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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死后，严庄等人在他的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的坑，用毡布包裹了安禄山的尸体，就这么埋了进去，还告诫宫里的人不许泄露出去，否则严惩不怠。后来也没提到安庆绪将他埋在床下的父亲改葬，莫非安禄山在那个小坑里一呆呆了几年？这个不清楚，像这种事情按理不至于漏记，也许真的是这样。那么，直到后来史思明以王礼将安禄山改葬，安禄山才重见天日。只是不得不佩服一下安庆绪的心理素质，他在那宫里居然就这么住下了，丝毫不怕三更半夜会从床底下钻出个冤魂来，想当初太宗杀完建成、元吉之后，尚且会做恶梦，安庆绪却能睡的很踏实，真是没心没肺啊。正月初六的早晨，严庄对外宣称，就说安禄山病重，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安庆绪做了皇帝，尊称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发丧。唉，远在蜀中的玄宗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也该知足了，自己至少是个活的太上皇，而安禄山已经是个死太上皇了。
就这样，大燕也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本想多写几句，可是这种情况，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事情进展的相当顺利。或者是因为记史的人是唐朝这方面的，所以对敌情不甚了解，只记了个大概？无论如何，色子就这么抛出去了，安禄山就这么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和曾经最信任的谋士，还有十分亲近的侍者共同杀死了。死者已矣，安禄山自己也有取死之道，而安庆绪等人，说他们道德沦丧也好，说是心狠手辣也好，或者像有些观点所认为的“胡人本性（五胡乱华时，胡人给人的感觉确是比汉人更野蛮好杀，但统称胡人都是如此，也不一定）”也好，安庆绪也确有被迫的成分。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将来他上了安庆恩的案板等着被别人杀死的时候，肯定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果断一点。
安庆绪顺利的即位了，可惜后面的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史载安庆绪“性昏懦，言辞无序”，就是说他性情昏庸懦弱，说话时语无伦次。昏庸还好办，懦弱？如果真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被逼到不得不弑父的地步，可见安禄山有多可怕。至于言辞无序，想安庆绪一介好骑射的武夫，没经过专门的培养，又哪来的什么口才呢。据说严庄就是为了这个，怕众人不服，所以不让安庆绪出来见人。安庆绪也不在乎，反正自己已经是君王了，还怕什么？于是每天饮酒享乐，称严庄为兄，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封为冯翊王，事无巨细都由他来作主。同时安庆绪加封诸将官爵，借以笼络人心。由于严庄总揽大权，所以不免让人生出疑心来：严庄的用心看来不怎么地道啊，只怕安庆绪十分无能是假，严庄欲总揽大权是真。但安庆绪居然任由别人来掌权，也是有能不到哪去。
此时金殿之上的安庆绪，万万想不到，将来自己也会被他人取代，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如果他不动手，别人似乎也不敢动安禄山，倒是自己给那人帮了个大忙，去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使自己家族的权力旁落他人之手。因此，安庆绪的作为，到头来，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二、肃宗的隐患
肃宗着手反攻叛军，但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几乎与此同时，肃宗朝的隐患也开始出现了。
㈠、李泌之计
