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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68—269页。
因感于民族大义，钟理和不肯为日本侵华机构服务，三个月后就愤然辞职，并拒绝以日本侨民身份领取配给物质。他改行经营石炭零售店（石炭是客家话对煤炭的称谓），家计转为艰难，幸赖钟台妹苦心支撑。后来专事写作，生活依靠表弟邱连奇接济。
钟理和在北平感受中国感情，体认中国事物，研究追寻中国文化的精髓。他感觉到“埋藏在这古老民族故乡中许多可能见闻的东西：历史的沉淀物、世纪浮渣、与传统的泥淖”。旅居北平首尾六年的时间里，他曾到山西、河南、山东等各地，或谋职或访友或旅游考察，还参与台湾旅平同乡会各种活动，同时拼命阅读、写作。他开始以“江流”笔名投稿，还翻译介绍日本作家的小说、散文等，投稿各报，1943年起有作品发表。
1945年，钟理和到了而立年。这一年的4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夹竹桃》以“江流”为笔名，在北平由马德增书店印行。这是钟理和生前惟一亲手出版的书，包括两个中篇《夹竹桃》、《薄芒》和两个短篇《新生》、《游丝》。这些早期作品可以说是钟理和早年在北平生活经历的缩影。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小市民的众生相，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了旧中国市民阶层的落后性、自私性，虽然在思想和艺术上并不成熟，但却反映了作者青年时代对贫穷落后、饱经忧患的旧中国忧国忧民的感情，表现了作者对人生道路的探索。该书出版后，北平文化界人士谢人堡写了一篇短评，其中说道，在这一个短篇小说集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原作者对于生活立场所抱的观点，第二我们更可以发现江流先生在文艺间所显示的个性。此书虽然仅仅含纳几个短篇，却写尽了南北民间许许多多的生活。他不但暴露了中国的强韧的民族性格，并且把青年爱情的心境和伦理，写得栩栩如生。
《游丝》写于1943年8月。关于作品标题，曾有后人解作“传统社会沿袭下来的势力主宰着女性的命运，女性的无助无力宛若游丝”。作品写的是“我”同院兼同乡的女儿锦芝，爱上了一位有妇之夫张先生。因为那位同乡曾把他的女儿托给“我”，替他关照，所以，“我”对锦芝晓之以此事利害，劝她放弃继续与张先生交往的念头。锦芝自那夜“我”对她冠冕堂皇地说了许多大道理后，“日更日消沉，日更日忧悒，而且沉默起来，每天照例上班下班以外，便好似土龙儿，深深把她自己藏起来”，最后病倒了。锦芝告诉“我”她给张先生写了信，说不再想见他了。“我”很高兴，以为完成了锦芝父亲的托付。可锦芝病愈后却也不再有明朗的笑声和快活的姿影了。终于有一天，锦芝表明了她的态度：“我相信我自己的爱，我将依靠它为光明的指标！”并且和心上的人走到了一起。小说的过程比较简单，因而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但作者鼓励青年男女敢于争取自己的幸福，未尝不是一种自勉。
《新生》作于1944年3月，主要探讨的是一个人的价值究竟是怎样依附于金钱之上的。两年的时间，家庭由圆满到零落，令“我”沉入了困惑之中，抚今追昔，只有黯然神伤而已。这迫使“我”严肃地研究与检讨一下自己。两年前，“我”及兄弟三个都有差事做，三个人养活母亲以下拥有十一口人的家庭。“我”那时候在某机关，每月往家里拿回两袋面和四十元钱，因此也就牢牢地获得了在家中应得的地位和尊严。“全家里是一团的和气，幸福，圆满。亲子有爱，兄弟有敬，夫妻有情，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好像我家是在体现着儒教的精神与道德。在世局不平的大海上，我家是满蓄着西北风向前驶的一只船，一帆风顺。”后来，“我”出于正义感，和一个被上司宠爱的同事发生冲突而失业，家里人的眼睛“便渐渐变为秋天那阴暗莫定的怪样，态度也渐渐带出冷淡的味道来了”。“我”的地位渐渐动摇，尊严也渐次坠地。