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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嘿——”范无病看到这样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只是撇了撇嘴。
河北政法委向媒体解释说，之所以对法律规定重申，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执法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见，对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查处的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忽视或故意不审查追诉时效，仍立案查处，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等到问题查清了，才发现已经超过追诉时效。
这就是被一些舆论所认为的对民营资本原罪的赦免令。
但是，当很多人为这赦免令而欢呼时。当一些纠缠在人治还是法治时，当一些人在争执突破还是没突破时，范无病只觉得背脊处传来了阵阵阴风，似乎看见了慈祥的面具后，其实有可怖的脸孔。
范无病一眼就看了出来，这根本就不是赦免令，而是将河北民营企业推入了更加尴尬受难的境地，与其说是前面有鲜花灿烂，倒不如说前面却是步步陷阱沼泽。
“这是要把民营企业放在火上烤啊！”范无病对老爸范亨说道，“我虽然不知道这个一号文件是怎么出台的，但是对于这个只能做不能说，一说出来都是错的问题，其实是有一项原则的，就是只要不是杀人放火什么的，都可以宽大处理。毕竟，民营企业发展的基础有问题，凡是在国内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很难避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这是环境造成的，并不是说这些企业家们都是妖魔。但是此时提出的河北一号文件，却是很有问题的，只会引起社会舆论激化，大家对民营企业喊打喊杀。”
对于范无病所言，范亨深以为然，文件里面虽然并没有说出原罪这样的词汇，但实际却是以官方的名义给民商扣下了“原罪”的帽子。
虽然是表示赦免，但这赦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策略，是一种具有随意性的行动，如果需要。则仍然可以不赦免。不赦免时会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声称依法办事。既然河北民商是犯了原罪的一群，便就是人格低贱的一群，搞个赦免运动是看得起他们，即使搞个大扫除运动也是理所应该的。
或者现在不会搞大扫除，那又有谁能保证以后不搞大扫除？
“几十年来，国内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颠三倒四的事例还少吗？原罪既定，民营企业便为刀俎鱼肉了。在联系到以往对民营企业家的暴戾作风，后果显而易见。民营企业家们过去如果有罪，也是该查处的查处了，既然查不出大的问题，便已经证明了本无原罪。本无原罪而扣以原罪帽子，是连基本的事实也不顾，是强迫民商低头认罪，老老实实跟指挥棒转，做好生意，贡献财政，其它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哼哼——该怎么收拾都是应该的。因为，你们是有罪的。”范无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政策的险恶之处。
还有一个问题，创业初期是什么意思？何谓创业初期？以前很多民营企业家养几只鸡养几头猪起家的时候，哪儿来的什么罪？有罪的。是那些贪污贿赂、打砸了后做生意的。
因此，所谓赦免，赦免的并不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们，而是那些前官员、权贵、黑霸。
赦免了这些人，也就排挤了真正的民营企业家，确立了权贵资本和黑霸资本在民营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从此，正气在民营经济中不再有市场，不再有真正民营企业家的出路，这些人或者被修理得终日战战兢兢，或者是去同流合污。
“我也觉得河北的这个政策有问题，只是没有反应到这里来。”范亨听了儿子的分析之后。也是暗自心惊，没有想到这里面居然隐藏了这么多的问题。
诚如范无病所言，这个政策绝对不是真的为了民营企业家出台的，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向来是没有这么大度的，也不可能主动地去做什么好事儿，看似亲民的政策之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以及充满疑虑的风险。
“刑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这是没有任何余地的。犯罪基本事实不清，怎么判定可以不追诉？刑法的基本精神是把罪的查证作为确定是否追诉的前提，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并不怕查，怕的是查而必究，一查就抓人，不顾事实，一定要罚款，没罪也要弄个缓刑。以往已经查了，查不出什么原罪，何来一个不追诉？一定要说民商有罪，那就拿出证据来嘛。”范无病非常不屑地表示道，“如果河北方面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随意解释如果是一号文件的精神，那么，这就是以地方势力藐视国家法律，严重扰乱河北的法制。法制的混乱，对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们而言是灾难，对权贵、黑霸则是奔走相告的喜讯。如果是诚心保护民营资本的发展，办法很多，何必这样先把他们打在地上再扶一手？”
“这个事情，我会专门过问一下的。”范亨思虑再三，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需要认真对待。
政法问题虽然不是自己的地盘儿，不过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能不表示关注呢？
这很明显就是乱弹琴嘛！真是不知所谓！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章 浑水摸鱼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文件的机会主义思想，正顺应了国人的功利主义心态，特别是蒙蔽了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人的眼睛。
一些经济学家辩护说文件只是重复了法律规定，关于这一点，头脑清醒的法学家的眼睛是无法蒙蔽的。
因此，一号文件就很可能在国内开出恶劣的头儿，导致原罪论泛滥，导致不查便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的法制混乱。从此，中国民营企业家就没有了好人，都是天生的罪人。
