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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又去丈量大山的高度，森林的密度；好像又去观测火险的指数，观测人心的细微末节，让这大山平安，森林平安。他心中有数不清的绿叶，将会千年万代一簇簇在他灵魂的周围舒展扩张，他就隐伏于树木与树木之间，听风在述说，听雨在述说，听阳光在述说。
生命如歌
■ 朱莎莉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鄢国培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了。但朋友们仍时常提起他，人们并没有忘怀他。徐迟先生曾说过，“作家是以作品说话的。”我想，同样，作家也是以作品来诠释自身的，以作品而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并且在这种生命意义的实现过程中获得恒久。
我与鄢国培同志相识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我刚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到省文联大型文学丛刊《长江》担任小说编辑。初来乍到不久的一个青年学生，编辑部就把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巴山月》、《沧海浮云》几百万字的责任编辑交给我来做，这份信任令我十分感动和珍惜，同时又使我感到责任重大。一天，鄢国培同志从汉口过江来送稿子（当时他已是中国长江航运管理局创作室的专业创作人员），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个子矮小，不苟言笑，性格内向，看上去甚至有几分忧郁，这就是我对初次见面的鄢国培的全部印象。从此，我们开始了编者与作者的联系和交往。此后的几年，“长江三部曲”一直在《长江》上连载，直至连载完毕出书。
其实，鄢国培是个极随和的人，熟识的人，不论老少，都叫他“老鄢”。随着我与鄢国培同志的交往与了解的加深，我发现，在他冷峻且带有几分忧郁的外表下，却包裹着一颗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心。他出身贫寒，当过学徒、徒工，以后又长期在长江航道的轮船上工作。从小酷爱文学的鄢国培志向高远，自1955年到长航工作开始，就萌发了一个梦想，梦想写一部关于长江的书，梦想成为一个作家。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停留在做梦，而是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实现这个梦想扎扎实实地去付出，在于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这是一场挑战人生、挑战自我的“马拉松”，从此，每逢轮船停靠码头，别人忙着去休闲，去游玩，他却要么一头扎进图书馆，去查资料，要么去寻访，找人“摆龙门阵”，收集创作素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个中甘苦，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底层生活的经历，二十多年长江轮船工人的生活积累，二十多年执著而扎实的创作准备，在文学酵母的催生下，会发生什么？当然是一次创造性的总爆发，一次创作激情的“井喷”。每每谈起这些，鄢国培总是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他说，那种激情让我痴迷，让我痛苦，让我不得安宁，我不在爆发中毁灭，就在爆发中新生。创作的痛苦是炼狱一般的痛苦，创造的快乐又是无以言表的快乐，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涅槃的过程，就是痛苦之后的新生。他说，这是我刻骨铭心的感受。
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长篇小说，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鄢国培来说，其思想性的提炼和开掘、题材的驾驭、结构艺术的把握、人物的刻画、语言的运用等多方面的挑战和困难，是不难想象、不言而喻的。但是，鄢国培就是鄢国培，他这匹不期杀入文坛的“黑马”，就是能够拒绝平庸，迎难而上，步履蹒跚然九死不悔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多么巨大的韧性啊！我相信，在那无数个不眠之夜以及无数个“拦路虎”面前，鄢国培一定有过幻灭的悲凉，有过放弃的打算，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向前走，他坚持下来了，他成功了。人与人的不同，有时候就在于那么一点，就在于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性格即命运。生活中的老鄢喜欢爬山，他说，爬山特别能锻炼人的毅力，有一种征服感，征服山头，征服自己。我想，正是他的这种不畏艰难、挑战自我的性格，最终成就了他自己。当然，改革开放的时代大环境是他成功的先决条件，人们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的精神饥渴使“长江三部曲”的问世带上了恰逢其时的幸运色彩，出版界、文学界的扶持，加上他天才的创造，这些因素都因为他的坚定和执著化为了催生的合力。“长江三部曲”的第一部《漩流》一出版，便引起了文艺界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特别关注，后被改为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地方台陆续播放。这部带有浓郁的川江生活气息、绚丽的民情风俗色彩和独特人物形象的长篇小说，被长江文艺出版社推荐参加了全国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角逐，虽然《漩流》最终与该奖项失之交臂，但评委们给予了这部作品以高度的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均发表了专家的评论文章，全国几十家报刊及部分高等学校学报均载文评价了这部作品。“长江三部曲”还走进了高校当代文学的教材，有的高校还成立了“长江三部曲”的课题组，有的研究生则把“长江三部曲”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客观地说，“长江三部曲”尽管存在一些缺失与不足，但这部长篇系列的出版无疑是湖北省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湖北新时期初始阶段为数不多的几部最具全国影响的长篇小说之一，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长江三部曲”对当代文坛的突出贡献，是塑造了一个新型的民族资本家朱佳富的形象，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独特的典型。朱佳富留学西洋，思想新锐，视野开阔，有实业救国的鸿鹄之志。他既不同于那些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又不同于那些承袭祖业因循守旧的守财奴，他谙熟政企关系，擅长社交之道，与外国资本企业、蒋宋权贵巧于周旋，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游刃有余，曾经是那样的踌躇满志，风光无限，企图在中国建立起一统天下的中国航运霸业。