用上来。于前者作者以撰写《郑樵评传》的经历为例，分步说明如何利用目录查检相关文献；于后者除详述作笔记的三种方 法，即胡适《读书》一文中所说的“抄录备忘”、“作提要、节要”、“记录心得”外，又细述读书笔记的载体，也就是笔记写在书上、卡片上，还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等问题。此类琐细问题，与日后的大著述紧密相关，故不可忽视，作者于此用心留意，更可见其写作的意图在于示人路径，而不在于理论或系统的建构。《治学方法》对诸如此类的事项的强调，表面看来有细碎之感，而实际上是作者是在将一些方法条分缕析，显示它们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此举是在培养或提倡一种踏实认真的学风。譬如在做读书笔记须注意的事项中，将“一定要注明出处”、“将引文与自己的话严格区分开来”以小标题列出；在论文写作方法中除强调引文注释方式和格式外，又引余嘉锡《读已见书斋随笔·引书记书名卷数之始》及胡适《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申说“引文注明出处的意义”，大致是便于读者复核原文，使论文建立在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反映研究者工作的起点，明确科研成果的归誉。就最后一点而言，是黄侃所说的“学问之道”中的“不窃”，是对前人成果的尊重。张舜徽亦有近似的论述：
读书有得，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则必舍己从人，称举前人之说。若此说前人已有数人言之者，则必援引最先之说，所以尊首创之功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得之言，本不必皆自我出。人之言善，我必尊之信之，若已有之，亦即为公非为私之意。（见《清人笔记条辨》卷三）作者在此处表露的意思，还可和“治学方法举要”中论述考证之法不能隐匿、曲解、伪造证据一节，以及“治学态度”中“要讲学术道德”相互参照。凡此种种，皆与当下学术规范的建立相关，所谓“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也。由此看来，细节之中又有深厚之意。
徐有富教授在书中谈治学方法时，时时将其置入学术传统之中；有意思的是他谈治学方法，也是有传统的，这一点他在《治学方法》“后记”中有一段文字作梳理：汪辟疆先生有《读书举要》、《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等文章，而汪先生的弟子程千帆先生指导研究生时，也特别注意传授研究方法，譬如开列专业文献选读书目，谈怎样读书；送给学生卡片，谈怎样写读书笔记；发给学生《论文习作简例》、《校对符号用法》，谈怎样写学术论文等等，培养学生严谨、细致、求实的学风。1987年，周勋初先生又主持《现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研究成果以《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出版。至1995年，徐教授为中文系研究生讲授“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一课，数年的充实润色，遂有同名著作面世。讲求治学方法与态度的传统，与一种优良的学风息息相关，好的传统总有鲜活的生命力，可以创造性地转化。
（《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徐有富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38．00元）
此生苍茫
■ 散 木
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中有一册关于浦熙修的图册：《此生苍茫无限》，作者是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
我仔细读了这本图文互动的书，蓦地想起：先父的遗物中也有浦熙修书信之类的东西。
那是刻骨铭心的事：父亲在医院弥留时，收到浦熙修追悼会的邀请函，但是他已经不可能去参加了，那应该是无限惆怅的。此前还有一段往事让我铭记不忘：“文革”末期的1972年或1973年，父亲不顾国难未平和自己的处境，竟自费带着我上京，到大名鼎鼎的北大（彼时“梁效”何等威风）等高校去求索教学改革的经验，记得那时见了王瑶、林庚等先生，此外偷闲还拜访了不少“旧雨”。当然，这其实是一番“访旧半为鬼”的经历，着实是“惊呼热中肠”的。这中间让我最难忘的就是在全国政协所在地不远的地方——父亲先前在《文汇报》的同人、挚友浦熙修的宅子前（大概原《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也在不远吧）探问，探询的结果却是邻人的一句：“她已经死了！”就在一刹那间，父亲的眼睛失神了，他连声叹气，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十分沮丧和悲哀的。
浦熙修死于1970年4月，她的追悼会是在1981年8月补开的。此前的3月 19日，有关方面给父亲寄来参加追悼会的请柬，但此时的父亲已经沉疴难起，两个月后，1981年10月，父亲也去世了。在地下，他们可以相见了。
一、苍茫中的老报人
先父和浦熙修相识于《文汇报》，他们对《文汇报》也有共同的感情。
《文汇报》是一张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有报格的报纸，它几度被强权扼杀，又几度复活（创刊于1938年1月的上海“孤岛”，后被日军逼迫，停刊于翌年5月；继 又复刊于“光复”后的1945年8月，1947年5月复又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6月，它再次在上海复刊，至“全盘苏化”时的1955年10月改出周双刊，效仿苏联的《教师报》，又至1956年4月“自动宣布停刊”，并正式改为面向中小学教师的《教师报》，且迁往北京，又于这年的10月恢复），它在历史上曾标榜“不偏不倚，无党派色彩”，“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发表社论，力求大公无私，一方为民喉舌，以民间疾苦向当局呼吁，一方发挥舆论力量，启迪民智，以促进宪政之实施”，而且表示这种报格是“过去如此，今后亦然，同人矢志保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报格”（1945年9月6日《复刊辞》），于是在战时和战后的中国语境中，其命运就有如其他民间报纸的《大公报》《新民报》等，于暮色苍茫中饱经风雨。
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36年加人）。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 （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