这样的结果，就是让民商在具有原罪帽子的基础上，随时都可以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对其财产予以剥夺，或进行所谓的赎买。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说，典型地体现了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这种困境是一种四面楚歌的局面。第一面楚歌是官僚阶层，第二面楚歌是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第三面楚歌是跨国资本，第四面楚歌则是不明真相的工人阶级。
就象自古以来的传统一样，当今国内的真正民营企业家们所面临的第一重压迫仍然是官僚阶层。在官僚阶层面前，民营企业家们永远是被压迫在底下的。其喘息的空间需要官僚阶层赋予，其喘息的规则需要官僚阶层批准甚至制定。
在集权体制之下，民营企业家们是官僚阶层首要控制的对象，一方面需要其生存、发展，为自己的政绩增光添彩，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又害怕其壮大到具备平等对话的力量，威胁到自己的手中特权。
因此，在政策上面，总是一方面鼓励其发展，另一方面又执行歧视政策。
这份儿文件从善意方面来说是清官举动，是鼓励民商发展，但这鼓励是在给民商戴了原罪帽子下的鼓励，是从根本上把民商置于了死地。
可以想象，官僚阶层在吸引外资时，是断断不会给外资先戴一个资本主义原罪帽子的。可是为什么对民营资本就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呢？至少在今天的国内，在市场机会方面，是宁予外资不予内资，宁予权贵不予民间，民营企业家们始终是被压在资本的最底层。
“其实，严格地说起来，我不能算是民营企业家。”范无病对老爸范亨说道，“因为有你的关系，我可以划到官商中去，因为资本主要是在海外，起家也是在海外，所以我也可以算是跨国资本。再加上我本身的影响力已经让整个高层感到头痛却又无可奈何，所以我也算是权贵资本，如果再算上我的私人武装什么的，说我是黑霸资本也不为过。”
范亨笑着摇了摇头，心里面知道是儿子对于这件事情有很明显的倾向性态度，所以才这么激动不淡定，事实上，范氏投资集团充其量也就是算得上一个跨国资本而已。
至于说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什么的，纯粹就是泄愤的说法罢了。
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是国内的三种特权资本。
官商天然地被赋予了特权，这种特权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是商，又是主管行政机构、市场裁判人；二是天然、强制的垄断地位和权利；三是背靠财政和金融的资金无限输入；四是司法保护。
民营企业家们获得与官商竞争的机会，是受了官商的恩赐，自然也就不会有真正竞争的能力。权贵资本有时用官商牌子，有时用民营企业家的牌子，有时用外商的牌子，根本则在于其深厚的官僚背景，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们缺乏他们所有的贵族血统，人格卑微，自然也只好低人一头。
至于说黑霸资本则通常是一方土地，在土地之外无所发挥。但在土地之内，号称老大。当然，这老大不会对官商、权贵趾高气扬，该呼爹叫妈就呼爹叫妈，该称兄道弟就称兄道弟，但欺负欺负无背无景的民营企业家们和老百姓们就是足够了。
当今商场内，炫耀白道黑道通吃已是风气使然，正是这一层压迫的具体表现。
跨国资本是中国真正民营企业家的第三重压迫，跨国资本凭借自己祖国的国际政治力量，在中国没有过多的政治顾虑，既能受到官僚阶层的充分尊重，又能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甚至压力。
至于对中国的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他们该尊重时尊重，该排挤时排挤，该合作时合作，从长远角度说，中国的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的非市场化细胞决定了他们并不能成为跨国资本真正的市场竞争对手，跨国资本真正的市场竞争对手是中国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们。
但是至少从近期看，中国民营企业还太年轻，太幼稚，在跨国资本面前只能处于弱小者地位，对于对方的倾轧，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随着中国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大规模衰退和解体，虽然有外资大量涌入等因素缓和就业形势，但是，中国的就业将主要由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们即普通的私人资本承担。
从产业结构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通服务业等是民营企业家们的天地。从资本规模看，民营企业家们也集中在中小型企业层次。从技术含量看，那些粗放型产业也是民营企业家们为主体。
正因为如此。国内工人阶级特别是低收入工人阶层、城市贫民和农民工们，所接触的资本主要就是普通民营资本。这样，民营资本就站在了面对工人阶级的第一线，他们在与工人阶级的雇佣过程中，既有互相依赖、共同生存的一面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
在左倾思想有着巨大精神市场的国内，再给民营资本加上一顶原罪帽子，工人阶级在对整个社会的生存抗争中，首要矛头自然会被较多地引向普通民营资本。
“民营企业，不过就是权贵的一块儿遮羞布而已，用过之后就扔，需要再用的时候，再弄一块儿就是了。”范无病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终于看透了这个问题。
范亨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这种话题实在是不宜讨论。
商业的传统，向来就有官商与民商之分。
中国的民商古来有三种：官僚辞官后或官僚亲系人员利用政府力量从事生产和贸易；本非官僚及其亲系人员，但与官僚及其机构结成同盟，借助于政府力量从事生产和贸易；与政府无大瓜葛的真正的民商。
古代由于官僚机构通常只设置到县一级，因此，日常的商业活动基本是由真正的民商作为主体。很典型的是瓷器生产，有官窑、民窑之分，官窑虽然质量高尚。但数量很少，有时甚至只能满足皇家消费，是民窑满足了国内基本需求。
隋、唐的扬州，宋、元的泉州，明、清两朝苏州的繁荣，依靠的便是真正的民商。
当今的国内，由于对生产和贸易进行着普遍的管理，因此，民商的生存和发展便受到了极大的约束。
现在即使开个小饮食店，也要与工商、税务、卫生、治安、街道或乡镇政府、居委或村委等建立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即使不是名义上的。也逃不过最起码的私下运作，比如，要搞定收垃圾费的老头、老太，要搞定联防队员，要搞定城管队员等等。
自古以来，真正的民商的贡献，是开拓并支撑了海外贸易。
在社会全面的官僚统治之下，真正的民商可能求得一时繁荣，但没有长期出路，而且其原始积累和成长非常艰辛，就如从巨石下钻出的草木，终于见了阳光，究竟不成大材。
因此，特别在东南沿海一带，不少真正的民商便向海洋寻求出路，以逃避官僚机构的压迫。即使海禁时期，这种活动也并没有停止。
总而言之，官商与民商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