可惜他生不逢时，尽管他聪明绝顶、精明过人，机关算尽，但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封建主义的多重挤压下，他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朱佳富的悲剧是旧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宿命，是中国民族工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运下必然的结局。朱佳富是一个血肉丰满、具有立体效果的典型性格，你很难界定他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正人君子还是小人，然而，朱佳富这个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畸形儿”，正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个“怪胎”里孕育产生出来的，是独特的“这一个”。这个典型所蕴含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从历史学、社会学、比较学、文化学、文学任何一个角度去分析，去评判，朱佳富都可以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独特的模本，给予我们以认识价值、意义价值以及审美价值的多重解读和启示。朱佳富这个形象何时在鄢国培的脑子里形成，不得而知，但这个形象的创造又一次让我们领略了典型的意义和魅力，为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某些经验性的思考和理论参照。
1984年5月，鄢国培从长航正式调入省作家协会，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1985年他当选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8年起当选为湖北省文联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1990年5月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成员。他还先后担任过湖北省八届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由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有多个头衔的文学界的领导，这个转变是鄢国培始料不及的。我不知道，这个转变对于他个人来说是喜还是忧，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了，他认认真真地去做了，他尽心尽力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努力，把作家协会的事情办好，为促进和繁荣湖北的文学创作多尽一份力。
在芸芸众生中，个体生命的价值总是因其创造所彰显的意义而各各不同。有的生命逝去旋即被人遗忘，有的生命却是虽死犹存。历史的筛选就是这么无情，它总是垂爱那些用满腔的赤诚和智慧的创造去回应时代需求的人。我们现在怀念鄢国培同志，是因为他在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中，为祖国奉献了炽热的爱，为人民留下了有价值的可供分享的精神财富。他热爱生活、热爱文学、关注底层人民的情结，他数十年如一日、不畏艰难、甘于寂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他勤于思索、勇于创造、孜孜以求的创作态度，将会和他呕心沥血的“长江三部曲”——《漩流》、《巴山月》、《沧海浮云》一道，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历史也会因此而记住曾经有这样一位“总是怀着儿子般的感情去爱长江，描写长江”（鄢国培语）的长江之子。
千里送饭的好嫂娘
■ 王宗仁
刘翠从格尔木起程前往沱沱河时，天色刚放亮，积雪的昆仑山巅还挂着稀稀落落的几颗冰冷的星星。她想：路上顺当些，傍晚就能见到他了。但愿老天长眼，不要落雪不要下冰雹，助我一臂之力。
刘翠是沱沱河兵站站长陈二位的妻子，每月一次或两次上山给丈夫送饭已经成为她约定俗成的“家规”了。沱沱河兵站位于长江源头，唐古拉山下，距格尔木1080里，中间隔着昆仑山、风火山和可可西里草原。丈夫身为兵站站长按说吃不愁穿不缺，她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去送饭？
这是一个谁也改变不了的铁的事实：终年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公路沿线各兵站的军人们，几乎每个人都因为高山缺氧身上落下了这样那样的疾病。陈二位当然也不会例外。他1980年从陕西兴平市入伍后，1996年以前在汽车团工作，从汽车司机一直干到汽车连连长。1996年调到沱沱河兵站当副站长时，他已经143次翻越唐古拉山到过西藏。当时他的身体就因高山反应落了点毛病，头晕，因为不是经常犯病，他也就没有放在心上。使陈二位没有想到的是，他到了兵站后，没出半年，病情就加重了。还是老毛病头晕。有时他工作着突然眼睛一黑，就晕过去了。头晕的时间有长有短，短的十几秒就过去了，长则几分钟也过不去。犯病的时间也没规律，有时一天头晕一次两次，有时10天半月才犯病一次。他总是这样想，哪个在高原上工作的人能没反应？没啥了不起顶一顶就过去了。
现在，陈二位的高山反应在明显的加重。犯病后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整个身子像飞飘起来似的，两脚仿佛在空中悬着，一迈步就栽跟斗，随之而来的便是呕吐，头疼，四肢无力。一次，他犯病后头晕加头疼在床上躺了两天还没有熬过去，他便给在千里外格尔木的爱人刘翠打了个电话，告诉自己犯了病的事。刘翠在电话中听得出丈夫说话无力、声调很慢，就问他是什么时间得的这种病。他说少说也有六七年了吧！刘翠听了又着急又来火气，嚷嚷道：“你真浑！有高山反应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就不给我说一声？我是个外人吗？”二位忙解释：“小翠，你别生那么大的气，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过去我说了怕你操心，就隐瞒了。就算我错了还不成吗？”刘翠打断他的话，问道：这些天你都吃些啥？饭量好么？二位说：“什么也不想吃，每顿开饭时半碗稀饭几根咸菜都是硬塞进肚子里去的，没一点食欲。刘翠听了心疼的不行，二位有病又不能吃饭，这怎么能行！她对二位说：我给你做些可口的饭带上山去。二位本想阻拦妻子的行动，没想她已经把电话挂上了。
当天，刘翠把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委托给邻居照管，在格尔木路口拦了辆顺路的便车，就上山了。格尔木是青藏线上各兵站的大本营，因为线上海拔高，缺氧，严寒，荒凉，家属们难以长期居住，所以部队在海拔2800米的格尔木修建了家属院，军人的妻子带着孩子住在家属院。她们当中离丈夫最远的是1080里，只有遥遥相望，日夜思念。她们把这叫做“随军不随夫”。格尔木家属院里军人的妻子们夜夜望着勾在昆仑银峰上的残月，偷偷地咽下了多少相思泪！特别是她们听到隔壁的22医院又从线上运下来一个得了高山反应的重病号时，心立刻就提到了嗓子眼里，不住地祈祷着自己的丈夫平安无事。经常也会有这样的噩耗传来：又有一个军人被高山病夺去生命进了昆仑陵园。每在这时候家属院里好几天都是静悄悄地变得鸦雀无声。不幸的事无论发生在哪一家，悲伤的气氛总是笼罩着整个家属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