每当“我”抱着希望与热情出门去，傍晚却又垂头带着浓重的失望与怅惘而回来时，家里照例是早预备着满付锋芒的嘲笑与轻鄙在候着“我”了，准备“我”一进去，便如一盆冷水兜头泼过来。人们的冷视是怎样的可怕和不幸受到这种冷视的人是怎样的可怜，这一切“我”都尝尽了，“隔膜、仇视、反感，在彼此间深深地划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仇视、憎恶的范围扩大了，由“我”个人而至妻与子，及和“我”有关连的一切事物。他们的群也增多了人数，由几个人而至于母亲及左邻右舍。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我”怀着又似怕畏又似憎恶的态度。“我”发现了自己以前的残骸，也发现了人类的假面——伪善、礼仪、宽容、情义……认识了假面背后藏着些什么东西。而今“我”才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由生活派生出来的现象。自己拿出多少，便能够收回多少利益，家人也就给与“我”相当的尊严和地位。作者不由得叹道：“有了圆满的生活，然后才会有圆满的家庭，生活才是团结家庭的最大力量；伦理组织是生活派生出来的社会秩序；而我的地位与尊严，也就是因为我是能够帮助家庭的生活的有用的一员。”“家庭是一种公司，我今天入股了，今天我便是股东，可以由这里尽量得到爱与笑意与收益；明天我退股了，我不是股东了，完了！那么请走吧，莫踌躇！不然，你便会立刻碰着人们的冷笑——能够叫你打颤的比冰还冷还难受的眼光与脸色。”“我”希望着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间的道德的再建。为了自己要活下去，“我”找了一份新的工作，离开了北京，远赴太原，亦想藉此而得到新生。此时想到的是：“当你在社会上是有用的一员，在个人是完全的自我时，社会是很美的乐园！”“最好你须七分爱你自己，留得三分爱人类！”
《薄芒》完成于1944年5月23日，是小说集中惟一一篇农村题材的作品，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一对情侣因父母反对而被拆散的悲剧故事，似乎可以看成是作者对自身经历的一种侧面写照。农家女英妹的姑表兄弟阿龙久患肺痨，到她家里来调养。阿龙到来以后，不仅使英妹的家里热闹起来，而且两人心中萌生了爱意。但父亲拒绝了这门婚姻，理由是“太亲，不雅观”；还有不大愿意说出来的原因，则是英妹母亲死得早，要靠她来支撑整个家庭，而不希望她过早出嫁。父亲的反对也使两个年轻人心中筑起了隔膜。英妹不敢违拗父命，违心地挣脱了爱情的红线，致使阿龙因失恋而变疯，最显著的症状便是对女人的叩头求饶和对老人的敌视。英妹也变成恬静寡言，别人说她孝顺，也不复如前感着喜或恨了，她已感觉不到“孝顺”的意义，那样的评价对于她已不复有什么痛痒。就艺术性而言，《薄芒》是钟理和前期作品中较高的，体现在其中浓郁的乡土色彩，特别是气氛和心理的描写都相当出色，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钟理和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他于1944年7月7日创作完成的中篇小说《夹竹桃》。该作品以夹竹桃为贯穿线索，以接近自然主义的手法，描绘了沦陷后的北平一个典型的大杂院一年之间的变化，反映殖民统治下旧中国城市生活的贫困与破败，也表现出对市井小民愚昧落后的悲哀。
夹竹桃是旧北京世俗景观的象征。这个有着“天棚、鱼缸、石榴树”的院子典型地代表着北京城的全部院落。但鱼缸里的金鱼被小孩们捞出来晒死了，长得半死不活的石榴也被数盆茂盛的夹竹桃取代。因此，那些“八面玲珑，无往不通”的人们，便改称院子为“天棚、菖蒲缸、夹竹桃”了。这种贯穿全篇的意象本应是楚楚宜人的，遗憾的是，“人类的通性，以为开着花朵的地方，便也应须有春天的明朗，健康的生命，人类的尊严，人性的温暖。然而，天知道这院子里有什么。这里洋溢着在人类社会上一切用丑恶与悲哀的言语所可表现出来的罪恶与悲惨”。
