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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张开嘴干嚎。其实阿远心地很好，从事家事更是勤勤恳恳。“她每日赶着水牛，肩荷锄头，锄头挽了只畚箕，水牛一拉屎，她便用锄头扒入畚箕里弄回家去。这是阿贵派给她的惟一工作。一天两次晌午和傍晚回家，她的牛总是吃得饱饱，畚箕里也装满了牛屎。由她这份工作来评论她，则她未始不是一个有用的生产者，而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和更好的待遇。”然而。阿远的憨直木讷竟引发出一场“牛换人”的闹剧。她在贫穷的丈夫眼中，卑微得比一头要用钉子钉上才上道的牛还不如。这时，不管识与不识、不管以前多么鄙视阿远，甚至现在自然看不起她的，都站出来说话了：“牛换人，这本来就不像话了。”以后，阿贵得急病死了，阿远被邻居收留，人们渐渐地说起她来也不再是笑谈：“她饲牛是满好的，她的牛每天吃得最饱，畚箕也没有空着回来过；她并不白吃饭。”对于这样一个勤勉的人，作者自然也希望她获得更多的重视、更好的待遇，可以不再流浪街头作丧家之犬。有人分析认为，贫与病的交缠，是钟理和后半生的所有内容。因此，他更懂得用体贴细腻的心，去倾听大地苦难生灵的呻吟，并透过他的笔写出了这些孤独废嫉者贫病交迫的无奈与凄伤。《阿远》中表现的那种对于生命的轻贱、对于勤勉却又低能的女子之鄙视，是钟理和心中一直拂不去的阴影，他忍不住省思：“一个人生而贫穷，而这贫穷自他落地时起便一直压迫着他到死为止，这种事也是有的，固然可悲，然而他未始不可以用他的努力和智能去改造他那恶劣的环境。人类过去的历史便是由这些人所创造的无数动人的故事集合而成。但是我们失去的胳臂或心灵则永远也追不回来了。这是天地间不可弥补的最大憾事，最大不幸。唯其如此，那么对那些不幸者，我们应该去嘲笑他们？去侮辱或去欺负他们？”有评论者道：“鄙贱、粗俗、丑陋的人物，钟理和先生却以最可贵的平等观、博爱心，表达了最真诚的怜悯及义愤，之能臻此，乃因他自己也是受尽命运颠弄，在痛苦边缘长期熬挣扎过的吧？”花村：《〈钟理和短篇小说集〉读后》，（台湾）《中华文艺》13卷1期，1977年3月。
自传体短篇小说《原乡人》具有长篇的架构，它没有传统小说完整、严谨的结构，也没有现代小说那样着重心理分析、讲求“意识流”的隐秘，只是具体描述了“我”幼年到青年时代从见闻经历中体悟到的人种学及祖国观念形成的过程。也有人指出其不足：“由于过分迁就现实，只采用一种既有的现实素材作为小说内容，因而对题材横广面的拓展，对主题意识深一层的探究，和内涵的集结等等，都受到了限制。因此，与其说《原乡人》是一篇好的小说，不如说它是一篇小说化了的生活素描适切。”舒坦：《钟理和·〈原乡人〉·电影〈原乡人〉》，1980年9月14日《台湾日报》。“原乡人”是客家话，即住在台湾的人对在大陆或来自大陆的同胞的称谓。作者在作品的开始写道，在幼年时登上人种学第一课的是福佬人，也就是闽南人；第二种则是日本人。这两种人是有区别的。前者为人和善，而后者则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所到之处鸦雀无声，人远远地避开。等到长大后，家里把“我”送到了原乡人那里去读书。又从奶奶那里知道，原来我们也是原乡人，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那里“很远很远，隔一条海，来时要坐船”。后来还见到原乡人是吃狗肉的，令“我”十分惊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看见了更多的原乡人。他们都是些像候鸟一样来去无踪的流浪人物，而且从事的工作都不是很体面：卖参的、铸犁头的、补破缸烂釜的、修理布伞锁匙的，以及算命先生、地理师（注：即风水先生）。同时又发觉他们虽同为原乡人，却有许多差别，言语、服装、体格不尽相同，有宁波人、福州人、温州人、江西人。“我”觉得“他们都神奇、聪明，有本事。使破的东西经他们的手摸摸，待一会儿全变好了”。年事渐长，自父亲的谈话中得知原乡本叫“中国”，原乡人叫做“中国人”。由此，“我”受到三个不同方向的引导。头一个引导来自课堂的日式教育。到公学校五六年级，却发觉在日本奴役下的课堂把中国变成“支那”，中国人变成了“支那人”。日本老师灌输给学生们的无非都是“支那”代表衰老破败，“支那人”代表鸦片鬼、卑鄙肮脏的人种，“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负责任等等。