由于颍川被攻破，再加上房琯东征的失败，肃宗一时间觉得一筹莫展，就和李泌说：“现在叛军如此强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平定啊。”李泌回答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李泌的观点是对的，叛军攻下长安之后，并没有长久占据的迹象，反而把抢到的东西都运回了老巢，这确实表示他们并无争夺天下的大志，否则，关中之地，按汉朝张良的话说，是“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自西周的镐京，到秦咸阳、汉长安，尤其是长安，十二朝古都，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帝都。也有说是十三朝，差在哪一个呢？看了一下，是王莽那个二十年的“新朝”。把这么一个“朝代”也算上，实在是有凑数之嫌。总之，唐包括唐以前，很多王朝都建都关中，如果安氏父子真有吞吐天地之志向的话，占领了长安，就该把家当都搬过来，范阳虽是老家，但尚不足以成事。正是安禄山造反的李唐，当初不也是以太原为家么，可是一旦攻取长安，便不再离开，即使曾有过突厥的骚扰，在当时犹为秦王的李世民的坚持之下，仍然没有迁都。这就是差别。玄宗、肃宗一心收回长安、洛阳，固然也是为了祖宗之地、为了唐王朝的面子，但能守住两京，对唐朝将大有裨益，无论如何也比安禄山要高明一些。此外，李泌还看到了叛军的“寡助”，说只有胡人将领为安禄山卖力，汉人中只有高尚等几个，其余的都不过是一些胁从。不过，这个似乎给肃宗打气的成分居多了，因为帮助安禄山的人也不少。总之，基于这两点，李泌认为，不过二年，天下就会平定。李泌认为两年能平叛，事实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不过那是在超出正常的情况下。可惜李泌有点高估唐朝，出现一些特殊因素，所以真正的时间，是延长了三倍。而且，李泌看到的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上的优势，也得通过具体行动才行啊——根本优势可以决定战乱的最终结果，而具体的行动则能左右平叛事业进展的是否顺利和时间的长短。
肃宗一听两年就能平叛，又惊又喜，不大敢相信，就问：“这是什么道理？”李泌回答说：“叛军中的骁勇之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这几个人。现在我们要是命令李光弼率军从太原出井陉关，郭子仪率军从冯翊进入河东，这样一来史思明与张忠志就不敢轻易离开范阳和常山了，安守忠和田乾真则不敢离开长安，我们以两支军队便可拖住叛军的四员骁将，这样一来，跟随安禄山的就只有阿史那承庆了。望陛下下诏，命令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以便两京之间道路畅通，陛下则率领所征军队驻扎于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交互攻击叛军：叛军如果救援这边，我们就攻击他们的那边；如果救援那边，我们就攻击这边。总之，使叛军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往来奔波，到头来疲于奔命，我们以逸待劳就好下手了。叛军若是来交战，则避其锋芒，如果要撤退，就乘机攻击，不攻占城池，不切断道路。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任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来夺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这时叛军要想撤退，则后路已被切断；要留在两京，却不得安宁。我们再以各路大军合力进攻，一定能够平息叛军。”肃宗听后很高兴。
高兴是高兴，但高兴之后，也没后文了，后来并没照这个来。此时肃宗对李泌真的很好，即使不听他的话，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好，然后不照办就是，这样至少可以保住李泌的面子。但对李泌来讲，还有什么比皇帝的阳奉阴违来得更无奈、更郁闷呢？肃宗后来用的战略，仍然是玄宗时期以两京为根基，进而正面与叛军作战，以敌后截击扰乱为辅。这条策略不能说不好，但代价也是很大的。理论上的分析，就是唐军可以凭险守住长安，但无险可守的洛阳则需耗费唐大量精力，这么个地方易攻难守，得不偿失，唐最初的失误就在于对洛阳过于执着，如果花费太多的人力在洛阳，不如选择放弃；实践上的验证，就是后来的平叛过程，果然四面无险的洛阳得而复失，唐军在洛阳一再消耗力量，虽说后来和叛军比谁的底子厚时是唐赢了，但代价确实太大了。
