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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４〕，《文化批判》，《流沙》〔５〕，蒋光Ｘ（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６〕，王独清领头的《我们》〔７〕，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８〕；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９〕和《战线》；再加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１０〕。但前几天看见Ｋ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１１〕，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确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还说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所以两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广告，来吓唬别人了。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１２〕，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但这是就大局而言，倘说个人，却也有已经得到好结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开步走”和“打发他们去”，又改换姓名（石厚生）做了一点“玸鲁迅”〔１３〕之后，据日本的无产文艺月刊《战旗》七月号所载，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温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没有），并且在那边被尊为“可尊敬的普罗塔利亚特作家”，“从支那的劳动者农民所选出的他们的艺术家”了。
鲁迅。八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期，原题《通信·其一》，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２〕徐匀未详。
〔３〕《革命文学论集》应为《革命文学论》，丁丁编。收入当时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十七篇，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
〔４〕《创造月刊》创造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
〔５〕《流沙》创造社的综合性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六期停刊。
〔６〕《太阳》即《太阳月刊》，太阳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七期停刊。蒋光Ｘ，指蒋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曾名蒋光赤（大革命失败后改赤为慈），安徽六安人，太阳社主要成员之一，作家。著有诗集《新梦》，小说《短裤党》、《田野的风》等。
〔７〕《我们》即《我们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创刊号上第一篇系王独清的《祝辞》。王独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０），陕西西安人，当时创造社成员，不久即堕落为托洛茨基分子。〔８〕《戈壁》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四期停刊。
〔９〕《现代小说》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年三月停刊。
〔１０〕《洪荒》即《洪荒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
〔１１〕Ｋ君指郭沫若，参看本卷第３０６页注〔２６〕。他和成仿吾与日本战旗社作家藤枝丈夫等的谈话，载于《战旗》一九二八年七月号。《战旗》，当时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八年五月创刊，一九三○年六月停刊。
〔１２〕“阴阳脸”《戈壁》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１３〕“玸鲁迅”指《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像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阿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Ｑｕｉｘｔｅ（玸吉诃德）——玸鲁迅！”玸，西班牙语Ｄｏｎ的音译，通译堂，即先生。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２〕，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３〕，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
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４〕，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指梁实秋。他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七月）发表的《论批评的态度》中，提倡所谓“严正”的批评”，攻击“幽默而讽刺的文章”是“粗糙叫嚣的文字”，指责“对于现状不满”的青年只是“说几句尖酸刻薄的俏皮话”。〔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见《中庸》宋代朱熹注。
〔４〕“思想自由”新月派当时曾提倡“思想自由”。如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二九年五月）《论思想统一》中说：“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按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民主立场提出这一主张的，实际上反对人民有真正的思想自由。〔５〕别一种维持治安法指国民党的思想统制。当时新月派要求的“思想自由”也得不到允许，例如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新月》月刊上先后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批评党义”、“污辱总理”，曾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戒”。
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
鲁迅先生：
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２〕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他说：
“以这种理由若推论下去，有产者的个人性与无产者的个人性，‘全个’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说不承认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有共同的人性。再换一句话说，有产者与无产者只是有阶级性，而全然缺少个人性的。”
这是什么话！唯物史观的理论，岂是这样简单的。它的理论并不否认个人性，因此，也不否认思想，道德，感情，艺术。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艺术，都是受支配于经济的。林氏的文章是着意于个人性，我们就以个人性而论。譬如农村经济宗法社会里拿妻子为男子的财产，但是文化进步到今日的社会，就承认妻子有相当的人格。这个观念，当然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虽然是共同，却并非天赋的，仍然逃不了经济的支配。有产者和无产者物质生活上受经济的影响而有差等，个人性同样地受经济的影响而却是共同的。并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了。
林氏以此而可以驳唯物史观，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样的是圆顶方趾，要吃饭，要睡觉，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而来驳唯物史观，爽快得多了。
最后，我须声明：我是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工。因为是职工，所以学识的谫陋是谁都可以肯定的。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达意和不妥之处。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马克思学说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一打仗。
因为避学者嫌疑起见，以信底形式而写给鲁迅先生。能否发表，是编者的特权了。
恺良〔３〕于上海，一九二八，七，二八。
回信
恺良先生：
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论，他将话两次一换，便成为“只有”和“全然缺少”，却似乎决定得太快一点了。大概以弄文学而又讲唯物史观的人，能从基本的书籍上一一钩剔出来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几本别人的提要就算。而这种提要，又因作者的学识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而别一面就也容易招人误解。作为本文根据的林氏别一篇论文，我没有见，不能说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极端，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
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脱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４〕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有马克斯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鲁迅。八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则，原题《通信·其二》，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２〕侍桁即韩侍桁，天津人，当时的文学青年。他所译林癸未夫的文章，载《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八年七月），原文载日本《新潮》第九期（一九二六年），译文只是原文的第一段。作者在文中声称：“我是站在‘否定唯物史观’的立脚点的”。林癸未夫（１８８３—１９４７），日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３〕恺良未详。
〔４〕“死之恐怖”见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这是一个青年的作者，以一个现代的活的青年为主角，描写他十年中的行动和思想的书。
旧的传统和新的思潮，纷纭于他的一身，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缠绵和决撒的迭代，欢欣和绝望的起伏，都逐着这“小小十年”而开展，以形成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但时代是现代，所以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
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然而独独宽恕首先压迫自己的亲人，将枪口移向四面是敌，但又四不见敌的旧社会；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有一个情敌，——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