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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的社会危机（也即荒诞）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们感到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是一种错误和偶然；二是人与他人的关系：激烈的资本主义商业竞争，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人们处在这个世界中，时时都感到敌对力量包围。要使自我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必须以打击、排斥他人为手段。因此，对每个人来说，“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语）。这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远；三是人与物的关系：社会化大工业造成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了物质的泛滥。面对庞大的物的世界，人们感到人类自我的形象越来越渺小。人类创造了“物”，而现在“物”却反过来支配了人。人们越来越依靠“物”，从而成为“物”的从属者；四是人与自我的关系：人类创造了世界，却又越多地失去了自我。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不是完善自我，而是最终成为非我。
一般说来，现实生活中所呈现出的面貌同人们所认为它应呈现出来的状态不相一致，便构成了荒诞性，作家将其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便构成荒诞文学。由于现代西方四种社会危机的加剧，荒诞已成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二十世纪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大都与世界和人的生存荒诞性有关，诸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现代主义文学开山鼻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其诗集《恶之花》中，就以“荒诞”与“神秘”为诗歌的核心；英国诗人艾略特的名作 《荒原》，也描写了一个荒诞世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小说《海浪》中，一家六个兄弟姊妹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自我是什么。伯纳特感到自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意义，而是时刻在变。比如阅读拜伦的诗，便感到自我成为拜伦的一部分；结交朋友，又感到朋友们时刻在改变自己——人们原本就没有自我。另一位诗人纳维尔虽然事业成功，文名远扬，却也难以找到自我，只好在袋里放一张名片，作为自我仍然存在的证明。一位是失去了自我，一位是难以寻找到自我，都表明了人类生存的荒谬。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作《毛猿》，以一位轮船上的伙夫杨克的遭遇表现了现代人类的尴尬处境。杨克既丧失了宗教信仰，又与大自然失去了和谐关系。他不能前进，也无法生存。在现实生活中，只好倒退到人类最原始的阶段——到动物园，与一个毛猿结交。但毛猿也并不接纳他，用力将他击成重伤。事实上，奥尼尔已经否定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与过去，都没有人类存在的空间。
二十世纪初，最成功地表现荒诞主题的是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的名著《变形记》，是表现荒诞人生的代表作品。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他终日奔波于推销途中，忠于职守、循规导矩。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他竭力挣扎，仍翻不了身。这时，他的父母与妹妹都来敲门探问，可他不敢开门。一会儿，公司秘书来了，隔着门说，如果他再不上班，便将其开除。格里高尔万分无奈，只好用牙齿扭动钥匙。门开了，随着一声声尖叫，母亲昏倒了，秘书仓皇而逃，父亲则一拳将其打进了门里。
随着体形的变化，格里高尔渐渐失去了人性，具有了虫性。他不说话，也不吃新鲜食品，只吃腐烂的东西，并习惯于在天花板与墙上爬行，但仍然具有清晰的人类思维。家里人讨厌他。母亲一看见他就昏倒，父亲则将一只菜果扔在他背上，陷在肉里，挖不出来。
由于他失了业，一家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只好将房子分租给房客。然而当房客发现了“虫”的秘密后，都愤然离去。尽管格里高尔心里极为难受，而家里人仍把一系列不幸归咎于他，妹妹甚至将门一锁了之，不再过问。格里高尔在极端孤独中悄然死去。
《变形记》以荒诞性的笔法，揭示了在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最后走向异化的过程。卡夫卡的另一篇作品《审判》则描写了一个职员被莫名其妙地判处了死刑，尽管他生来安分守己，从不惹是生非。然而被捕之后他并不被拘押，还是照样上下班。这件案子困扰着他，使他食不甘味，卧不安寝。他到处奔波，然而一切归于徒劳。他还是被判死刑，“像狗一样地死去”。显然，这里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生活的失望。人们无法逃避厄运，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最终走向消亡。
不仅是内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技巧上也曾作过荒诞性的试验。超现实主义作家安托南·阿尔托将他的戏剧称为“残忍戏剧”，声称“我们正处在死人的世界”。于是，他主张在表现上通过特殊的动作、音响、布景、灯光，直接表现思想，超越戏剧语言。
荒诞派戏剧的思想基础
——存在主义
二十世纪，对人类生存荒诞性认识，集中地体现在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之中。存在主义哲学形成于十九世纪末，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惨酷的现实社会使其得以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成为统治西方社会思潮的主要哲学思想。
