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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悄然为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正式颁布施行，对结婚的最低年龄作了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这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都是提倡早婚的。比如，后周武帝规定，男子十五、女子十三，为娶嫁之期；唐朝开元年间规定，男十五、女十二以上，听婚嫁；清《通令》规定，男十六岁、女十四岁以上，可以娶嫁；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篇婚姻章，虽然在形式上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结婚，但实际上对于早婚现象，从未加以制止教育。因为婚龄降低，不仅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还可以增加劳役人员的人数，所以他们提倡早婚，甚至强制早婚。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受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早婚的恶劣习俗也熟视无睹。以许多人推崇的节制生育楷模马寅初为例，马寅初同时拥有两个妻子，养育成活了七个孩子。马寅初在与第二位妻子王仲贞结婚时，王仲贞当时年仅十三岁，属于标准的未成年幼女，而马寅初此时已有三十五周岁，比王仲贞整整大了二十二岁。马寅初还曾在美国留学十年，接受西方教育近二十年，而且娶第二个妻子时还在担任北大教授，尚且如此。由此可知早婚现象在中国社会的普遍和严重。新中国在建国之初，首先颁布施行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由于《婚姻法》的施行及其大张旗鼓的宣传，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早婚的陋习，这不仅有利于大大降低人口出生率，更体现了对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保护，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其实，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生率并不高于解放前，也不高于同时代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生育率为例，一九五〇年中国为五点八一，印度五点九七；一九六五年中国六点〇八，印度六点二三；一九七二年中国四点九八，印度五点五九；一九七五年中国三点五七，印度五点三五；一九八〇年中国二点二四，印度四点九五。所以“批马寅初导致鼓励生育”的观点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的太少，是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的飞速跃升造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如果我们一定要将现在中国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能怪他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降低得太多了，只能怪他将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得太快了。人均寿命预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有效的指标，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均寿命的大幅提升。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实现了大跃进。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中国社会飞速进步，人均预期寿命从三十五岁提高到六十五岁，而同时期的世界人圴寿命预期只从四十七岁提高到五十八岁。一九八一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六十八岁，接近于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当时的印度只有五十四岁，要知道，在印度独立的时候，人均预期寿命是四十一岁，比中国还要高。中国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比韩国短五点四岁，可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超过了当时的韩国。一九八一年以来，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四岁，印度增长了十岁，尽管印度在跑步追赶中国，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能够达到中国在毛泽东逝世时的水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然而在当代中国，如果还要继续沿用这样的说法，则更多表现的是幽默。以当代已经故去的最著名人物为例，邓小平及其夫人卓琳均活了九十三岁，叶剑英八十九岁，陈云九十岁，李先念八十三岁，杨尚昆九十二岁，彭真九十五岁，薄一波九十九岁，王震八十五岁，肖克一百零二岁，马寅初一百岁，巴金一百零一岁，费孝通九十五岁，季羡林九十八岁……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的确是人均预期寿命飞速提高和居民生存条件得到改善的结果，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是失误、错误甚至是罪恶的话，我倒是希望这样的“失误、错误甚至是罪恶”来得更猛烈一些，更多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做人要厚道，不能没有良心，我们不能一边享受前人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给我们创造的成果，一边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去咒骂我们的前人，抱怨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在中国积贫积弱、一穷二白、任人欺凌的情况下，在一夜之间赶上并超过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好让我们毫不费力地去享受享受最发达国家的现代生活。实际上，毛泽东远远地超额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带领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昂首挺立在世界的东方；他领导中国摆脱了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被动挨打、任人欺凌的局面，以强大的姿态、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人面前；他率领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的封锁打压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我们不能一方面宣传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却要用比神还要苛刻的标准去要求毛泽东，这其实才是地地道道的神化。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本身是非常残酷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按照人们的喜好和愿望来发展。通过了解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人口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人类文明史，其实也可以说是人类同饥饿反复较量的斗争史，凡是食物充足的时期，人口数量就能得到快速增长，凡是人口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于快速下降的时期，肯定是食物严重短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实际上是饿死的，即使是在食物较为丰富的现代，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历史的阴影，我们之所以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不就是担心物质生产的增长跟不上人口数量的发展吗？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在生下来以后被活活饿死，另一个则是在没有出生之前就被人们给计划掉了，从而为已经活着的人腾出资源和空间，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我坚持认为，不论从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看，人口增长和寿命延长都是盛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最过硬的硬指标。今天，人们取得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繁荣、丰富得多的物质生活，除了科技进步的因素，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石油、煤炭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源，千万不要随意将其浪费糟蹋了。