这种引导自然是极其反动的。同时，父亲和二哥也以各自的方式影响“我”。父亲正在大陆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视一趟。他的足迹遍及上自青岛、胶州湾，下至海南岛的沿海各省。他对中国的见闻很广，这些见闻有得自阅读，有得自亲身经历。父亲叙述中国时，“那口吻就和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今没落的舅舅家一样，带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叹息。因而这里就有不满、有骄傲、有伤感”。“他们衷心愿见舅舅家强盛，但现实的舅舅家却令他们伤心，我常常听见他们叹息：‘原乡！原乡！’”父亲的引导虽然承认了与原乡的亲情，但仍是片面的。而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二哥。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高雄中学时，曾为“思想不稳”即反抗日本老师及阅读三民主义的“不良书籍”而两次受到记过处分，并累及父亲被召至学校接受警告。中学毕业后，二哥终于请准了父亲的许可，偿了他“看看中国”的心愿。他在南京、上海等地畅游了一个多月，回来时带了一部留声机和许多苏州、西湖等名胜古迹的照片，大大地触发了“我”的想象，加深了“我”对海峡对岸的向往。然而还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现实，彻底迫使“我”力争踏上祖国原乡的土地。“我”被编入防卫团，二哥则从留学的日本回乡，继而奔赴大陆的抗战前线。失去了二哥，“我”的生活宛如被抽去内容，一切都显得空虚而没有意义。为日本警察效命的生活令人无法忍受，“我”觉得自己是应该跟二哥去的，好像他一直在什么地方等候“我”。最后，“我”终于到大陆去了，没有给自己定下什么计划，也没有去找二哥，只想离开当时的台湾。在结尾，“我”与生俱来、磨之不灭的原乡情结，最终升华出“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到原乡，才会停止沸腾”的结论。若干年后，当关于钟理和的传记影片命名之时，其长子钟铁民1980年夏在台湾《联合报》著文认为，“用《原乡人》作为钟理和传的片名，我想象征的意义十分清楚了”，“我们简直再想不出再妥切的片名了”。
钟理和一生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为争取婚姻自由、敢于向旧封建制度下保守的客家社会挑战的勇气。由于钟理和生活在封建习俗顽固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在恋爱、婚姻方面深受其害，因此，他的作品的一个特色是反对封建、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他的《奔逃》、《同姓之婚》、《贫贱夫妻》等一系列以自身爱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着重表现的是他和钟台妹如何冲破封建罗网、恋爱结婚的故事，相当真实而详细地呈现了当时矛盾痛苦的挣扎，更深刻地呈现了传统社会里许许多多愚盲的执著与摆脱不掉的重重阻障。
在钟理和留下的六十多万字的创作中，平妹这一艺术形象是较为突出的。钟理和因病休养，家里地产卖尽，一贫如洗，他自己又丧失了劳动力，一家六口的生活全由妻子钟台妹承担。钟台妹热爱生活，朴质勤劳，但因置身于贫困落后的农村里，为了追求自主的婚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为了争取常人的家计，不分昼夜地献身劳苦。可是心爱的家庭却在自己的面前不断沉落下去：丈夫罹肺病而死神频唤，长子患骨痨而招致驼背，次子失营养而幼年夭折。她一个人要负起家庭的重担，抚养病中的丈夫、残废的长子，强抑失子的痛苦，力耕三分薄田，还要养猪和给人做工，由天未亮一直做到深更，十分劳苦憔悴。钟理和正是倾注了对妻子的深情与爱心，以钟台妹为生活原型，用饱含血泪的笔触，塑造成平妹这样一位忠于爱情，任劳任怨，集美丽、善良、忠贞、勤劳、淳朴等诸多美好的性格特点于一身的劳动妇女形象，同时也超脱了“真人真事”的局限而具有艺术上“这一个”的典型意义。