存在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对人类生存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在以往的欧洲人信仰中，宗教占了主要地位，人们依靠对神的信仰而得以肯定自身存在的意义。那么在“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生存究竟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呢？存在主义者认为，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人一生中最大的事件，但对世界来说，却纯属偶然。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征得我们每个社会成员的同意，是粗暴的，不合理的。而每一个人降生于世界上，都要行色匆匆地走完他的人生历程，也就是说，生与死，都不由每个人自己作出主张，所以人的生存，根本上就是偶然的、荒诞的。海德格尔曾说，人“暴露在这个世界上，孑然一身，没有救助，无法逃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扔到这个世界上”。存在主义还认为，就每一个人的生存过程来说，“自我”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是生存的“阻力”，每一个人都是孤独无助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存在同整个生存的环境，是互相敌对的，互相陌生的，人们被迫遭受到一连串非理性力量的压迫，受尽痛苦而无法反抗与解脱，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失败。因此，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也是荒诞的。
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加缪曾经写了一部随笔式的哲学著作《西绪福斯神话》，副标题就是《论荒诞》。这本书集中了他对荒诞的理解。他认为，一方面是人们具有的传统的理性精神，一方面是世界的非理性，二者不相协调，就是荒诞。所以“荒诞取决于人，也取决于世界”。既然世界是荒诞的，那么人类生存也是荒诞的。书中引叙了一位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神西绪福斯的遭遇。他原是科林斯王，死后降入地狱，被天神惩罚，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刚接近山顶，巨石就滚落下来。于是，他又重新将巨石推上山去。如此周而复始，徒劳无功。西绪福斯每次接近山顶，意味着他将要获得意义，然而巨石每次滚落下来，重新使他堕入无意义的深渊。西绪福斯就这样永远受着这种苦役的折磨而不得解脱。虽然他对这种苦役并不屈服，并不断地鼓足力气反抗，但终归失败。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所针对的，正是二十世纪西方社会人们生存状态。他认为人们每日为生活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不过是每天进行着同样的工作，随着同样的道路行走，“说到底，这双行将腐烂的脚为了生活东奔西走，又有什么意义呢？”加缪给二十世纪的人们的生活精心绘制了一幅图画：
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是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
加缪认为，二十世纪世界的居民们，生活于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性的绝望时代，这就注定了人类的毫无希望。他说：“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他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
在这个基础上，存在主义者提出了“存在即死亡”的命题。他们认为，人们生存的种种状态，如“恐惧”、“焦虑”、“厌恶”等等，归根结蒂都是死亡的表现。海德格尔说，存在主义就是“死亡哲学”。萨特也说：“我孤独而自由，可是这种自由有点象死亡”，“希望是不会有的”。这也就是说，人类摆脱苦恼与恐惧的根本方法，也就是说摆脱生存荒诞性的方法，就是死亡。这些，都对五十年代的荒诞派戏剧奠定了思想基础。
存在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是法国的萨特与加缪，他们的作品大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生存的荒谬。萨特的成名作 《恶心》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小说。主人公罗康丹感到，人不过是“一堆柔软的，怪模怪样的形体，乱七八糟，赤裸裸——一种可怕的猥亵的裸体。”“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在这里又吃又喝来保存我们宝贵的生命，实际上我们没有、丝毫没有任何生存的理由。”因而他用荒诞两字来概括这个世界。加缪的名作《局外人》更为典型。主人公是四十年代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司的一个职员莫尔索。他意识到了“一切都是荒诞”，产生了对世界的绝望心理，因此对一切都麻木冷淡。一天，他接到电报说母亲去世，他立即前往奔丧。他并不悲痛，甚至到了养老院后，居然在灵堂上喝咖啡、抽烟、昏昏欲睡。当别人前来吊唁时，他还感到可笑。第二天，他去海滨浴场游泳，遇到他过去的情人玛丽。仅仅在看了一场电影后，他们就同居了。但这又并非出于爱情。玛丽提出结婚，他感到结不结婚都行，于是答应了。分手时，玛丽问他想不想知道她以往的情况，莫尔索说他没有想过问不问。又一天，他与玛丽和朋友雷蒙一块去海滨，遇上两个阿拉伯人，他们向雷蒙挑衅，双方殴打起来，雷蒙受了伤。之后，莫尔索再次来到海滨，遇到刺伤雷蒙的阿拉伯人，莫尔索没有经过考虑便打死了他，被投入监狱。在狱中，他仍然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甚至对于死。检察官审理了案子之后说他“根本没有灵魂，没有一点人性、人类心里的道德观念，”虽然他“决不是一个坏人，没有办过任何坏事”。莫尔索被判死刑，却非常平静。临刑前他“没什么好说”，照样吃饱睡足。他感到既然人们都要死去，“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都没有什么大关系。”莫尔索是一个精神上的畸形，他象被抽出了灵魂，说不上好，也谈不到坏，因为他完全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局外人”，所以作者说他“只是荒诞”。他对母亲的死，对女性热烈的爱，对于法律的制裁，都极度冷漠，仿佛与己无关。甚至于对自己也好象成了局外人，似乎自己与自己也完全不相干。莫尔索不但失去了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小说表现了存在主义有关人类生存的思想：人们糊里糊涂地来到世上，身不由己，无事可作，最后又糊里糊涂地离开这个世界。人的生存毫无意义，却又不能反抗，只好听其自然，最终以死来摆脱荒诞的一生。
不过，存在主义哲学毕竟还有它的积极之处。加缪认为，理性仍然是解决人类问题的钥匙。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描绘了现实社会人们毫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可笑的生活行为，但接着又说：“仅仅有一天，产生了
‘为什么’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都开始了。”也就是说，一旦人们对自身与世界的荒诞有了认识，对这种生存状况感到倦厌，就是理性的表现、意识的觉醒。加缪赞赏人对荒诞世界的反抗。在他看来，两绪福斯就是反抗荒诞的英雄。虽然他将巨石推向山顶，最终又掉落下来，但他却意识到这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