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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的观念在西方由来已久。黑格尔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做了区分。马克思在《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中同意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的观念。马克思强调，在古希腊和欧洲中世纪时期，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较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为保护私有制而强化其功能，日益同市民社会相脱离。（参见罗纳德·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使用了“市民社会”（德文为Buirgerliche Gesselleschaft）的概念。他们在论及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同现代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时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他们又说：“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表述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容易把握。后来，恩格斯在论证国家起源时指出：国家从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这就很清晰地描绘了国家同社会的关系。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市民社会指的是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参见邓正来主编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文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市民社会”词条，第125…12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的学说，对我们了解当代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很有帮助，因为美国是人类历史上先出现社会、后出现国家、国家同社会互相联系而又互相脱离的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
当代西方学术界有关市民社会的著述很多，概念混杂。一般来说，市民社会指的是在个人同国家政府之间，有众多的自愿结合的社会组织，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结构，成为国家同个人相联系的中介。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将单个公民动员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既阻止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又在政府功能薄弱的公共领域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同时，市民社会又独立于追求商业利润的经济组织。美国当代几位国际政治学者是这样界定的：“市民社会是一个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组织与活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公民可以组织起来，追求对他们个人或集体而言重要的目标。市民社会的行为者包括慈善团体、教会、社区组织、社交俱乐部、民权游说集团、家长—教师协会、工会、贸易商会，以及许多其他部门。”（L．David Brown，Sanjeev Khagram，Mark H．Moore；andPeter Fmmkin，“Globalization，NGOs，and Multisectoral Relations；〃in Joseph S。Nye and John D．Donahue；eds．；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p．275．）
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国家的职能是保护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商业集团致力于增进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市民社会的功能则关注于社会中各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体现它们的价值和目标。少数族裔、妇女、残疾人和许多弱势群体，都要建立独立自主的组织机构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能仅仅指望政府扶助和政策、法律，更不能依赖于商业集团的救济。美国市民社会观念的精髓，用在中国通俗易懂的话来表述，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观念和机构，美国就不会产生“小政府、大社会”和“越小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的主张，也就没有限权政府的观念，甚至可以说不会有美国式的民主。
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从理论上阐发了美国市民社会的思想渊源，以及它的历史沿革、发展趋势，同政治民主的相互作用。以后的几章，分别论述了美国宗教团体、少数族裔利益集团、基金会、非营利部门在市民社会中的角色和活动，并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为例，论述了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活动。第十二章谈到了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正如作者所说，媒体本身是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企业。因此，媒体虽然独立于国家之外，但是否属于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是有争议的。但它对市民社会的巨大影响则无可置疑。最后一章详细描述了9．11事件以后美国社会的变化，对于认识美国市民社会对全球化冲击的反应，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本书就比较全面地勾画了美国市民社会的面貌。
本书第三章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市民社会衰落的趋势，指出市民社会处在政府和企业的挤压之中，政府掌握着国家的政治资源，企业控制着经济资源，于是在长期竞争之下市民社会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观点。第十二章所描述的9·11后的美国社会和政治变化，特别是在反恐旗帜下政府对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侵犯、社会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和疑虑、基督教对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偏见和排斥、媒体公正性的削弱、总统权力的扩大、帝国式扩张的趋势等等，似乎标志着市民社会受到了进一步的挤压。如果美国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市民社会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张力的话，美国市民社会的衰弱将会带来美国“软实力”的下降。美国市民社会研究同国际政治的相关性，从这里便体现出来了。
