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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上午打进来的第一个电话。仲秋把听筒放在耳边，里面就响起了一个浑厚的专县地方口音：“仲秋呀，我是向太明。你过来一下，有点事。”
向太明是去年调到晚报做第一副总编的。他是宣传部副部长文来富的老关系，好像当年还在他的手下工作过。来报社前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调到报社是准备接现在的一把手、总编邹平的班。市里的领导特别是丁副书记对邹平已不满意了，尽管他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但老不听招呼，总爱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市里说车匪路霸、强奸杀人、吸毒卖淫这些东西要少登，最好不登，他却说这些是新闻，老百姓有知情权，可以登一些，要不报纸就太平实了；市里说老百姓反映的有些问题不能登，以免扩大，引起举一反三，他说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写进宪法了的，等等。诸多表现，不像一个政治家。向太明来时，是丁副书记带着宣传部青部长、常务副部长文来富等人来宣布的，说他党性强、政治觉悟高、有长期的基层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稍嫌不足的是业务水平欠缺一点，但是他在县里参与过县报的工作，对报纸的情况也是很在行的。他虚心好学，不断进取，拿了好几个文凭，在县上是有名的通才。现在，他还在读研究生班。市委充分相信，在他的协助下，晚报会办得更好。他来了不久，邹平就被安排进了党校。此时，向太明找他，会有什么事？
他搁下耳机，关上抽屉盒，随手拉过门乘电梯来到二十楼。向太明埋着头正在写什么，仲秋推门进来，他头也没有抬，像进入了无人之境。
“向总，”仲秋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是好，说“你找我”，这是明知故问，说“我来了”，这是屁话。想了想，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向太明仍然埋着头，一副专注的样子，只是从喉咙，也许是从鼻孔里冒出一个不太清楚的字：“唔。”
仲秋站了一会儿，见他仍没有反应，就自己在沙发上坐下，拿过当天的经济报，翻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向太明终于抬起头，问了一句：“老仲，你来了呀？我找你来，有两件事要交代吔。今下午，宣传部要开一个重要的会，是关于宣传舆论机构如何维护大局，保证安定团结方面的。我安排王副总和你一起去听。维护安定团结，净化投资环境，你那个部门最重要吔。”
仲秋一时转不过来：“怎么是我这个部门？政法部、经济部、科教部的关系更大呀！”
“这你就不懂了吔。你那个部搞的那些社会新闻，如果多了，会产生负面影响吔。人家‘老外’看见这些东西吔，会认为你这个城市乱糟糟的，还来吗？”他不断的“吔”，使仲秋听起不舒服。这是向太明那个县的语言特点，不管大人细娃儿说话，都要带一个“吔”字。一些人进城很多年了，刻意去掉，但一不留神就又跑出来了。“市民看见你一天到黑都在登这些东西吔，还安心吗？弄不好，有个别人还要跟着学吔。”
“恰好是市民喜欢这些。我们不是提倡要‘三贴近’吗？读者喜欢的又不登……”
“这要看哪些读者吔。”他打断了仲秋的话，“报纸是重要的精神文明阵地，不能当少数读者、市民的尾巴吔。我们的工作是教育、引导，而不是迎合吔。”
“可是，这些是客观存在的呀！”
“这就要我们正确处理好局部的真实和全局的真实。当然，每一个单个的个案都是存在的吔，都是真实的吔，但是报纸报道出来后，就要影响全局——吔。”他想尽量不带他的家乡的地方尾音，但习惯成自然，再怎么注意，那些“呀”、“吔”、“啥子”的土话还是一有空隙就钻出来“你是老记者了，还弄不明白——”那个“吔”又要钻出来，他顿了一下，终于改成了城里人常用的“吗？”
“那……”仲秋还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会影响发行，减少广告收入哟！”