那么叛军就没有弱点吗？当然不是。安禄山的老巢是范阳，但河北、河南一带都是平原地区，属于攻下的快败的也快的地方，直到河东地区，才有险要可言，所以安禄山若能占据险要，肃清河东以东地区内的唐军，那么他们的形势与唐占据关中以潼关为大门是一样的。但安禄山也没有在意自己这个可以用来作大门的河东，他们轻易放过太原就是一例——其实安禄山后来派史思明等人攻打太原，也是下了大力气的，但是他们迟到了一步，唐肃宗已派李光弼来守卫太原，这一点上，肃宗又高出一筹来。叛军没有赶在太原最薄弱的时候来攻取，实是失策。后来，太原虽然守卫很艰难，但始终在唐朝手中，这就使叛军无法关闭河东这个大门。所谓关起门来打狗，门没关上，狗自然也打不死，因为总会有外援。再加上安禄山后方唐军一直顽强抵抗，致使安禄山在潼关之前都得想着家里是不是太平。其次，安禄山的战线太长了，几乎就是一条线，我们不妨美其名曰“一字长蛇阵”，如果唐军用把菜刀分别把这条长蛇阵切成几段，各个击破，那就完了。纵然唐军办不到这一点，但攻击他们的侧翼，骚扰一下他们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叛军的这个无奈的阵型就是处处被动挨打的。
李泌的计划，是有点类似于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巧了，游击战对付的日军也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李泌建议由李光弼出井陉关来牵制范阳、常山，以郭子仪入河东牵制长安，正是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而又故意不阻断两京之间的道路，使叛军不能因为支援无望而死守其城，然后唐在郭李之外再分出来一支兵力，三方交互骚扰叛军，让叛军疲于奔命，最后再由第四支兵力与李光弼合力攻取范阳这些地方，然后就可以平叛了。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唐可以不急于得到两京，使这两地成为叛军的累赘，然后自己可以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引敌人围着自己团团转——妙啊。如果唐军真依此而行动，就算不能两年平叛，但相信必定会有效果的。而且唐军比叛军更有条件进行游击战，怎么他们也比叛军更有民众基础。
但李泌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肃宗这个因素。这个策略只怕肃宗本人承受不了，因为李泌说让肃宗亲自率军与郭李二人去交互打击叛军，一来肃宗没有郭李二人的军事才能，万一哪次不小心反倒被别人袭击了，岂不是太糟糕了？二来，肃宗的身体，能禁的住这般折腾吗？想必肃宗对一夜行三百里的经历记忆犹新，可那是迫不得已，如果再来几次，甭说肃宗，就是壮汉怕也吃不消。肃宗必然想到了万一反中敌人之计时，自己必须得逃跑的问题，如果跑不了，自己丧命不说，唐军的士气将会大大的降低，说不定朝中又要乱成一团，确实比较麻烦。那可否换将来完成这项工作呢？只怕也不好，因为如果是派遣一员大将，或是干脆让广平、建宁去扰敌，他们虽然可以办好此事，但相应的，肃宗的行在就必须有重兵守卫。这样势必使兵力分散，如果待叛军疲劳了，再分兵去取范阳等地，那时还有胜算，但敌未疲就分兵，起到的作用怕是有限，也就不能达到目的；如果不分兵，重兵去扰敌，那叛军在情急之下，若出其不意围魏救赵来袭击肃宗，那岂不是比上面那种情况更糟？这种情况有点像汉初，楚汉相争，刘邦彭城之败后，以彭越、英布、韩信分别去攻击项羽侧翼，英布、韩信两方面不说了，韩信取赵、齐等国，肃清了周边，而主要起诱项羽去攻打的是彭越。他在项羽之后劫粮也好，攻城略地也好，都减轻了刘邦所受的正面压力。就是在这种来回的拉据战中，项羽被打的疲惫了，最后死于垓下。但刘邦自己也是项羽的诱饵，他的到处奔波也带动了项羽的疲于奔命。肃宗没有像刘邦一样肯亲自作诱饵，胆量上的问题也不必过于苛责他，毕竟刘邦有几次也是很惨的，甚至不得不找人来当替身。而李泌，怕也不能和有“谋圣”之称的张良相比，以张良之多智，再加上个陈平，刘邦尚且如此，肃宗可恃的谋士，除了李泌，还有谁呢？种种考虑，再加上既有的方针，而且玄宗还有一句“等攻下了京城，我就把权力全部下放”，这些都促使肃宗采取原来的办法，至少在两计之间的取舍问题上要徘徊一阵。 有人说李泌平叛之计是万全之策，而肃宗急于夺回两京则是务虚名轻实效，孰不知，肃宗坚持的才是最稳妥的办法。他本人不必去冒什么危险，这首先可以保证唐朝政局的稳定。除此之外，还有比这个更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