但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其近著《美国实力的悖论》里，还没有得出9．11后美国市民社会被削弱的结论。他认为，9．11悲剧后“美国社会资本的变化似乎并没有削弱我们在对外政策中采取集体行动的国家能力。由于我们在同其他国家对比中的优势，我们的软实力不大可能减弱。”他援引事例说明，美国人在爱国精神高涨的同时，社区服务的意识和热情仍然高涨。美国的宗教团体和志愿组织比欧洲国家要强大得多。（Joseph S．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24．）
约瑟夫·奈在这里所指的美国“软实力”和“社会资本”，离不开市民社会的机构，特别是美国的宗教组织等各种非营利部门（nonprofit sector）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or NGO）。近年来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时兴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mance）等观念，也是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相关的。美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是国际活动中的领头羊和风向标，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所谓“领导作用”的贡献很大。
本书中专门论及非政府组织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第十一章，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美国市民社会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更证实了我的一个观察，即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关系。在“中美关系”这一个特定语境中，中国是一个国家，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有一项稳定的对美政策，领导各个部门、社会各界，处理着对美关系。这项对美政策既要维护国家主权，防范来自美国的敌对势力的渗透，回应美国的反华舆论，又要“做美国的工作”，稳定中美关系大局。中国政府期盼社会力量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统一步调，维护国家形象，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分忧。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则主要是一个社会。政府有一项时常摇摆不定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尽管也试图协调社会的对华交往，但其政策不得不受到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干扰。它们在中国的人权、民族、宗教、劳工、计划生育、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它们同美国政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不听命于政府，还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我们眼中的美国反华势力，往往以非政府组织为前导。它们的斗争矛头指向中国政府，而对中国社会则采取渗透和“教化”的策略。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美两大国交往的增加，美国市民社会中的种种新趋势、新问题，如宗教右翼势力的上升、堕胎问题、反移民情绪问题、环境保护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因此，研究美国的市民社会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由于中美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我们研究美国市民社会还有一定的知识障碍。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更像一座金字塔，政府对社会实施一元化的垂直领导，各种不同功能的社会中介机构尚待发育，人们的“权利”观念大大落后于“权力”观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和法治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我们对市民社会作用的理解，肯定会进一步深化。希望本书在中国读者进一步认识美国的道路上，搭起一座小小的桥梁。
（《美国市民社会研究》，来世达、姬虹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26．00元）
失败者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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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的人文随笔充溢着思想家的道义与良知。她以知识女性特有的沉静打量着粗糙的现实，她拒绝高调的英雄假相和理想主义霸权，而是以回到日常生活的从容去面对现实，去追求富有人性的生活，所以，她的文字没有为别人规定生活的狂妄，也没有在悲惨世界重压下的绝望。她竭力揭示生活的无穷可能性，以此来改善“公共期待”，使之脱离庸碌生活的窠臼。这强烈地体现了一个思想者对生活世界的介入。《正义之前》一书比先前出版的《积极生活》更加充分地显示了她去蔽的努力和勇气。
在商业话语的驱动下，生活世界不加掩饰地放纵其物欲横流的一面，以至于放肆到了放逐良知、逾越道德底线的地步。唯恐被市场规则抛弃的人们拼命地追赶着大众嗜好、流行趣味，诸如小资的酷姿、白领的矫情、超级女声的狂热……许多人其实从骨子里同这些东西是不相容的，但是跟风的惯性和对落伍的恐惧使他们蜂拥而至，不假任何思索。崔卫平却恰恰相反，她格外强调私人阅读的意义。在《要多少好东西才能造就一个人》一文中，崔卫平描述了个人化的阅读历程，她这样写道：“我得承认形而上的倾向是我生命的底色之一，很长时间之内，柏拉图、济慈、雪莱、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始终盘旋在我的头顶上方。”在当下这个恶俗文化盛行的时代，保持诗性气质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理想主义时代，抵抗平庸是悲壮而充满快感的，因为以此可以显示出精神的清洁，甚至可以用“崇高”的姿态来获得某种道德优势，从而成为话语权力的操作者。在社会分化加剧、公共空间扩大的今天，用道德幻觉来与市场神话相抗衡，已难以奏效，因为人们会很容易地看清，这不过是用一种谎言来取代另一种谎言而已。
真正的诗性是一种个人性，是一种建立在心灵的丰富性之上的内在的、原发的精神力量。在世俗文化重重包围下，用一种乌托邦式的精神设定来消解浓重的现实性功利性和享乐性已是不可能。但是，个人思考的启动和追问的深入则完全可以穿越消费文化的迷雾，实现对喧哗语境的突破。因为媒体的狂欢和商业策略的实施，都是在心灵外部实施的。物欲的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语词假相。媒体对大众趣味采取一味迎合和取悦的态度，明星绯闻、名车会展、房产开盘等占满了平面和视觉的各种媒体，构成一种貌似强大的价值认同。实质上，这种所谓的商业共谋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人们已经学会了拒绝、否定和怀疑，谁也无法充当整个时代的代言人。媒体本身也意识到借助于暴力、色情和无聊来推行的商业统治越来越脆弱。
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说：“大众娱乐节目展示给人们的是一派丰富多彩、朝气蓬勃和团结向上的景象，与现实生活中较常见的物质匮乏、精力不济、孤单无依形成对比。”（《电视的真相》）随手打开电视，你总是能看到一种刻意制造的火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