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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普京不仅对政府发号施令，还干预军事行动。1916年冬季布鲁西洛夫将军冲破奥军防线，大举向前推进，亚历山德拉给丈夫写信：“我们的朋友认为进攻太猛，牺牲过大。”尼古拉下令布鲁西洛夫将军停止进攻，错过取胜的战机。总参谋长阿列克赛耶夫绘制了两幅俄军军事力量部署地图。一份自己使用，另一份交给尼古拉。尼古拉的地图出现在亚历山德拉的梳妆台上。从现存史料上看，拉斯普京并未被德国情报机构收买，因为他现有的权力是任何情报机构所无法给予的。也未查到亚历山德拉通敌的证据。但只要向拉斯普京提供美酒和女人，他什么人都交往。而且说话无遮拦，有一次竟说“他想同王后干什么就干什么。”克伦斯基说，“德国情报机构不利用这个宝贝简直不可思议。”
亚历山德拉同拉斯普京的关系闹得沸沸扬扬，报刊添油加醋，把他们的关系描写得耸人听闻，四处流传，连前线士兵都知道皇廷内出了德国奸细，士气一落千丈：我们在前线同德国人拼杀，宫廷里的“德国女人”却同德国勾搭。忠于沙皇的军队越来越少，连皇家近卫军也背叛了他。尼古拉成了孤家寡人。1917年2月尼古拉的政权已到千钧一发之际，皇叔山德拉大公来到皇村，央求亚历山德拉不要再干预国事，管管家务就行了。亚历山德拉打断山德拉大公的话，两人大声吵起来。亚历山德拉从大公话中听出杜马要求撤换普罗托波波夫，气急败坏地要求尼古拉解散杜马，决不能撤换拉斯普京留下的人（这时拉斯普京已被尤苏波夫等贵族杀死）。杜马主席罗将柯听说尼古拉要解散杜马，立即赶去见他，两人谈了二十八分钟，未取得任何结果。罗将柯最后对沙皇说：“陛下，我们处于伟大事件前夕，结果难以预料。看来您选择了解散杜马这条最危险的道路。我确信不出三星期将爆发扫除一切的革命，您也保不住王位。”但罗将柯的话还是对尼古拉产生了影响，他把新任命的大臣会议主席戈里岑召来，决定“成立对俄国议会负责的内阁”。傍晚戈里岑再度被召入宫中，尼古拉告诉他要返回大本营：“我改变决定，今晚去大本营。”这是他同亚历山德拉商议的结果，她坚决反对君主立宪制，要把一个完整的君主专制国家留给儿子。
3月8日（俄历2月23日），即尼古拉返回大本营的次日，彼得格勒妇女到街上抢购面包，但面包店早已空空如也。愤怒的妇女捣毁了面包店，沿街高喊“面包！面包！”很多人加入她们的队伍，形成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游行持续了四天，参加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昂。士兵们不但不向他们开枪，反而参加到他们队伍中。3月10日游行队伍手举红旗，高喊：“打倒德国女人！打倒普罗托波波夫！打倒战争！”捣毁了内务部，释放出政治犯。3月12日（俄历2月27日）近卫军也加入游行队伍，沙皇政府垮台，政权转入杜马手中。游行队伍手持红旗，高唱马赛曲来到杜马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克伦斯基热烈欢迎他们，按人数比例把他们组成士兵代表苏维埃，军队一连出一名代表，一千个工人出一名代表，新组成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另一个厅里办公。二月革命完成，两个政权并存时代开始。
《联共（布）党史》第五章第五节写道：“在国际妇女节那天，即俄历二月二十三日，女工们响应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号召，纷纷跑到街道上去游行示威。”仿佛二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一节下面还有一段话：“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实际工作方面的领导，是由设在彼得格勒而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我党中央局负责实行的。”简言之，二月革命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局领导的，但这同《莫洛托夫访谈录》中他自己的说法相矛盾。二月革命发生时他同中央局的另外两名委员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找到高尔基，高尔基告诉他们工兵苏维埃代表正在开会。莫洛托夫问在什么地方开会，高尔基告诉他在塔夫利达宫，他才找到那里去。游行队伍中有位姓尤列涅夫的布尔什维克，后成为苏联著名外交官，他不相信二月革命会成功，在克伦斯基办公室对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说：“军营中的骚乱已平息。现在很清楚，工人和士兵将要分道扬镳，我们不应对革命抱有幻想。”他的话也证明布尔什维克并无发动二月革命的计划。
俄国末代皇后亚历山德拉为捍卫儿子的王位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如果尼古拉二世不事事屈从于她，听从理性的忠告，罗曼诺夫王朝还会苟延残喘下去吗？恐怕谁也无法断言。
（原载《苦味酒》，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朱正：怎样的天火
熊熊的烈焰在普罗米修斯高举的双臂间燃烧，这是他盗来送给人间的天火。旁边，是宙斯派来惩罚他的恶鹰，在啄食他的肝脏…这是装帧艺术家张守义为《张西曼纪念文集》设计的封面图案，应该说很有象征意义。
《张西曼纪念文集》虽然在1995年6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可是不好称作新书。因为张西曼教授早在1949年7月去世，书中所收的文章，大多是他在去今六七十年前的旧作了。今天把这些文章辑印成册，让人们看看六七十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被认为其中的先进分子的见解，很能引起人们思考许多问题。
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之翌年，张西曼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阀阅之家。堂兄张百熙是清末名臣，历任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他曾弹劾李鸿章，举荐康有为，可说是有胆有识。张西曼本人于1911年和1918年两度赴俄国留学，接受了俄国文化的熏陶，后来更主张“接受苏俄伟大十月革命的组织方法和经验以促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张西曼纪念文集》第257页，以下简称《文集》）。这不但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而且可说是他一生的全部事业。他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创办《中苏文化》杂志，以增进中国人对苏友好的感情。在这本纪念文集里，他的许多亲友都写到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他的同乡老友田汉在悼诗中说：
能有几个人
像他这样
固执亲苏亲共的真理
二十年如一日？（《文集》第13页）
老友常任侠说：“对于政治，他有一贯的对苏联人民友好的信念，对列宁崇敬的感情。”（《文集》第32页）共产党人对他的这种态度作了很高的评价。姜椿芳说：“他有1908年就参加同盟会的资格，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派拿他也无可奈何。他就这样坚持斗争。而苏联方面，无论是大使馆、对外文化协会和中苏友好协会都很看重他，许多事情要靠他做，许多事情要靠他对当时的会长孙科讲…当时要是没有他这样一个人物，好多话我们还不好说，好多事情还难于开展。”（《文集》第80…81页）
