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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的信，只具月日而无年份，从行文来推测，应在1962年。其时，郭绍虞任复旦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叶圣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从历史资料来看，郭绍虞和叶圣陶有很深的交往，而这交往是因为有共同的倡导国学的志向。早在1921年1月4日，叶圣陶和郭绍虞就在北京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其他参与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王统照、周作人、孙伏园、耿济之等）。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文学社团。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1947年3月2日，两人又在上海参与成立旨在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其他参与者有陈望道、章锡琛、周予同、方光焘、魏建功，郭沫若、郑振铎、马叙伦等）。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北京，但倡导国学的共同愿望并没有改变。郭绍虞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兼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叶圣陶在北京主持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在教材选编中对国学给予高度的重视。
从郭绍虞的信中看，在此前，为了培养中文（主要是古典文学专业）方面的人才，郭绍虞曾有过计划，叶圣陶也有所耳闻，只是因为或时机或能力有限而无法扶持而已。到了1962年，叶圣陶认为，郭绍虞的计划似乎有了实现的条件，故发电报催促郭将详细计划寄来。
为何到了这一年叶圣陶认为郭绍虞的计划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从信中“我兄如亦赞同这样办法，最好和周扬同志商量一下。因为我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之语，可得到解释。
郭绍虞和叶圣陶均属教育系统，而周扬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按常理来说，并无工作上的往来。郭绍虞何以要在信中说让叶与周扬商量一下呢？其中的原因，当时周扬正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而郭绍虞是当时文科教材编审委员的成员之一，并担任《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选任务；而叶圣陶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协同周扬一起来抓这项工作。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九十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周扬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当时的情况是，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曾经发生过严重困难。1960年八九月间，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这是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重新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1961年4月12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扬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郭绍虞当然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所选定的主编，都是饱学之士。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后，在周扬主持下，这项泽被后世的宏大工程在全国教育界进行了5年时间，直到“文革”爆发。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因为深谙教材的编写与人才的培养是相互唇齿的教育理念，因感于国学式微的现实，叶圣陶涌起了借此东风培养中文方面专门人才的
想法，因而想到了老友郭绍虞曾有过的设想，这才致电（在那个年代，只有急事才发电报的）老友，让其速速将计划寄上。
而对郭绍虞来说，有身为教育部副部长的老友的电文，加之“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俞铭璜”也“提到过了组织专业队伍的问题”。因而不但“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而且认为“这个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织专业队伍的具体措施”，感觉到“时机成熟”了，才抱着热望，“顷接来电”就动笔写下这封长长的信。
叶圣陶致信周扬，郑重推荐郭绍虞的设想
接到郭绍虞的长信后，叶圣陶当然会细细阅读——信上留下多处他用红笔勾画的痕迹。8月23日上午，叶即致信周扬，郑重推荐。信（信以旧式写法，以空格格式示尊重，照录）全文如下：
周扬同志惠鉴：
闻 尊体违和，近方休养，惟珍卫得宜，早臻康复为颂。
老友郭绍虞有创办中文专修班之拟议，以长函详述其宗旨与办法。我以为培植中文方面之基本队伍，今时诚有必要。从幼年打基础，较之半途钻研，功力自更深至。特重作品之诵习与理解，而辅之以史与理论之研究，尤为避免时弊之要着。郭君甚希得 高明之赞许与支持，俾得竟成其事。今以其来书附呈，幸 赐察览。倘承 大力相助，岂惟郭君私慰而已乎。敬礼
叶圣陶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
周扬读到信后，给秘书写下了“送教育部叶圣陶同志，原信保存”的便条，可见他是给叶圣陶复信了。至于复信的内容，因没有底稿留存，难知其详。撰写本文时，我曾电话请教《叶圣陶年谱长编》撰著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是否看到过周扬的回信。商教授的答复是否定的。所以，关于周扬是否支持这项动议，也没有答案。