如今，毛泽东已经整整逝世了三十三周年，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已经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时光的流逝，尽管卷走了许多记忆的浪花，但也使我们有可能客观地审视新中国的人口发展历程。随着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工作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时代不但不存在什么“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反而是人类有史以来在人口计划生育方面做得最为成功、最为合理、最为科学同时也是最有人性的时代。毛泽东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继续沿用了他擅长的群众路线，耐心的、循循善诱地反复启发群众的觉悟，帮助群众培育计划生育的意识。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放松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开发，从而使大规模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可能，再加上配合采取“晚、稀、少”这种更科学、更人性、更持久同时也更容易为群众接受的计划生育方式，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八年的千分之三十五点五九逐年持续快速下降。一九六九年为千分之三十四点一一，一九七〇年为千分之三十三点四三，一九七一年为千分之三十点六五，一九七二年为千分之二十九七七点，一九七三年为千分之二十七点九三，一九七四年为千分之二十四点八二，一九七五年为千分之二十三点〇一，一九七六年为千分之十九点九一，远远低于一九八七年的千分之二十三点三三。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摆在这里，我们很难相信，毛泽东时代后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竟然如此出色，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快速下降，居然超过了近三十年狠抓计划生育的时代。更令人吃惊的是，面对如此急剧快速下降的人口出生率，整个社会竟然风平浪静，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以致于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后人们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毛泽东是不搞计划生育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我国计划生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政府改变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注重群众思想工作以及“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转而采取严格限制生育子女人数的办法。然而，由于实际结婚年龄的提前以及早婚的出现，再加上其它一些复杂的因素，极端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并没有维持人口出生率持续快速下降的局面，反而造成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一九七九年的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十七点八二，一九八〇年回升至千分之十八点二一，一九八一年进一步回升至千分之二十点九一，一九八二年竟高达千分之二十二点二八。此后，尽管采取了极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但一九八六年的人口出生率仍高达千分之二十二点四三，一九八七年为千分之二十三点三三，一九八八年为千分之二十二点三七，一九八九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五八。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实在有点令人不可思议：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实行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宣传教育为主，在不知不觉之中竟然轻松实现了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国家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极端的计划生育措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整个社会弄得鸡飞狗上墙，结果换来的却是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的客观数字，人们是无论如何也绝对不会相信这样的结果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如果认真回忆一下历史，其实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在八十年代前期，虽然国家采取极端强硬的计划生育的措施，整个社会的弦绷得很紧，但由于早婚早育现象的回潮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计划生育的努力。当时，为了减少出生人口，各地相继出台了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土政策”、“土办法”，像“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该扎不扎，株连八家，该流不流，拉猪牵牛”；“喝药给瓶，上吊递绳”这样的计划生育口号，大多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然而，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逐渐解体，原来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些保障措施、医疗卫生体系等也随之消失，农民不得不通过更多地生育这样的方式来试图维持自己的保障，人口出生率自然也就居高难下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与高压下，再加上经济、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演化以及相互作用，中国居民，包括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念悄然发生改变，妇女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年，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五点八，一九七二年下降到五点〇以下，一九七七年进一步下降到三点〇以下，一九八〇年达到二点二四，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这种情况表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效果非常显着，应该继续保持。然而我们仅仅看到由于人口惯性增长所造成的一九八〇年千分之十一点八七的自然增长率，不懂得这只是人口在停止增长之前强弩之末的表现，以致于惊慌失措，匆忙采取极端强硬的计划生育措施，只不过由于其它因素的抵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