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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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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义上的“直选”,是宪法早已规定的。问题在于,过去长期实行的过度集中的体制,把这一原则严重扭曲了,使得公众的选择权、代表的选举权都形同虚设,事实上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取代了选举。这样做的结果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老百姓和干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公众对官员有着显而易见的不信任。我们执政中出现的许多作风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说到底就是因为官员可以不在意公众对他们的态度,只要把上面的人糊弄好了,就可以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和公众之间没有权力授受关系,无须向人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宪法中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切入点”之一。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不是说在选举中增加竞争性执政党的功能就发挥不了了。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可供选择的人才。民众把权力交给公共机关,当然有权决定这些权力由谁来执掌。有选择才叫选举,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由政党把人才推荐给公众。这就需要政党做好培养人才、储备人才、输送人才的工作。所以,在民主政治中,政党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们过去有错,但不错在党介入了干部人事工作,而错在越俎代庖,虚化架空了公众对官员的选举权。由于人民代表往往不是真正由人民选出来的,由于不是选出来的,人们不会把代表看得多重,也不会对代表抱有多大的指望。而代表呢,由于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社区的老百姓,也就无须刻意到老百姓中去联络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和代表之间互不相知是很正常的。
  我们的人民代表长期被当作一种荣誉、待遇,由上级来安排,因而很难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有真正的选举,首要的前提是落实公众的选举权,即要有竞争。当然,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有竞争,就要考虑一旦没有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人往哪里安排,关系如何相处等等问题,毕竟我们的官员和西方不同,他们竞争不成可以去当律师、当教授。我们的官员过于职业化,当不成,可能就不好安排,甚至意味着失业。这里涉及整个政治体制问题。
  改革难,就在于它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从这个角度讲,经济体制改革要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既然引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就要起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使得可分配的财富大大增加,改革有可能在增量上做文章,从而使利益冲突有所缓解。
  政治体制改革则不同,因为它是要改变邓小平批评过的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要分散和消减过度集中的权力。从这一点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确实会遇到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大的阻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大势所趋。市场经济推动着民主政治,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深化改革,政治体制问题就不能不提上日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们继续发展的瓶颈。
  干部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7。8  关于集权问题
   独裁的权力总是不容分割的。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通常也是高度封闭的,它决不允许有“合法的觊觎”者存在,然而它又不能杜绝他人对专制权力的“觊觎”,甚至更能刺激“觊觎者”的权欲,因此表面上“铁板一块”的集权体制内部,常常进行着血腥而隐蔽的权力角斗:权力觊觎者在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地攫取权力资源,掌权者也需要时刻提防和镇压野心家和阴谋家。内部人的权力较量与倾轧成了集权体制难以摆脱的宿命。
   历史上那些帝王权臣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心机之周深、手段之高超,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这就是千百年专制锻炼出来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与开放、容忍 “合法的觊觎”的权力结构是永远不容的。
   前苏联的教训值得借鉴。勃列日涅夫晚年把主要精力用在稳定干部的“军心”上。所谓稳定“军心”,就是通过颁布各种条例和规定,千方百计地把各级干部的利益要求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对上级保持忠心。只要你沾上了官气,你的利益就会随之而来,就等于进了一个特殊阶层。这样形成的结果是,人们不择手段地当干部、向上爬,成为社会的基本追求,官本位意识被无限强化。
   他大肆提拔亲信进入领导层,培养嫡系部队来维持自己的权威。而得到利益的下级和被提拔的亲信,也希望有关系的领导在台上,以使自己的利益得以维持。所以在各级干部中间形成了上下互相需要、互相依赖的利益集团。这些人靠着自己特殊的上下关系,变本加厉地贪污腐败,使国家和党的正常的政治生活渠道被彻底破坏,也使得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越来越高涨。
   这个时候,权力成了一种乐趣,因为得到权力就是得到了利益。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被当时的领导忽略了,那就是他们的这个利益游戏规则,与这个规则的载体——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的,是以剥夺普通群众的利益,是以拉大与普通群众的利益距离为前提的。对于当权者来说,权力应该成为一种负担。
   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可夫说:“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近二十年来,权力腐败一直在不断与时俱进,在各种治理腐败的压力下不断自我进化。事实证明,不管在原有体制内出台什么样的治理方案,都只能奏效于一时,最终都会被腐败势力所消化,各种反腐败的力量,总是被包纳进权力腐败所构成的关系网中。或许,只有在政治体制之外,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才是腐败机制无力消化的,才会真正导致腐败与反腐败的力量消长,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这些都是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
