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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算人到中年了吧，社会交往的圈子越来越萎缩，已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认知结构和思维定势，心理上缺乏开拓新生活的素质。
你问那个厂办主任？他好像过得也不怎么样，听说他妻子有外遇。最近我们碰见，还是一个星期前的事了。
对了，他当时对我说，他妻子有外遇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半年前，我跟他在办公室长时间拥抱的那一次，让他手下一个人看见了，告诉了他妻子。他妻子没跟他大吵大闹，也没找过我的麻烦，就径直到外面找了一个男人，据说那男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
真是的。我感到很内疚。
你说我该怎么办？
“疲惫。”
——采访录音之三
（鹿一鸣，男，35岁，伦理学博士。）
我跟江薇是老乡，我是扬州人，她是镇江人。她很漂亮，有一种江南女子典型的柔美。这大概是她最初吸引我的原因。
那时，我正在山东大学读硕士，她是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在一次老乡联谊会上，我邀她跳了一曲国标，后来约她散了几次步，看了几场电影，慢慢熟悉了。我发现她不多说话，但一开口，便能让你感到她思维敏捷，言辞有力。这正是我喜欢的女性。
她毕业前夕，我给她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求爱信。但她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约我到操场上走走。我们默默地围着跑道慢跑了3圈。透过树叶的缝隙，我发现那晚的月色挺美。第二天，她离校走了。我的心一片惆怅。
没想到两年后，我在北京读博士，突然收到她的来信，说她考虑好了，愿意嫁给我，并问我身边有没有人。
我长叹了一口气，心想：你考虑得也太久了，足够让人去坐一回牢。
当时，确实有一个叫虹的大一女孩在追求我，热情浪漫，也不免幼稚天真。我是做学问的，怕她跟着我受不了寂寞，况且她年龄大小，就拒绝了她。薇的来信恰好给我提供了摆脱她的机会。于是，我邀请薇到学校来谈谈。
薇比做大学生时更加妩媚，浑身散发出成熟女性格外动人的魅力。我很快做出了选择，把自己的决定坦率地告诉了虹。虹非常难过，退而求其次，提出要我认她做妹妹。那时大学校园里正流行这玩艺。我虽有点不以为然，但还是接受了虹的一腔真诚。
第二年夏天，我跟薇在扬州结了婚。薇不喜欢热闹，所以我们基本上没请什么朋友，婚礼很简单。不期然虹来了，穿着一袭红色的石榴裙，捧着一束郁金香。我很高兴，但薇的脸一下子就暗转多云了。
当晚入了洞房，薇对我很冷淡。我感到不可思议，有朋自远方来，送一束郁金香，你犯得着这么闹别扭吗？
有人说：夫妻和睦与否取决于初夜。这话很有道理。我们的蜜月过得毫无甜头可言。夫妻应该是一对很感性的人际组合，可我跟薇就像被谁乱点了鸳鸯谱，给一张结婚PASS硬拴在一起的陌生人。
我心灰意懒回到北京不久，收到婚后薇的第一封信。她说她怀孕了，要求流产。我慌忙赶了去，百般劝说留下孩子，她才勉强同意，并要我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一辈子爱她，随时接受她爱的考验。
我就觉得她有点可笑，要么是心理不正常了，也依了她。
接下来，在她怀孕期间，我饱受了她所谓“爱的考验”的折磨。她常常半夜三更打电话来把我吵醒，诉说她的孤独和痛苦，并提出一些近乎无理的要求，比如，让我每两天给她写一封信，每封信不得少于10页，以我最初给她写求爱信的篇幅为准。
老天爷。我只好整天什么事也不干，而且还要到作家班去进修，才能做到这一点呐。
这还不算。她曾经在7个月之内，3次用加急电报把我召回，每当我火急火燎地赶回家，却瞧见她在悠闲地看电视或织毛衣。
她多次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只要你受得住考验，我会为你付出一切。”然而，每次相见都极不愉快。也许她有点过意不去，又为自己的任性辩护：“你不在眼前，我很想你；可一旦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又感到没劲。这是为什么？”
我暗示她可能需要某种心理治疗，试图用自己掌握的心理学知识给予诱导。她觉察出来后，当即表示抗议，说这是对她人格的侮辱，怀疑我压根儿就不爱她，只想利用她，并且义正同严地指出她是我的妻子，而非性伙伴。我简直哭笑不得。
