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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斯阁楼下面那段楼梯一侧的平台处，有一间小屋子，以前用作前室，现在被爱米占用着。她只有十一岁，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三。苏菲曾无数次经过这间屋子到楼上的办公室去，注意到她的房门常常开着——她曾经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暴君专制的铜墙铁壁中，哪怕小小的偷窃都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同谋杀一样不可能。苏菲曾不止一次在那门前停留，用几秒钟的时间飞快些地扫视这间一尘不染的整洁的房间：一张铺着印花床单的单人床，椅子上堆满填塞动物，一些银制器皿，一个布谷鸟报时钟，一面挂着许多镜框的墙（镜框里嵌着一些照片，年轻希特勒青年团员行进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山景（爱米在其中笑逐颜开），她本人着泳装的海景，还有嬉闹的小狗，元首的肖像，“海尼大叔”希姆莱，笑逐颜开的妈妈和爸爸，等等），一个衣柜，一个放着首饰盒的化妆台，盒子旁便是那台便携式收音机。正是那台收音机常常吸引住她的目光。苏菲很少听到它的声音，无疑是因为楼下那台整天播放着美妙音乐的留声机。有一次她经过那儿时，发现收音机打开了——里面正要播放一首华尔兹舞曲，声音很清晰，可以判断是德国军队的电台播出的，不是在维也纳就是在布拉格。
但苏菲陶醉的不是音乐，而是收音机本身，它是那样不可思议的小巧。苏菲从没想到科学技术居然有如此魔力。但那时，她已了解到第三帝国新生的电子科技正在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这台收音机不超过一本普通书的大小，褐红色的表面烙着“西门子”字样，面板是塑料的，一根天线从上面伸出来。苏菲看着它既害怕又羡慕。十月的那天黄昏，与霍斯交锋后，她回地下室的途中又经过那扇开着的门，又看见了那台收音机，她想今天不能再犹豫了，她必须设法偷走它。这一想法令她感到极度恐惧。
她站在过道的阴影中，离斜顶小屋的楼梯只有几步之遥。收音机里播放着柔和的华尔兹舞曲。霍斯的脚步声从下面传来，他已离开房间去巡视。她静静地站了一会，感到又饿又冷，浑身无力，像要病倒了。她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现在她希望这一切不过是个恶作剧。不，她还没有完全失败：霍斯至少答应让她见见儿子。但回头想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再想想即将来临的集中营的折磨——这一结局令她无法接受，无法理解。她闭上眼睛靠在墙上，因饥饿而感到一阵恶心。那天早上就是在这儿，她把吃下去的无花果全吐了出来。现在这里已被党卫军的奴才们打扫干净了，但在她的想象中，这里仍有一股酸甜的香味。她的胃一下子痉挛起来，疼痛难忍。她闭上眼睛伸出手向前摸索，突然触到一把软毛，像魔鬼身上毛绒绒的小球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她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摸到的是一个牡鹿的鹿角。这是霍斯1938年在视野开阔的科尼西山坡上的捕获物——她听见他对党卫军来访者说，“三百米远一枪命中”。（谁知道呢，也许她当时也听见了这致命的一声枪响！）