他的这种态度，使他得到了一个“西曼诺夫”的外号。好些诗文都提到了这事。于刚的诗说：“古道热肠正气，长怀西曼诺夫！”（《文集》第44页）屈武说：“他是非常亲苏的，因而人称他‘西曼诺夫’”（《文集》第49页）。孙大光说：“有人送他一个绰号西曼诺夫”（《文集》第133页）。不但友朋间这样称呼，反对他的也这样称呼。朱学范说：“反动分子甚至在背后给他起了个‘西曼诺夫’的诨号。”（《文集》第66页）也有称他做“西曼斯基”的（《文集》第47页）。不论是在友与敌的眼中，张西曼简直就是个俄国人。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4页）。张西曼不遗余力的宣传苏联，就不论比谁都更是普罗米修斯了。这纪念文集里有一阕《临江仙》，一开头就说他“纲领辉煌催赤化，人间窃火英雄”（第118页）。《文集》封面的图案也是从这个思路构想的吧。
在这里，两个称呼是一个意思。“西曼诺夫”是说他的态度；“普罗米修斯”是说他的这种态度所起的作用。从收在这本书中他的一些文章来看，“西曼诺夫”这个称号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可以举几个例。
1939年9月苏联继纳粹德国之后进兵波兰，这是根据苏德秘密协定而采取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对于此事，张西曼却说：“苏联的出兵东欧阴谋中心的波兰，是在保卫那原有而被宰割的同胞…以革命的武力来谋本族或他族的解放，就是‘争取和平’的真义。”（《文集》第241页）
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可以看到，在1939年9月27日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1939年8月23日的莫斯科会谈期间，建立独立的波兰计划成了公开的事情。好像从那时起，苏联政府也倾向于明确瓜分波兰的想法。德国政府明白这一观点，决定实现准确划界。德国政府认为，独立的波兰可能会成为经常不安定的策源地。德国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也想到了一处。（档案号N0：05754，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520～5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张西曼称波兰为“东欧阴谋中心”，就比德、苏两国外交部长说的“经常不安定的策源地”分量更重一些了。
1941年4月13日，苏联同正在跟中国作战的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中还包含一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此举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时舆论哗然。救国会诸君子发表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绝对拥护中国政府宣布这一条约涉及中国部分无效的声明。而张西曼的说法是：“苏联因感在远东之孤立，而西方反动派更在加紧鼓励吞灭欧陆的希特勒德国执行‘防共同盟’的十字军任务，为减轻东顾之忧和分化轴心阵线起见，乃于4月13日与日寇订立一时权宜的中立条约，为期五年。但对援华初衷并无损害。”（《文集》第286页）好一个“并无损害”，原来苏联的“援华初衷”就是这样么？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是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背着中国许诺给斯大林的。苏联乘机收回它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西。条约及有关附件规定了外蒙古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等。对于这个条约应该怎样评价，1989年邓小平对来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3页）
其实，苏联方面也心中有数，知道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中国之行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引用了斯大林发给毛泽东一份电报的内容。电报谈到关于旅顺的条约时候，说：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掌握政权，局势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苏联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因而美国军队从日本撤走，它就废除这项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走自己的军队。（引自《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在谈判中，斯大林还直接对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旅顺条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同上书，第94页）
在1945年那时，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战胜国之一，被迫接受这样一个条约，实在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签约十天之后，张西曼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内容不必引用，只看题目就够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保证了中国的复兴》！（《文集》第285页）
不可解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什么没有给西曼诺夫授勋。
我毫不怀疑张西曼的人格和操守，也毫不怀疑他的爱国心。我深信，他是真正相信了这些，以为这真是科学的真理，真以为照这样做了就会造福他的祖国和人民。当年相信了这些的，岂止一个张西曼！刚才提到了鲁迅，他应该说是比张西曼更有思想、更有识力的人物，不也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吗？他就说过：“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9页）不但中国哩，鲁迅还说：“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同上第四卷，第475页）为什么在中国和世界，不少有头脑、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相信了这些？这显然是不能用盲从来解释的。
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