1994年，女儿出世了。我替她取名鹿敏。江薇不同意，说姓鹿很难听，要改成她的姓，叫江敏。什么都能让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让步，因为这并非是女儿跟谁姓的问题，而是事关一个男人的尊严。我的态度很坚决，她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1995年，我拿到博士文凭后，南下深圳，一方面挣钱养家，一方面寻找发展的机遇。
1996年，通过艰苦的努力，我又替妻子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我想这是彼此加深感情的机会到了，谁知厮守在一起，非但没有拉近我们心灵的距离，反而使情感的裂痕越来越大。
一次在整理书籍时，我在箱子夹层偶然发现了一个蓝皮日记本，出于好奇，翻了一下。
上面记载着薇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情史：她曾跟南京的一个男人爱得昏天黑地，那人许诺带她出国，骗取了她的贞操，但他走后泥牛入海无消息，让她悔恨不已。出于无奈，她想起我曾经给她写过一封长达10页的求爱信，为了找一个情感上的依托，她通过我的同学，打听到我在北京读博士，跟我联系上了。她一度努力说服自己爱我，往爱情小小的口袋里一天天一点点装进自己的梦想，就像往银行活期存款一样，然而，当她回过头来清点的时候，才发现“利息”是那样少，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好感罢了。最后，在日记中，她不得不承认，那个男人比我可爱得多。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她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冷淡，她为什么神经质地要对我来一番所谓“爱的考验”。
尽管我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我也受不了她的日记，就把那个蓝皮本儿摔在她面前，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欺骗我！
她先是一声不吭，冷不丁嚷道：“我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吗！”
“你卑鄙。”我的声音很低，但很有张力。
“你更卑鄙。”她回敬道，“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日记，像一个贼？”
我本想给她一耳光，可又怕相互打起来不好收场，只好独自到外面喝酒消愁去了。
我们开始了冷战，一连几天不发一言，每当有事就写小纸条儿摆在桌上。
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位曾追求过我的虹到深圳来找工作，联系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着落。为难之际，她不找我找谁呢？我把她推荐给了一个在三资企业做副总的朋友，经过考核，公司很满意，同意聘用她。于是，由我作东，请朋友吃顿饭，虹当然在场作陪。不料，江薇幽灵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改往日的淑女形象，指着虹的鼻子破口大骂。我忍无可忍，冲上去给了她一巴掌。
这是我第一次打她，也是最后一次。
往我的左脸，她狠狠地啐了一口。要不是保安及时来制止的话，我敢说我会把她揍成一个肥胖的女人。
说句笑话。我哪能那样没修养呢是不是？事实上，我还让她往右脸啐一口。她也毕竟不是一个疯子，扭头走了。
自此，我们的关系完全僵了，下班回家，胳膊碰胳膊的，也懒得看对方。我提出离婚，她又不肯。我知道，在她拿到深圳户口之前，她是不会同我谈这个问题的，还有，她之所以能进那家名气响亮的律师事务所，完全是靠我的面子，如果离了婚，她极有可能被人家解聘。我体谅一个女人的难处，就没有向法院起诉。
当然啦，我跟薇达成了分居协议，迄今已有半年。
你说什么，希望我总结性地谈谈对自己婚姻的看法？不错，我是一个伦理学博士，如果你让我就别的婚姻个案分析一下，发表点意见，我可能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供别人参考。但是，眼下我正是“当局者迷”呀，我能说的不过是两个字：“疲惫。”
家庭内“离婚”
陆雅妮是我的好朋友，N市晚报的名记，责任感强，笔头犀利，常无情揭露剖析社会丑恶现象，在N市拥有一大批读者，知名度甚至远在其丈夫贾奎龙——N市常务副市长——之上。