牡鹿的两只眼球向外凸着，苏菲的样子便映在那里面：虚弱不堪，死灰般的脸色。她死死地盯着那个映像，一时间迷茫，紧张，没了主意。她在想，怎样才能让自己不这么迷乱呢？在这几天里，苏菲好几次经过爱米的房间。她越来越渴望实施那个计划。她不想辜负汪娜的信任，这一直像噩梦一样困扰着她，但是——上帝，这多难啊！关键的因素只有一个：怀疑。如果这部稀有的收音机不见了，将会导致报复，惩罚，拷问，甚至滥杀。这所房子里的犯人自然都会成为怀疑对象；他们首先会被搜查，拷打。甚至包括那两个肥胖的犹太裁缝！但苏菲发现她可以利用另外一点，即党卫军的人也可以成为怀疑对象。如果只有像苏菲这样的极少几个囚犯可以到楼上来，那么这个图谋完全没有可能性，无异于自杀。但是，每天至少有十几个党卫军经过这里到霍斯的办公室去——传递消息和命令的通讯员，以及来自集中营各部门的各种人。他们也可能把贪婪的目光伸向爱米的袖珍收音机；他们中至少有几个人会被怀疑。事实上，有比囚犯多得多的党卫军成员经常到霍斯这儿来，苏菲觉得她完全能迅速摆脱嫌疑，这很符合逻辑——甚至她可以捕捉到更好的机会来做这事儿。
那么现在就是如何把握时机干净利落地行动的问题了。她已在前一天与布罗尼克悄悄说好：她将把收音机藏在囚服下面，然后迅速回到楼下，在黑洞洞的地下室里交给他，再迅速地转移到等候在大门外的联络人手里。同时，房子里肯定会乱成一团，地下室马上会被翻得底朝天。布罗尼克也会参加搜查工作，他会一瘸一拐地边走边提出一些建议，充分展示其走狗的丑恶嘴脸。但愤怒和混乱最终毫无结果。被吓得战战兢兢的犯人们逐渐又放松下来。而在部队驻地的某个地方，一个长着老鸨脸的党卫军小队长惊恐万分，因为关于他偷窃的指控正四下传播。地下组织从而获得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在集中营的某个角落，男男女女围住这个宝贵的小盒子，收听肖邦的乐曲，音量被关得很小很小。他们相互说着鼓励的话，好像重又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她知道她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于是她移动脚步，心狂跳着，顾不上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的恐惧——鬼鬼祟祟地走进屋子。她刚走了几步，身体晃动了一下，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她预感到她在时机和策略上犯了可怕的错误：如果她把手一放到收音机那冰凉的塑料壳上，灾难便会马上降临。这感觉像无声的尖叫弥漫在这间屋子里。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说，当她的手触到那渴望已久的东西的一瞬间，她想起了她父亲在一个遥远的夏日说的话，那声音里充满鄙夷：你干的一切都是错的。但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个声音，另一个声音已在她身后响起，是那种冷静的说教式的德语：“你的工作可能需要你从这儿上下楼，但不需要你到这间屋子里来。”苏菲倏地转过身，爱米迎面站在那儿。
那女孩站在衣橱旁。苏菲从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过她。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紧身短衬裤，那十一岁的早熟的乳房在同色的乳罩下隆起。她的脸很白，圆得令人吃惊，像块圆饼干，上面是一头卷曲的黄发；她的样子很端庄，但又显得有些堕落，圆鼓鼓的鼻子，嘴和眼睛都像画上去的——苏菲最初认为，是画在一个洋娃娃脸上，后来又觉得画在一个气球上。苏菲觉得第二个想法似乎更……也许不是堕落，而是……不天真？苏菲默默地看着她，想：爸爸说得对，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应该先弄清楚情况。她结结巴巴地总算找到了词儿：“对不起，小姐，我只是……”爱米打断她：“用不着解释，你到这儿来就是想偷收音机的。我都看见了。我看见你马上就要动手了。”爱米面无表情。她神色沉静地从衣橱里拿出一条垂着流苏的白色长袍披在自己近乎裸体的身上，然后转过身去，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我要去向我的父亲报告，他会惩罚你的。”