在这个大杂院里，有自视清高、在某机关做事的曾思勉，在某大饭店当差的二房东邵成全，儿子当小偷、女儿当女招待的寡妇，家业败落、神情麻木的西服匠林大顺及其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人，颇有喜剧色彩的一高一矮、一肥一瘦的庄景福夫妇，靠倒卖汽油找外快的汽车司机鲁启仲，为儿子所累以致发疯的房东老太太，从天桥捡回来后又拐卖潜逃的老六媳妇，偷卖家里仅存的棒子面换“白面”抽的祖父等等。大家同样都“在浓烟、尘埃、不洁、贫血、缺乏、臭虫、昏暗、忍耐中过活”，具有同样的命运：“他们是生长在硗瘠的、砂砾间的、阴影下的杂草，他们得不到阳光的抚育，得不到雨露的滋养。他们为要维系他们的那半死的生命，总在等着把他们的运命与机会，作孤注一掷，而不顾一切。”这光怪陆离的“众生相”、这色彩缤纷的风情画，深刻地揭示了当时旧北京的阴暗面。
更为可悲的还不是艰困的生活，而是那些人们安于这种恶劣生活状态的态度。在这群“滚转在动物的生存线上的人类的群体”身上，体现着“宇宙间的一切恶德的堆积”，“他们恰如栖息在恶疫菌里的一栏家畜，如果不发生奇迹，那么，他们结果是只有破灭，而从世间消逝了他们的种类”。例如，院里街坊间感情索漠与冷淡；他们知足认命，“不怨天、不尤人，而像一条牛那么孜孜地受着命运的驱使，从不知抗拒”；“至于懒怠、虚荣心、面子、无理由的嚣叫等，这都是俯拾即是，辗转于街头巷尾的平凡不过的现象”……这些都让曾思勉“甚为同情怜悯，但也厌恶，同时也为此而甚感烦恼与苦闷”，有时他几乎为他自己和他们的关系抱起很大的疑惑，“他常狐疑他们果是发祥于渭水盆地的，即是否和他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样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与命运的人种”。作品中一位学哲学且多愁善感的学生黎继荣对此颇为纳闷。曾思勉的解释倒也一针见血：“怎么样，你还以为他们的生活，实在令人费解吗？别弄错了，先生，这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神秘！只要你饿三天，那时候，很自然的你就会学得了怎样巧妙地，去觅得你所要求的二个窝窝头的方法的，很简单，肚子会教你做很多事情。”
小说着重写了大杂院中的两个家庭。一个家庭是曾算作大杂院主人的老太太家。十几年前，一个理发馆的老板为要把老太太的独生女儿娶为偏房，便买了这所院子赠予老太太。然而不到两年工夫，老太太的几个孩子私议着想把它变卖出去而瓜分其所得。于是老板又把院子买回来，原为房东的老太太一落而变为蛰居在后院两间小南房的住户。而今的老太太已失掉了正常意识，就像一个疯婆，“她不但精神薄弱，缺乏道德判断，并且有一种特别现象，实时时有某种轻度的不安与恐怖袭击着她”。原来老太太每日的伙食和开销，是她的女儿和在天桥一间煎饼铺里当伙计的六儿子供给的。他们每隔三五日，必给她捎来一次钱或窝窝头。可是也会有几天不见他们来了，让老太太从清早起饿得在院里走进又走出。老三夫妇领着孩子到院子里来，说是来服侍老太太的，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获得那个难得的能够天天舒舒服服吃顿饱窝头机会，他们甚至还占了老太太吃的那一份。老六在天桥捡着一个“在铺里就陪过三个男人睡过觉”的媳妇儿，那媳妇倒卷走了他们的被铺。最后，老太太回到老三的家里，可老三却死于虎疫。在寒冷的冬天，颠颠撞撞、步行困难的老太太只能被失去父亲的孙子搀扶着向行人求乞。
作品中着重描写的另一个家庭是林大顺家。林大顺携亡妻遗下的一儿一女从通县乡下到了北京，又娶了一个患着极度贫血、常常会歇斯底里发作的女人。那个女人视林大顺前妻所生儿女为眼中钉，尽她所能够想出来的方法来酷使与虐待这一对少年。在男孩小福被疾病和饥饿交煎的时候，祖父却早已把家中仅有的棒子面偷去换了鸦片。于是，一场口水大战爆发了。“他们像失掉了善良的人性的野兽，在一个垂死的少年的身旁周围啀訾着，争执着，嚣叫着不知终止。就在他们这诟骂声中，这位可怜的少年悄悄地离开了这不幸的人世。”
面对这一幕幕在贫困袭击下酿出的目不忍睹的人间惨剧，曾思勉和黎继荣有过这样一场争论——
“不然！”曾思勉严肃地说：“你好像把我意思弄错了！我但说，道德可让有健康，有自由的生命，保持着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