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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命运，也不必都像阿煌叔那样绝望。《亲家与山歌》就采取叙事和抒情相互交织掩映的双轨结构，投射下一些希望的光影。在“我”的眼中，故乡的人物、田野、村庄、云烟、竹树和山川，展开了悠悠千古的面目，曾歌唱过、脉搏过和感觉过的风景依稀似旧。然而现在，“很明白要想由它们身上，找回昔日的感情，是如何地不可能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数千年来，土地源源不绝地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他们所付的一份劳动，一滴血、一点汗，它便给他们相当的报酬，从不使他们失望”，而如今，这一切都背叛他们了——“在从前，生活为他们所有、为他们所亲，他们投身在那里面，就像鸟儿宿在它自己的窝里，一切都显得又和谐、又熨贴。可是现在，不同了；第一，它已不为他们所理解了。它有如一个凶恶而诡谲的流氓，离开了他们的掌握，独自在世界的广场上逍遥阔步起来。对于它，人已失去了所有的凭倚和连系。生活在变，由脚指边起，像起了化学变化的物质一样，刻刻在变，变得十分离奇，织成了在幻灯里才会有的荒唐的故事。而这故事，偏偏又和他们发生着切身的关系”。但是，“我”自有信心所在，认为几天来所听和所见的所有事情：阿添的困难、德昌伯的悲哀、炳文的诈欺、丈母的牢骚、烧山人的愚蠢、哥哥的咒诅、阿煌叔的破灭……也许都是一个极其偶然的错误，“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会被修正过来，生活会重新带起它的优美、谐调和理性。就像做了一场恶梦之后，当我们睁开眼睛来时，世界仍旧是那样的美丽可爱！”这时，传来的是阵阵山歌。歌声圆韵婉转，调子缠绵悱恻，却也不离牧歌的朴素真挚，可以重新唤起从前听到它时相同的优美的感觉。在作者眼中，山歌的平静、热情、憧憬，和周围的彷徨、不安而冷凉的现实，是极端地不和谐。在那里，通过爱情的眷恋，表现着对生的热烈爱好和执着。你可以想象在阳光下面，一些年轻幼小的生命正在发育、成长。在一切已经变换的东西里面，也许它是“我”所能够找到的惟一不变的东西。这让人坚信，到时候，“那些衰老的、丑恶的、病态的，都会倒下；于是年轻的、健康和正常的，便会像幼芽似的由倒下的朽树下面茁壮起来，取而代之。”文中的“亲家”即十几年前的农场时代天天和“我”形影不离地种植垦伐的青年伙伴涂玉祥，这也是《故乡》系列作品中惟一精神健全、能适应时代环境的人物。他本来是能歌善唱，还和本村一个已经有孩子的寡妇产生了感情，并领着妇人和孩子出外独立谋生。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也不歇着，比牛还卖劲”。等到现在我们再见面时，涂玉祥已不是十几年前“尚带稚气，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少年”，而是一个“精神和肉体双方都已十分成熟的、强壮的男人”，“长久生活的磨难，似乎只能把寄在酱色的表皮下面的生命，锻炼得更为坚毅，和更富于弹力。也许便是这样的人经得起任何风吹和雨打的”。不过这时的涂玉祥已经提不起精神再唱山歌了，声音也不是从前那个味儿，理由是“少时，不知道什么，唱起来，倒也顶开心；知道了，就不好唱了”，但“只有年轻人，特别是女人，还有山歌，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唱下去，不管日子好过、难过！”讴歌青春和生命的山歌，给这块悲凉的乡土投上了一线明丽的阳光，传递出一种绵延不绝的“生”的信息。两峰评论这篇作品时说：“故乡的人们是在经历一种时代的巨变，在这汹涌险恶的变化激流里，那些异常者、无法适应者、无能承受压力者，便只有在激流里灭顶，就像炳文、烧山者、阿煌叔那些，他们值得怜悯，但是不足为法。惟有大多数人们都秉赋坚忍的耐力，容纳一切的无法胸襟，才能和衷共济，同度难局。”“生命必须在生活的磨难中，锻炼得更为坚毅和更富于弹力，在涂玉祥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而发现希望。他，应该是故乡人们的典范，由于这样的典范，故乡干旱的土地，终必有渥受甘霖的一天，终必在那土地上，茁壮起丰收的作物。”两峰：《钟理和论》，（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至此，四篇连作浑成一幅胼手胝足、虽不乏辛酸却终使人振奋画面。
