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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
此例一开，尔后的暴力事件便层出不穷，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打人骂人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做“喷气式”……现在人们所见所闻有关文革的种种劣迹，无不源于此次“传达”。
尽管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形成的怪逻辑是：不折不扣按毛泽东的主张办、讲政策、守规矩倒成了“保守”、“条条框框多”，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体现“造反精神”——“造反”落实到对抗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上，还说这叫“最忠”。
——煽动血统论狂热，开打砸抢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几日立刻开始闹起了打砸抢抄抓、毁坏文物、肆无忌惮把矛头指向社会群众的“破四旧”，同时“血统论”风靡一时——“血统论”以强调出身为名，把“红卫兵”解释成应该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组织。而“干部子女”其实就是“党内当权派子女”。由“党内当权派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显然对到社会上“破四旧”、落实“阶级敌人在党外而不在党内”比认同“阶级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把矛头指向党内”积极得多。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年方十来岁的中学生。如果没有老谋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这些过去从未接触社会不谙世事的小年青哪里会想得到跑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大闹？那些“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之类暴行全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即最需要破坏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重点的关键时刻发生的——这其实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将”毛泽东的“军”的极巧妙的一记毒着：你毛泽东依靠“红卫兵”闹文革把矛头指向党内，我来个“四两拨千斤”，用“血统论”唆使“红卫兵”把矛头从党内引向社会。“红卫兵”到处乱砸乱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责我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不对——我派工作组不就是“管”吗？你不是刚刚宣布撤消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吗？你说我镇压学生，你不是也得镇压吗？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谓“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指责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驴，把这群“红卫兵”连同一切群众组织统统取缔镇压下去，看你文革还怎么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会老百姓对文革的反感，离间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煽动武斗，全面破坏捣乱
为了权力，所以必须“矛头指向党外”，所以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所以要唆使“红卫兵”闹“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以此证明只要“矛头指向党内”就要引起大乱。这一套没有动摇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方向，可见乱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于是一系列荒唐疯狂举动接踵而至：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坏文物、批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
所有这些疯狂破坏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实际无一不是想方设法把“矛头指向党内”扭到“矛头指向党外”——千方百计证明一条：“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一切破坏、荒唐、苦难都是你搞文革“矛头指向党内”造成的。要制止这些就必须停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坚持“矛头指向党内”就必然怨声载道，天下大乱——所以不能动我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退缩就上了大当：只要被“社会动乱”吓住、不问青红皂白盲目“维稳”，那就必然放弃“矛头指向党内”，必然“矛头指向党外”，结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而在群众已经被分裂、情绪严重对立的、好人坏人混杂、没弄清谁是真正的坏人情况下盲目搞反右、搞镇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由当权派“以我划线”不分青红皂白大开杀戒，后果可想而知——大规模逮捕，大规模镇压，大规模冤假错案。
毛泽东洞若观火：群众斗群众、武斗、破坏之类都是党内走资派挑动的，普通群众上当受骗的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坏人混在一起，一时区分不出来。在群众对立情绪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乱子就盲目镇压，必定伤及无辜。毛泽东的做法是冷眼旁观一段时间，让好人自动退出，坏人充分暴露，那时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会冤枉无辜。
例如清华大学的武斗，打来打去最后参与的只剩下几百人，多数群众都厌恶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说，坏人孤立了，暴露了。这时毛泽东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队进驻制止武斗。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的这些话深得人心，全国武斗从此杜绝。
文革中大规模武斗发生在1967年中的几个月。零星武斗自1968年7．27之后全部制止。全国范围内的动乱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动乱说成“十年动乱”是胡说八道，“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毛泽东并不是为斗党内走资派而包庇放纵社会上的犯罪。混在群众中干坏事的人后来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时差不多都受到了惩处。（其实武斗盛行时许多人已经看透了形势：闹武斗破坏之类可是明明违背《十六条》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流传一句话：“别看今天跳得欢，当心秋后拉清单”。我所在的中学有一个学生在外地参加过武斗开过枪，征兵时因此没通过政审——说不清是否有人命。）毛泽东只是在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时冷静观察了几个月，等坏人充分暴露之后才下手，同时给受蒙蔽的好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像闹“血统论”、“破四旧”的中学青少年，明摆着是受人唆使，所作所为要达到的效果就一条：“禁止把矛头指向党内”——“血统论”、“黑五类”、“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等哪一条属于“矛头指向党内”？其它群众受煽动闹武斗搞停工也为的是达到同样效果。对受蒙蔽受挑拨受唆使上当受骗的群众，是按照LD“二次反右”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全部逮捕，还是等背后教唆的罪魁祸首暴露了再打击首恶、教育大多数？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这如同警察在弄不清谁是真正的罪犯时不盲目抓人，而是“欲擒故纵”，等犯罪分子从普通群众中区分出来、拿到确切证据时再逮捕。能因此说警察故意保护罪犯吗？同理，能因此说毛泽东故意纵容包庇那些所谓的“文革罪行”吗？又比如发现有人监守自盗要追查，罪犯见势不妙便放火烧仓库，能因此说这火是追查罪犯惹的祸、所以根本就不该追查罪犯吗？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如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破坏文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当权派的权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时候。等“全国一片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当当权派还有权、但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当当权派不再有权、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开关一关，灯就灭了，不用说开关与灯是连在一起的。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只要脑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制造一切“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或权力有需要的时候，为了权力，什么惨不忍睹血淋淋的残酷事件、什么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会发生——“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一切”。
——赵高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指鹿为马”。
——赵构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十二道金牌”、“风波亭”。
——如《明朝那些事儿》所描述，官兵没能力打胜仗、面临上级责罚、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抓老百姓杀掉冒充战果——杀良冒功（不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国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钓鱼式执法”也是如此。）
——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
——刚主持第一线，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一县一社”、“一平二调”、“亩产万斤粮”、粮食放卫星。
——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威胁了自己的权力，为了不被当白旗拔掉，就虚报产量搞浮夸。
——为避免虚报粮食产量的谎言被揭穿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剥夺农民口粮，饿死人在所不惜。
——为了避免自己阳奉阴违头脑发热搞浮夸的真相被毛泽东发现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封锁毛泽东、架空毛泽东——“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为了逃避瞎指挥搞浮夸造成经济大挫折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力，就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一切责任全往毛泽东身上推。
——为了用政绩巩固权力，就不顾老百姓负担，加码征粮“提前还债”。
——为了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大搞“形左实右”，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
——为了扭转“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碰党内当权派，否则天下必乱”，社会就必须动乱，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破坏文物、打倒一切、武斗动乱、工厂停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像章热……
把历史上所有那些坏事、怪事、荒唐事跟当时的权力需要联系到一起，规律性一目了然。
所谓“文革血腥恐怖”、“破坏文物”、“打砸抢”、“血统论”、武斗破坏之类全部都是为抵制破坏毛泽东文革而精心策划煽动出来的血腥政治阴谋。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对抗毛泽东、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权力的党内走资派——“为权力而‘真理’”，权力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为权力什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都干得出来。为权力什么离奇荒谬牵强附会的借口都编得出来。（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请看“临时性强奸”、“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异性洗浴”、“躲猫猫”、“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上吊”、“俯卧撑”、“情绪稳定”、“老访民都是精神病，必须强制监禁”之类“故事新编”。）
毛泽东在文革中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规模的“按指标抓右派”、“按指标镇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