   权力这个东西,好多时候你争了和不争,结果就是不一样。
   有形的权力让人羡慕,无形的权力更象匹野马。
   手上没有权力的时候,欲望自然有限,想象力也很有限。
   制度管的都是看得见的权力,聪明人应该学会利用隐性的权力。
   权力个人化现象在日益加重,情感金钱化正在一天天使得世风日下。
   只要旗帜树立起来了,总会有人站过来。即使暂时不能站到你这一边,也会望着你的旗帜进行观察,这就是官场。
   古人总结出做官的二字要领:“厚”与“黑”。“厚”者,是说脸皮要厚,为了达到目的,脸面是可以完全不顾的。“黑”者是指心要黑,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什么都统统地可以不要。
   有权不用,过时作废。
   权力越位时的危害之大,但有时不是当事人的越位造成的,而是随从者的放纵使得一些领导造成权力越位。
   市场有交易是正常情况,但如果把权力也作为交易的筹码,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公共权力本来是被用来为老百姓谋发展、做实事的。但公共权力容易发生异化,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就是不作为或乱作为。从实际情况看,通常把市场规则与行政干预颠倒过来。如果是能力不足导致权力错位还好解释,但若受利益趋使,故意为之,那危害就更大了。
   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很明确,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但目前对公共权力的细话不够,监督也不到位。因此公共权力中的“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表现形式往往是政府缺位,市场乱为。
   行使公共权力者更多的是唯上级是从,对同为国家干部的同僚们保持几分谦虚,因为这些人是他今天和明天的领导。对于被管理者,没连门槛都无法跨入,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行使公共权力的领导,行使公共权力者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往往就会带来对私权的漠视。只有在被管理者不是永恒的被管理者,管理者不是永恒的管理者前提下,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不唯上,不唯内,也有利于优秀人才进入到公共权力管理体制中来。角色的互动体现出权力真正源于人民。
   一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权力,一旦拥有了权力,他们的生理机能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阳痿也会奇迹般地自逾。
   权力就是给别人制造点麻烦。
   绝对的权力令人恐惧,恐惧滋生谎言,而慌言又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笑柄。
   权力好比传销,上面的大官提拔一个小官就等于发展了一个下线,上线靠下线供养。
   当人们意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时,权力就面临着竞争。
   脱离权位的时间越久,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没有权力,想闹二心都没有本钱了。(这是说不要参加学习班或者其他的长时间脱离权力的事情)。
   权力是根魔棒,这根魔棒既能“点”事成金,又能“点”人生威,从而助长了人们对权力的贪婪。最可怕、最应警惕,但有时又很难防备的,就是秘书与领导勾结在一起,将权力私有化、家族化。领导把秘书当成心腹、代理人;秘书把领导当成靠山、招牌。秘书出了事情,有领导护着;办私事往往首先抬出“我是某某人的秘书”这一块招牌。秘书“玩得好”,领导就能成为自己“令诸侯”的“天子”,同时又是避祸的“观音”。
   秘书看似无权,但实际上权力不小。有些是制度赋予的,如秘书有安排领导活动的权力,秘书就是领导的“活动指南”,有人就通过秘书让领导去视察和指导,从而得到好处;有些是领导默许的;更多的是秘书自己开辟拓宽的权力,如:假传领导指示、或者添油加醋、随意截留、假借领导旗号狐假虎威等等。反正下面的人搞不清这到底是领导的意图,还是秘书的意图;下面的人也不愿意为一件事情得罪秘书。
   秘书、司机之类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因为天然的位置,与领导离得比较近,因此也就拥有了话语权。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事物象“权力”这般具有复杂的双重性。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令人敬仰的天使,也可能堕落成令人恐惧的魔鬼。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强制性力量,离开了它的协调和指挥,整个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一片混乱。所以,文明选择了权力。但是,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支配性力量,一旦自我扩张而超越了应有的限度,权力的拥有者随心所欲地滥用,社会也会受到侵害。
  权力的集中往往走向极度封闭,这反过来又有助于集权的强化。
  7。9  关于权力
  崇拜问题
   权力崇拜多年来难以打破,核心在于权力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并在资源的使用上缺乏有效监督。现在许多权力部门不仅没有在减政放权的道路上走下去,还通过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重新集权。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没有约束的巨大权力,不仅会带来腐败,还会制造出“神秘”的怪胎,实际上是同一种权力病的两面。“神秘背景”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与权力崇拜的盛行不无干系。
   握有权力的本身,就有许多常人无从企及的利益。获得这些利益完全合情、合理、合法,根本可以不动声色。
   权力是博弈。
   用罪恶的手段得来的权力决不会被用在正当的目的上。
   人们迷信和崇拜权力,只要你在位子上,就会有人投其所好。
   寻求政治靠山,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来就是人们不遗余力追求的目标。
   无论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把它搞得更雄厚一些,都既是一条退路,也是一条出路。
   在权力上,如果形成了权力斗争,一方坚持了一种观点或意见,另一方就会坚持与对方截然相反的观点或意见。观点或意见的对错并不关键,关键是谁在坚持。
   在官场,争来争去,争到最后,能全身而退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好多功勋卓著的政治家,没有全身而退,为此抱憾终身。
   在官场上,实力和投机是获取更大权力的有力保障。
   对官员和其他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缺乏自上而下的监督,谁有了权力就有很多渠道寻租,可以处处逢源。在文化层面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传统造成的官本位观念。一切都是以官的等级来衡量,全社会级别化,人人都纳入级别。
   人只要在官场上,就必须遵守“老虎杠子规则,即行酒令中的老虎——鸡——虫——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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