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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也可以认为，一味非难美利坚民族的对外强制性冲动同样没有意义。简单的自由、民主、人权高调多数时候解决不了这个充满随机与可能性的世界的复杂问题。“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确有一些“不完美”的强制，存在着它们的合法性。对伊拉克这个曾经生产和使用过化学武器、并侵略过他人家园的国家，是否需要采取某些遏制性的手段来防止它故态复萌呢，答案不言自明。可是，正如不能因为某人犯了罪就可以对他随意惩罚一样，惩罚同样有其限度，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举措才有着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世界的相对和谐。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不得不养成足够的耐心，在逐步改良中培养并获得更多的和平与安宁。对萨达姆政权采取威慑与遏制的既往方针、并在确信伊拉克国家基本消除威胁他国的意图与能力之后，解除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裁，逐渐将它引向“正常国家”行列，也许是最合国际安全的一个办法。在把伊拉克引向“正常国家”这件事上，所需要的更多应该是技术上的考量，否则极可能事与愿违。
中国式习惯性“正义”判断，暴露的乃是中国公众在放眼中国之外的地缘空间时，存在的知识与理念局限。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动力场中，所谓“绝对正义”或者“绝对不正义”，根本就无法构成一个真命题。世界现有冲突与矛盾，大都有其历史因缘，在“善”与“恶”的简单框架内，是找不出问题的合理答案的。近半世纪以来一直绵延不已的巴以冲突，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绝好例证。以色列的无度武力引人诟病，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让人皱眉，人们指责以色列走上了军国主义，也有人痛斥巴勒斯坦是恐怖主义家园。这两个民族的两种过度反应，从道德的视角看都无道理而言，可是，如果深入到这两个民族各自的生存经历，从历史、技术的进路来看，一个曾经惨遭屠杀、差点被灭种的民族，在劫后重生时还常有着生死恐惧、并因此而极端性地捍卫自身的生存，是可以理解的。而一个原本有着自身生存空间、安享自由的民族走上“恐怖主义”，也不能就把过错归结于他们自身，如果没有欧洲人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杀戮，犹太人又怎么会义无反顾踏上“返乡”之路，占领已属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并激起后者的强烈反抗呢！在巴以双方的血泊中，有着欧洲人的一份罪过。那么，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斗，当事者克制无疑必要，而欧洲及世界其他力量从中斡旋调解的责任也不可推卸。
伸张世界政治的自洽性逻辑并不意味着是在“反道德”。然而，在政治的层面上，道德判断的效用是有限的。国际政治有国际政治的展开逻辑，道德有道德存身的原则。在人类生活的这两种逻辑之间，我们需要区分其适用范围。从世界政治的“内在理路”看，美国攻打伊拉克，并不存在严格的“合理”或“不合理”道德分际；而从道德的理路论，伊拉克战争“文明”“人道”与否，也难以清楚辨别。在部分中国公众一定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实践或违反了“人道主义”的时候，他们是以道德性逻辑取代了国际政治逻辑。
对延续至今的伊拉克事态，和越来越清晰的美利坚“帝国”倾向，支持、反对或者持中立态度，哪一个国家和人民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来作出权衡、评说，根据自身的立场选择姿态。但是，态度的取舍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逻辑作为预设，却事关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成熟程度。当某一地区的公众和精英，普遍性地习惯于对国际事务进行道德判断或跟随于某些政治实体的道德宣扬的时候，不仅不利于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观，而且，从技术性的历史主义进路看，还会违背事物发展的本有逻辑，从长远来看，妨碍法理道德原则的真正确立。今天中国公众对待诸多国际问题或者“外国的月亮肯定比中国圆”式的道德美化，或者一有风吹草动就网络民族主义极端化话语无休无止，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一个半世纪前，魏源编译《海国图志》，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自那以来一百余年过去，成熟稳健的世界观念还没有完全化为这个东方国度精神状态的一部分。这既需要我们以足够的心智予以反思，也要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种幼稚，在乎和而非情绪化的讨论中对它作出驳难、提醒。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幼稚，会影响到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待世界。
“新美利坚帝国”：无法回避的话题
■ 思 岚
去年的现在，一波又一波全球反战浪潮，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对和平的努力；今年的现在，萨达姆已经成了美国占领军的阶下囚。胜负已决，但伊拉克战争留给地球人的忧虑、担心和争论仍在继续。
“要有多少只耳朵，你才能听到人们哭泣的声音”，这是去年隆冬欧美反战游行的一句口号。从巴黎到华盛顿，从贝鲁特到东京，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呼吁和平，反对战争；法、德、俄、中为避免战争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伊拉克战争还是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打响了。美国的军事实力比除它之外世界排名前16位的国家相加还要强大，美国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发动对第三国的战争，面对这样的事实，萨达姆政权是独裁还是民主已经是第二位的了，首要的问题是，全世界的力量汇聚起来都无奈于美国可以无视联合国宪章、不经合法程序任意发动战争，那么，谁还有安全感？昨天是南斯拉夫，今天是伊拉克，明天又是谁？
中国社科出版社在2003年年初推出《新美利坚帝国》一书时，伊拉克战争还没有打起来。而今，书中对美国经济社会的深刻矛盾、对伊拉克战争爆发及其长远后果、对美欧关系的曲折发展等许多具体预测，已得到了验证。2003年岁末的一个双休日，来自中央和首都几十家科研、教学机构的专家聚集在北京“社科书店”，就《新美利坚帝国》一书提出的帝国话题展开讨论，辩论和交锋不仅仅聚焦于“新美利坚帝国”将把世界引向何处，而是更深入地思考我们如何在其中有所抉择和有所作为。
“帝国”已从美国梦变成冷酷的现实
《新美利坚帝国》一书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西明博士应邀作了主题发言，对美国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三个阶段的“帝国化”历程作了概括，并从其国内深刻的社会文化价值危机的角度分析了当今的“新美利坚帝国”与其以往不同的新特征。