“大家都这样办了，还不是要买吔。社会效益第一吔！”
“那怎么办？”仲秋做出小学生的样子，问道。
“所以才让你去开会，亲自去听一听吔。听了，就知道怎么办了——”向太明打住话头，把又差点钻出来的“吔”压在喉咙里了，伸手拿过今天的晚报大样，翻到《社会生活版》，指着《昨日午夜坏人出更，下班女士惨遭凌辱》说，“你这文章，写得太露了，对社会刺激大——吔。人家外国、外地的人一看，吔！你两江市好乱吔，我们不去了。旅游都不敢来了吔，还敢来投资？”
对他的这番高论，仲秋实在不敢恭维，从心里认为这是文革语言的翻版，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解释道：“情况就是这样。那个女士深夜加班回家，路遇这个歹徒，要不是我骑摩托车经过这里，结局可能更糟糕。我是要读者提高警惕……”
“其实，这种事情在农村、城市不断出现，已算不了什么新闻吔。本来可以不发的，但王副总已经签发了吔。不过，我改动了一下，语言应该平和一些，版面处理也不要这样打眼——吔。”他将大样递给仲秋，“你看看。”
仲秋接了过来。文章的题目已用红笔改成《夜行女士要提高警惕》，里面的内容做了大的改动。犯罪嫌疑人江兵的名字已划去。里面有一段关于江兵的背景材料：当年，他假借在解放广场厕所方便，四处搜寻猎物，趁一个来入厕的外地人蹲下起不来时，顺手提走人家的包，后被抓住，带到派出所接受处理。他大言不惭地说，为了爱情，为了给女朋友买香水、口红、高级丝袜才不得不去提别人的包。在厂区厕所，他用镜子窥视女人解便，他狡辩说：“我的打火机掉进厕所了，我用镜子的反光来找。”等等，都被向太明划去了。一个通讯，压成了一小块豆腐干。仲秋心里很不愉快，但压着，没有说出来，将晚报大样还给了向太明。
“我知道你有看法。但我也是没有办法吔！”向太明拿过茶杯，拧开不锈钢盖，喝了一口淡淡的茶水，叹了一口气，“老仲，我们换位思考吔。坐在这个位置，不得不这样——吔。太刺激了，我俩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吔。下午你坐王副总的车，和他一起去。”
仲秋什么也没有说，站起来离开了，但他心里却升起了一个回答不了的问号：过去，直至昨天，这方面的文章都在登，为什么今天就要拿这么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开刀？刚才在办公室翻的今天的晨报、经济报，上面也刊登得有这些新闻噻。即使市里有什么动作，也是要下午开会才布置呀！
弦外之音
刘枚打开箱子，将玉如意和装它的纸包一块儿放进去。这时，唐倩推门走了进来：“刘总，丁书记的电话。”
刘枚被吓了一跳，赶紧将箱子关上，那瞬间的行动就像小偷。她站起来，问：“他找我什么事？”
“不知道。”
“你请他打上来。”
一会儿，电话来了，刘枚对着耳机柔声道：“丁书记，对不起，刚才我去洗手间了……是，今天一上班就忙。路上遇到堵车，那些老头儿、老太婆把公路中断了，害得我九点过了才到办公室。什么？派人来把他们赶走了？嗯，……不过，他们也值得同情……黑心的开发商不少……让老百姓吃亏。这不公平……啊，对不起，丁书记，我说远了……我的亲友里现在还没有遇到撤迁的，谢谢你……”刘枚抬腕看了看超薄型的浪琴表，“还有一个半小时。啊，好、好，我一定办。这是小意思，你帮了公司、帮了我多少！用句流行的话来说，我和公司的员工没齿不忘……啊，丁书记，有个事情给你汇报一下，这两个月，公司的销售下降……主要原因是有些单位不进我们的货，一是去进外省市的，二是用假冒伪劣，三是外地的杀进我市，用低价或高回扣拉拢基层用户……市里能不能下个文件，借即将开始的全国‘3·15’打假活动清理整顿一下？要不然，公司损失大，市里的税收也会受到影响……嗯，我？过两天就回来了。总公司开一个改革的会，可能又要调整指标。这计划经济的饭也越来越不好吃了……好嘛，我回来向你详细汇报。不过，丁书记，请你先打打招呼。他们敢不听？”