尽管她事业有成，在外面风风光光，但一回到家里就闷闷个乐。最近，她跟贾副市长签订了一份家庭内“离婚”协议。
事出有因，还得从头说起。
3年前，“中大”新闻系才女陆雅妮来到报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采访刚荣升常务副市长的贾奎龙。初出茅庐的雅妮一点也不怯场，提出了许多相当尖锐的问题，让年富力强的副市长稍稍恼火的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贾副巾长的自信、从容和敏锐，还有那略显心不在焉的领导风度，也让陆雅妮心仪。
雅妮后来告诉我：一个男人的神态太专注于某件事，绝对没有魅力；而一个成熟的、有点心不在焉的男人，无论他在街上走，还是在办公室里坐着，都是非常性感的。
不久，贾副市长到报社检查工作，特别表扬了雅妮，中午在食堂吃饭时，两人单独交谈了一会，他还笑她有一张“铁嘴”，让她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也许贾副巾长是说者无心，可雅妮却是听者有意，后来在采访中遇到几次阻力，她就径直去找贾副市长。后者一怔，想这女记者也真是的，倒也执着，还是不错的。一个两个电话打过去。一般能立竿见影，让雅妮如鱼得水。
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雅妮的追踪报道，就比许多老资格的报社同仁采访到的东西，更新更快更吸引人，对内幕的挖掘也更深，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即使捅了一点漏子，也有人暗中替她担待。很快，她成了晚报的金牌记者。
雅妮自然很感激贾副市长，有事没事，渐渐往后者的家里走动。贾副市长刚过不惑之年，与雅妮有不少共同爱好，比如足球，两人都是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球迷，在一块聊天就十分相投。
头几回去他家，不经意间看见有个保姆模样的女人总是在不停地收拾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贾副市长的夫人，肃然起敬之余，又不禁犯疑：堂堂副市长的夫人，怎么会是她那副灰头土脑的样子？
贾副市长当年还是某中学一贫如洗的贾老师时，贾夫人给了他爱情，给了他一个家，唯独没给他生儿育女。结婚不到一年，贾夫人不幸患了子宫癌，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女人少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当然非常自卑，过度自卑。又使她有点变态，在家里老是重复地做一些毫无任何实际意义的琐事。
仿佛总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而贾奎龙，他在家里总是心不在焉，相应就丢失了什么东西呐。
贾奎龙步步高升，便有不少女子时他顾盼有情起来，为了仕途通达，他始终不为所动。如今做了常务副市长，时机已经成熟，他决定改弦易张。
不早不迟，他身边出现了一个陆雅妮。不费吹灰之力，雅妮稍事“勾兑”，就俘虏了贾副市长的勃勃雄心。爱情有一条重要的规则，如同拳击，威力之大小不在于击得狠或者击得勤，而在于击得准。
经过一番有惊无险的纠缠，贾奎龙终于跟前妻离异，跟陆雅妮又结了一婚。
雅妮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报社领导不再喊她小陆，改称陆小姐，有时还半开玩笑叫她“陆大姐”。雅妮心里怪受用的。给报社拉广告，甭管多棘手，只要“陆大姐”出马，肯定马到成功。雅妮成了报社的第一号能人，大家爱慕她，尊敬她，托她办点私事，十之八九也不会让你失望。
然而，她跟丈夫之间很快出现了矛盾。
首先是生孩子的问题：贾奎龙年过四旬，盼子心切；而雅妮正当青春妙龄，在事业上也正值当打之年。想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不愿有小孩拖累。当她还是大一学生的时候，就曾扬言，即使日后做了总理夫人，也不会唯总理马首是瞻。
其次是吃饭问题：贾副市长公务缠身，应酬繁多，一般不在家里吃饭，每每雅妮做好饭菜，望穿秋水，不见伊人。有时他来个电话说明一下，更多的情况是连个电话也没有。雅妮的请吃也很多，但她难得吃请，为的是享受一份家庭的天伦之乐。一个人吃饭，何乐可言？于是，雅妮也常常到外面玩吃玩乐去了。这样一来，贾奎龙又不满意了，有时回到家里冷冷清清，还得自己动手泡方便面，这对一个副市长来说，简直是残忍！这哪里还像个家？
长此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