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郭绍虞这一倡议似乎并没有实行。设有实行的原因，也许从周扬这里就否定了，大概周扬只主抓教材建设而人才培养计划则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金教授的解释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即使周扬同意了，还怎么能有实行这样计划的环境呢？
我赞同这一解释。因为任何一门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但需要经济作后盾，更需要宽松的学术气氛。具体到眼下媒体热炒的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一事，也是如此。撇开成立国学院的庄严意义不谈，但就国学院能够成立一事来说，事实上也是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才得以实现的。条件具备以后，怎样培养专业人才才是“硬道理”。从这点上来说，以愚之见，郭绍虞写于43年前的这份很完备的设想，比人大国学院所公布的培养计划可能更好一些，其借鉴意义不容忽视！
另外，还需要提到的是，从叶圣陶郑重推荐郭的设想来看，他是非常赞同中文、或者说是国学要从娃娃抓起的。因为上述环境的影响，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不过36年后的1998年，叶老的愿望终于得到部分的实现。
1995年，叶老的公子叶至善与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政协第八届会议上递交了一份《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呼吁》开篇就振聋发聩：“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他们认为，避免这一危险的办法是尽快建立幼年古典学校。《呼吁》得到国家教委的重视和批复。1998年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如今，这所学校已经办了7年了，成绩斐然。想来，若叶老地下有知，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会再次郑重推荐老友这份计划书的。
李泽厚先生访谈
■ 李泽厚 陈 明 贺更行 王心竹
陈明：看来状态还满好嘛，跟过年时电话里的多愁善感完全不一样。
李泽厚：神气不错，我从不多愁善感。
陈明：人都是安泰似的，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就会好一些。思想家就更这样了。
李泽厚：《原道》怎么样啊，到底发行多少份，有五千份吗？卖得掉吗？
陈明：现在都是出版社张罗。你要这样想，在很难出现民间刊物的年代，一个讲儒学的学术刊物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意义在这里。
李泽厚：我这里有读经的课本，你们要不要。
陈明：好。物尽其用，我们很支持这个。其实我的感慨很对。你在电话里说，我和这个世界没关系了。
李泽厚：是没有联系了。
陈明：我当然知道你什么意思了，所以我劝你回来要好一点，但确确实实，回来会好一点。
李泽厚：是好一点。有人来找我，忙一点，好像有了一点关系。
陈明：上海《外滩画报》有个女记者一定要来采访你。
李泽厚：我和她们打过交道。我反对你的文章就发在那里。
陈明：反对我？……最近武汉在开新儒学的会，感觉港台新儒学越来越边缘化了。
李泽厚：你不是到中心了嘛，自我感觉蛮好。
陈明：我到什么中心？
李泽厚：有白纸黑字为证。怎么现在又到边缘了？
陈明：瞎说；我后来有澄清，从边缘到中心是说捧场的朋友多，营造了一种氛围。包括庞公，都误解了，嗨！
李泽厚：不过边缘中心无所谓啊。在另一访谈中，有一段指庞公，讲得很厉害，今日愿借此机会略表歉意。
陈明：你讲庞公了？你讲庞公干吗？你应该讲蒋庆，他才是真正比较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
李泽厚：这不怪我啊，庞公先挑衅嘛，蒋庆我已经讲过了。这个给你们看看，这是xxx赞成我的“西体中用”的。
陈明：这个表述是准确的吗？“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你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嘛。
李泽厚：他的“西”体是指思想和体制。不过这里讲到他为什么反对“中体西用”，可以看看。我以前低估他了。赵汀阳也在批我的西体中用，和好些人一样，他只知道这四个字，根本没看我的文章。他说西体讲的是思想框架，一开头在八十年代我就讲“体”不是思想观念。这里有理论的语境，还有历史的语境。
陈明：这方面，我懒得跟你争。
李泽厚：你不是真正的“中体西用”，你只是讲讲而已。你如果是真正的“中体西用”，就不会在《原道》上发我的文章。你以前讲的“中体西用”是专制主义，现在的“即用见体”，是实用主义，就没有“体”了。
陈明：那你为什么又说我骨子里是自由主义？
李泽厚：因为我知道，你就是想高举一个名词来哗众取宠。老实说。
陈明：瞎说。
李泽厚：赵汀阳也是，搞个天下体系。
陈明：你这不仅把自己看成了历史的高点，而且看成了永远的高点。典型的九斤老太心理！这样理解年轻人，不对的。
李泽厚：你这个就是嘛。
陈明：你凭什么说就是呢。
首先我认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除开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意思。因为当时的主要问题不是统治是否稳固，而是面对外来冲击国家如何强大？其次，即使在政治层面，儒学与专制政体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妥协、被利用，一方面抗争、进行调整。专制政体是专制君主委托法家设计的，与儒家的王道是对立的，焚书坑儒就是证明。搞不下去了，才采用董仲舒的方案，霸王道杂之。更何况，我对中体西用的解释，是以中国人的意志需要作为选择行动的根据标准，西学或其它什么的，都为这个东西服务。保守主义、鲁迅及五四新文化一代人都是这样，以保种为第一要义。
要说实用主义，除开倭仁那样的顽固派，近代知识分子都是实用主义了。美国人更是典型。在我看来，实用主义是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一般特征，只是这个效益是以个体小团体和一时、一事来衡量，还是以人类、整体来衡量。你说的实用理性与实践理性不同，实际我看本质一样。康德对上帝作用的论证就是因为能满足需要，就是有用。这不是什么不好意思的事。
李泽厚：把鲁迅也说成中体西用，太离谱了吧。那你何必放弃“中体西用”，说什么“即用见体”呢？别把人家放弃嘛，你改什么呢？你不是说你继承张之洞么。张之洞“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