无论世俗如何歧视和打击，无论飘泊和贫困带来多少不幸和痛苦，平妹都以倔强的精神和坚忍的毅力奋斗、求生、相爱，与丈夫相濡以沫。因此，这个“瓜子脸儿，直直的鼻梁，亮亮的眼睛，眉宇间有着一份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的客家女儿，便成为台湾文学中坚忍刻苦，也最能表现中国农村耐劳、勤俭、善良的女性典型，具有浓郁的艺术魅力。“在钟理和的世界中，他用文字来记录台妹的坚强与美好，可是在台妹的世界里，她却是用整个生命和心灵来与生活做真枪实弹的拔河。”古秀如：《平妹印象》，1994年12月15日《台湾时报》。对于钟理和的创作成就与经验，林海音曾中肯地指出，钟理和的大部分作品，无论小说的背景、感情的流露，无不是发于自身的检验和观感。而他的小说中屡屡出现“平妹”，更是他今生热衷于写作、驱向文艺的动力。“谈理和，是不能涂抹掉‘平妹’的。在平妹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女性的真正的美，她不是美在柳眉杏眼上，而是美在善良、忍耐、勤勉和爱上。”林海音：《追忆中的欣慰——为〈钟理和全集〉出版而写》，（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
《奔逃》一文完全依照时间流程来叙写，而且十分紧凑，逼迫读者融入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或在等待情人到来前而焦急，或终于见到情人后而释舒，或为两人今后的命运而担忧。作品写“我”和平妹相约乘车出走，“逃出人们的指摘和咒诅”。在车站等候的过程中，“我心里的骚扰和不安在刻刻高涨，时钟的每一秒间都充满了怀疑、焦虑和动摇”。“我”担心情人能不能来：“假使她来，那是很自然的，我们已到了三十六着的处境，非走不可；而且已经约好了。但是假使不来呢？那也无足怪异；整个社会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的安排有很大的假设；开头就是一个‘假使’，通过了，接着就是第二个，第三个；于是一直到达终点——我的怀抱。一个齿轮咬着另一个齿轮，一个环子套着另一个环子；只要中间任何一个‘假使’发生障碍，马上机器停止，键环断落，故事也就结束了。父亲就曾声言：纵使到基隆落了船，他也有办法不让我们逃出水上署（海警）的手。父亲是有权利这样做的。我们现在只有跟命运赌个注：或是全胜；不然就是毁灭！”当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火车时，“我”仍不知道命运赐予我的将是什么。“蓦然，一个稔熟的蓝色人影很快捉住我全部精神。啊，平妹！不会差，那是平妹。立刻，有一种东西忽地箍紧我的心，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骤然松落，生平最大一次感情的波浪在里面膨胀开来，淹没了胸臆，泛进喉头和眼眶。那是悲？是喜？还是恨？我几乎脱口喊出来。”读者悬着心终于放下来了。经由高雄，“我”和平妹登上了马尼拉丸，故乡台湾渐渐远去，“还是那个天空那个海；上下一色，水天同体，浩杳、渺茫、辽阔。陆地在哪里？世界在哪里？还有故乡？家庭？生活？远了，远了，这一切远了！只有大海，孤舟、白云！来也茫茫，去，更不知归于何所？广大的天地，何处是我俩的归宿？”这时读者的心再一次忐忑起来，担忧的是这对历经磨难才走到一起的情侣未来的命运。作品写道：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让我们感到彼此的存在。通过我们的手，两股热力在交流、在融汇，它温暖了我们的心。被抛出广大而荒凉的世间的孤独感，使我们更坚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向来不断的焦虑和伤心，使平妹精神上所感受的痛苦，好像带走了她内在的一部份生命。她那充沛的活力，快乐的笑声，焕发多彩的兴致，已经完全丧失。她那蛋形的脸庞显得瘦削，花瓣似的双颊已失去昔日那照人的容光，而变成愁苦的清白了。她已不再是往日那活泼天真的女孩了。一场崎岖不平的人生经历，使她变得深沉，变得贞静；悲伤的情绪，丰富和纯化了她的性灵。
“你不想家吗，平妹？”我问她。
平妹摇摇头。
“也不想妈？”
她再摇摇头，她紧紧地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