刘枚搁下耳机，端起水杯正要喝，门又被推开了。机关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陈向东站在门口，蹑手蹑脚的样子。他是刘枚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份上算，还是她的长辈。一米七四的个头儿，不知是为了显得魁伟还是为了占点便利（同样的价格，大一号的衣服比小一号的多用布料，做工也要多一些），不宽的肩上总要套大一号的衣服，两个有垫肩的衣服肩头，在他干瘦的肩上空荡荡的，加上他平时点头哈腰搞惯了，长此以往，那腰始终直不起来，宽大的衣服在他身上就像穿的袍子，衣服的前面长长地下垂到接近双膝，而后面则高高吊起，似乎要露出皮带。不知是不是由于一天到晚都在皮笑肉不笑的缘故，久而久之，弄得鼻子、眼睛和嘴巴挤在了一起，更奇怪的是，那鼻头越来越尖，而且越来越勾，那下嘴唇也越来越长，只要轻轻地一咬合，下嘴唇就可以将上嘴唇包完。他的声音又沙又哑，就像被阉割了的公鸭的嗓音。一遇到丁点大的事，就唉声叹气，脸像一个苦瓜。他站在门口，不进不退，不言不语，傻呵呵的。刘枚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头也不抬，问道：“你有什么事？”
“唉，没有事。”
“没有事，你来干啥？”刘枚没有好气地反问。
陈向东向前走了两步，说：“刘总，你要走了，我来请示一下工作，看你有什么指示？走以前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刘枚放下杯子，说：“你问到了，也算交给你。明天就是‘三·八’节了，我昨天对李一凡说了，叫她抓一下，搞个座谈会……”
“她抓？”陈向东从牙齿逢里冒出一句。
刘枚听到了，反问道：“怎么，不可以？”见陈向东不出声了，她继续说，“她是工会的女工委员，正该抓这事。是她提醒了我，我作为女工的领导，都搞忘了。你这个工会主席也搞忘了，本来该你组织的。”
“我昨天去开会了。”
“不是昨天，你早几天就该想到了。”刘枚干笑了一下，看着这个表侄女婿说，“不说过去了。李一凡生病了，现在由你具体落实。你去问一问江红，昨天她们是怎么研究的。明天下午的座谈会，一定要开好。你给李一凡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她，明天能不能来参加会。她是你工会主席的部下，又是你支部书记的发展、培养对象。你要多关心，支持，该给她造势就要造势，免得到时开支部大会时，又有人嘀咕。现在呀，一个好同志入党难！一些人出于嫉妒，用其他办法卡不了别人，就用他手里掌握的投票权来卡你。怕你这些能人如虎添翼。”刘枚很是激愤，身子朝后一靠，伸出右手在桌上拍了一下，“今后呀，我也来卡一下，凡是心术不正的，一经我发现，就请走人。金石公司用不起！”
“是，是。”陈向东唯唯诺诺地拉过门，走了。
刘枚又看了一下手表，微微皱了皱眉头，给北京拨了电话：“请问你是谁？啊，是田主任呀！我是金石公司的刘枚……不客气。田主任，有没有其他公司的人到呀？怎么，到了大半了？上海、天津、沈阳公司的昨天就到了？”
刘枚心里掠过一丝不快，这三个公司的头儿很会来事，除了平时单独到北京勾兑外，几乎每次总公司开会，都提前一天以上到开会地点，私下找总裁，找公司的其他的对自己有利的人勾兑，会议开始，他们已经敲定、搁平了有关事情。每年分配的指标，他们比其他公司都多，而且次次得表扬。记得在去年的会上，新疆大鹏公司的买买提经理还提过意见，希望给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以支持。在总结会上，卫总裁脱开讲稿生发开了：“关于一些公司要求给以支持的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你自己要做大，要发展。不能单靠我的计划指标。指标的多少，是根据各个公司的发展情况、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等等来综合考虑的。过去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会哭的孩子多给奶。现在不行了，至少在我这里不行了！你看，东部地区、沿海地区比西部发达吧？他们也哭得不厉害、甚至没有哭，可是，国家反而还要给他们优惠政策，给予比西部大得多的投入。我的作法就是这样，学习中央，学习国家。有同志有意见向中央、向国家提去。我是再叫也不多给，弄不好，还要减。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嘛！”
一席话，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