“我只是想看一看！”苏菲临时想着对付的话，“我发誓！我从这儿经过了很多次。我从来没见过一台收音机这么……这么小。这么……这么可爱！我无法相信它真的可以收音。我只是想看看——”
“你撒谎！”爱米说，“你就是想偷它。我可以从你的表情看出来。你就是想偷，而不只是拿起来看看。”
“你一定要相信我！”苏菲说。她感到自己喉头发紧，就要哭出来了，浑身软弱无力，双腿又沉又冷。“我不可能想拿你的……”但她停了下来，心想这没什么用。既然她已贻误了这一时机，那就说什么也没用了。只有一件事对她仍然很重要，那便是她将在第二天见到她的小儿子。怎么能让爱米搅了这事儿呢？
“你就是想偷！”那女孩坚持说，“它值七十马克。你可以用它来听音乐，就在深深的地下室里。你是个肮脏的波兰人，波兰人都是贼。我妈妈说波兰人比吉普赛人更坏，而且更脏！”小鼻子在那张圆脸上皱成一团。“你身上真臭！”
苏菲眼前一黑。她听见自己呻吟了一声。因为紧张，或饥饿或悲伤或恐惧或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原因，她的经期推迟了至少一周（这事在集中营里已发生过两次），但现在它像山洪暴发似的突然来临；她觉得血大量涌出，眼前却变得一团漆黑，最后只看见爱米的圆脸。她觉得自己在往下掉，往下掉……恍惚中，她好像在波浪的摇曳中慢慢睡着了，耳朵里灌满遥远的声音，当她慢慢醒过来时，这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一声凶猛的吼叫。有一会儿，她仿佛觉得这是北极熊的怒吼，而她正漂浮在冰上，身上刮过刺骨的寒风，她的鼻子都被冻僵了。
“醒醒。”爱米说。她的脸像腊一样苍白，离她很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苏菲这才知道她正平躺在地板上，女孩蹲在她身旁，把一个小药瓶放在她的鼻子下。房间的窗户大开，放进了冰冷的新鲜空气。刚才那吼声原来是集中营的号角声，现在已慢慢减弱，只留下一丝余音。在爱米裸着的膝盖旁是一个刻着绿色十字的塑料药箱。“你晕倒了，”她说，“别动。把你的头放平，这样可以让血流畅通。深呼吸。这种冷空气可以帮你恢复。同时保持不动。”苏菲立时清醒过来，但她感觉好像在演一场戏，可戏中的主角却换了：是刚才的还是很久以前——不可能是很久以前，这孩子还像凶狠的冲锋队员一样对她大发雷霆，而现在却像护士一样对她悉心照顾。这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苏菲呻吟了一声，身子动了动。“你不能动，”爱米命令道，“我有救护证书——一级。照我说的做，懂吗？”
苏菲静静地躺在那儿。她没穿内衣，不知道身上弄得有多脏。她觉得囚服的背后已经湿透了。令她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居然想她是否弄脏了爱米整洁的地板。在某种程度上，那孩子的行为更让她绝望。她觉得自己既是一个受害者，又是一个被看护的病人。苏菲发现爱米的腔调和她父亲一样，冷漠而疏远。当她唠唠叨叨地做着那些事时，完全没有一丝温柔（她用力拍打着苏菲的面颊，说急救手册上写着快速拍打可以帮助昏死病人恢复意识。她一直滔滔不绝地讲解着一些医学常识）。她像一个微型的党卫军中队长，党卫军的精神与准则——它的真正本质——已深深烙在她的遗传基因里。
终于，连续的拍打产生了效果，苏菲脸上终于出现了一层令人满意的红晕。女孩命令她坐起来靠在床上。苏菲照办了。慢慢地，她为刚才的突然晕倒暗自庆幸，因为当她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重新聚焦在眼前那些东西上的时候，她意识到爱米变得温和多了，或至少是一种可以容忍的好奇，好像她心里对苏菲的愤怒全被赶跑了；这一次的救护似乎成了一个宣泄的途径，使她可以享受一下为官的感觉；然后才又变回到那个胖胖嘟嘟的小女孩模样。“我要对你说一句话，”爱米小声地说，“你真漂亮。威尔曼恩说你一定是瑞典人。”
“告诉我，”苏菲用虚弱的声音轻声说，漫无目的地想缓和一下气氛，“告诉我，你这件长袍上绣的图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