张西明认为，冷战之后美国迅速形成了单极霸权的绝对优势，提出人类发展只能归化为美国式的民主价值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终结论”，力图主导蓬勃发展的全球化。美国政治学家霍夫曼的话发人深省：“全球化有三种形式，即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关键是要在通常被称为‘美国化’的单一性和多样性之间做出选择”。作者指出，虽然最终目的都是谋取世界霸权，但较之十九世纪的列强争雄和二十世纪的两霸对抗，今日美国却是要捍卫和巩固独一无二的“人类惟一帝国”，不容任何力量哪怕是昔日盟国对自己的地位构成挑战。为达到这个目的，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创造了“新经济”的奇迹，因其感到能够主导世界发展的格局，于是志得意满积极推动全球化，输出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到了小布什时期，经济泡沫开始破裂，欧洲统一、东亚崛起、伊斯兰世界频频反抗，美国感到全球化出现了自己不能控制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于是利用9．11之后的反恐战争，祭出“先发制人”、“不与美国站在一起，就是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的大旗，突破了联合国宪章等长期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准则，力图用超强的军事实力形成“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的帝国霸权。克林顿主要是用经济文化的“软实力”让世界“崇美”，而布什则是要用巡航导弹和精确轰炸让世界“怕美”，依托强大的经济、科技、文化传播和军事实力而采取“新帝国”的全球战略，将在长时期内不断造成多种国际动荡和政治经济危机。
“新美利坚帝国”已不再是少数美国政客和理论家的梦想，它正活生生地游走在当今世界的舞台。每一天的新闻都在为此增加注脚。当美国上上下下“帝国”的喧嚣不绝于耳的时候，中国应该有学者以独立的批判的眼光对这个重大变化作出描述和研究。《新美利坚帝国》的作者张西明通过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亲身赴美参与观察，围绕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领域的突出问题，对日益抬头的“帝国化”倾向及其时代背景等深层原因，对由此引发的国际格局重组进行了深入解析。如通过分析美国与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关系的重大变动，提出了“新帝国主义”政策将导致北约、中东欧和中东主要力量“洗牌式重组”；又如提出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将带来与伊斯兰激进势力长期的“文化战争”，对国际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
张西明以学者的批判和独立理性对新美利坚帝国进行了剖析，他的努力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认同。2003年年底《南方周末》以“我的2003年书单”的形式对全年新书进行了盘点，北京大学教授李强这样表述了《新美利坚帝国》人选他的书单的理由：“伊拉克战争与朝鲜核危机激发了人们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关注，关于美国‘帝国’理想的讨论不断见诸报刊杂志。《新美利坚帝国》正可谓‘生逢其时’。该书引用了大量原文资料，描绘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统治精英的‘新帝国梦’。作者既展示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科技能力，也剖析了制约帝国梦想的经济与外交因素。”
无视“帝国”的危害会使人类付出惨痛代价
与会的国际问题专家普遍认为，从“帝国化”的角度认识美国，是当前研究美国问题的重要钥匙，由此才能准确理解美国的动向并提出有的放矢的对策。
但也有学者赞成美国的“帝国化”取向。张西明博士作完主题发言之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一位立场鲜明的“崇美派”。他对《新美利坚帝国》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不同意《新美利坚帝国》作者的命题，认为选择“帝国”这个题目就是危险的。就算美国是帝国又怎么丁？如果说美国是世界警察，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世界警察。伊拉克萨达姆那样的暴君，不打行吗？阿富汗塔利班那样的政权，不打行吗？
对此，一位年轻女学者反驳说：“即使伊拉克有人权问题，也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解决。离开法治，何谈民主？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基本前提和保障。连美国自己都不愿被钉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发动战争的罪恶之柱上，所以伊拉克战争从2002年圣诞节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3月20日天时地利都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才最终在无法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开战。美国不顾国际准则的约束为所欲为就是帝国主义。说萨达姆独裁就该承受没有合法程序的战争，就等于说如果马路上有人杀人，任何人都可以不顾法律程序，不经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冲上去就把他杀了。说世界需要警察，美国就应该当国际警察，那是不是我们中国也可以让全国首富组织一支警察队伍来执行公共治安？”
钱理群教授说过，再好的民主也不能用战争的方式输出。有人因为对美国式民主的羡慕和对美国发达富强的认同，甚至连是与非、和平与战争、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等判断事物的基本底线都不要了。社会上持“就是崇美”观点的人，恐怕并不少。2003年年初，曾有媒体以石油利益来揣测反战者的动机；2003年年底，在报道萨达姆被抓获时，又有媒体说“不管谁是谁非，伊拉克战争的最后一个谜团终于解开了”。在文化和价值观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果竟然连是与非都不管不顾了，谁来“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
论坛上“崇美”的发言正好反映出了一个现实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又十分危险的价值观。社科院一位资深研究员针对这种“崇美”乃至拥护不合法战争的观点，提出“用理性的思考代替情绪化”。接下来二十多位学者的发言形成了共识，指出“新美利坚帝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不仅毫不讳言，而且有理论、有实践，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