《故乡》系列作品在《文友通讯》上轮阅时，即得到众多文友的较高评价，同时也被指出了其中的不足。所陈观点兹录于下：
第八期轮阅点评的是《竹头庄》——
作者以忠厚的心，苦笑着叙述身边琐事。写景入微，对白生动，气氛的把握值得称道，平稳中沉浸着淡淡的哀愁。这篇如作短篇看，在形式上是失败的，还是当《故乡》的一部分来看比较妥切些，我很盼望再看另三篇。主题是描写故乡竹头庄，——田园风景画，笔调是动人的、达意的，藉乡下人的嘴说出日据时代的背景。“我”与“炳文”的重逢，淡漠中有忧愁的友爱。结构虽然平铺直叙，但有种气氛——哀愁，或者可以说是游子的灵魂流露在作品中，这是可贵的。修辞大体还好，尤其对白生动，很能表现庄稼汉的语气，但也有些地方还不够洗练。
陈火泉
轮阅至今，我认为此作的文笔最流利，亦另具一种风格，只是此篇究竟说的是什么（主题），我一直摸索不出。也许它是一中篇小说之一段，也是序曲；难怪看不出主题。还有一个优点是此作的乡土味很浓厚，我认为台湾文坛近数年来的一种错误的表现是——为了要表现台湾乡土色彩，随便把几句读者所不懂的台湾方言插进去，就算完成了上述的创造条件任务。这是一种皮毛的笔法，不用方言，乡土味仍然可表现出来，此作便是一例。至于其他内容或描写笔法的问题，因此作只是一种序文性质而已，不看到全文，无法论及。希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施翠峰
优点：本篇作品可跟鲁迅的《故乡》相媲美，文里作者对炳文的怜惜跟《故乡》里作者对阿土的爱怜相似；而《竹头庄》里流露出哀伤的气息，和对故乡浓厚的感情。文字优美，好像一篇散文诗，风景描写优美，对话极为成功，人物描写也很不错。
缺点：本篇作品如果算为中的一章，或是一篇散文，是可以说很成功的，但如果算为短篇小说是不无问题的，还要有纠葛、斗争、故事等东西。《竹头庄》一文里，既然没有纠葛、斗争、故事，也看不出她的主题是什么。
廖清秀
《竹》篇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散文”。虽然小说是以散文体裁写成，但是小说自有其成为小说的因素，《竹》篇所缺少的，正是这些因素。如果说《竹》篇是小说，那么它失败了，反之说它是散文，那么它是一篇隽永的杰作。作者的笔触哀婉感人，令人感受一种莫名的哀愁，好像是天上的云霞，自自然然挂满了天空，你望着它，喟然自叹，有某种无可奈何之感。我很欣赏它给我的这种感铭，那将使我对人生重新给予估价。
文心
读过理和兄大作《竹头庄》，首先就该赞叹它的文句的流利。全篇以旱灾为背景，几近于绝望的灾况虽令人读起来有隔世之感，但只要读者承认光复后不久，国军尚未登陆台湾的那一段纷乱时期，那么读者就不难了解故事里的人物与纠葛的发展，而深感兴味愈来愈浓，至于全篇完了，亟欲看下篇。
杨紫江
第十二期文友们轮阅点评了其余的三篇——
与《竹头庄》一样，这三篇都是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作者简洁明净地刻划着村庄人物的品性、本能、欲望，以及在人生中摸索的历程。作者独创一新的风格，不尚藻饰，平易近人。平静中沉浸着深沉的悲痛，有吉田絃二郎的韵味。各篇都可当做独立短篇看。有如美国作家伍·安德森的《温士堡，俄亥俄》各短篇的味道。
陈火泉
我读了这三篇作品，被理和兄优美而细腻的文字陶醉了。《山火》描写村民的愚蠢与迷信，是一篇动人的散文诗；《阿煌叔》比较接近小说，把一个早年勤俭、晚年变成颓丧的村民刻划得入情入微；《亲家与山歌》里充分流露着农村和详的气氛。这三篇作品如果和《竹头庄》连在一起，能在一家杂志陆续发表就可以，单独发表，恐怕有些地方使读者摸不着头脑，有些地方似待剪裁的样子。
廖清秀
尽管当时农民生活贫穷悲苦，但钟理和在其作品里也表现了他们身上那种可贵的奋斗精神，如《菸楼》中的萧连发就在艰困的环境下，为生活做着种种努力。这篇曾入选香港《亚洲画报》小说征文佳作的作品，反映的也是光复后不久农村的生活。为了得到盼望已久的菸楼（干燥烟叶的地方），萧连发在公卖局核给人数五比一的中选机率中成为幸运儿。但欢喜一过，接着开始发愁了。除开土地劳力、技术不算，开始还得要一笔万多块的本钱，筹来十分不易。但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把菸楼做起来。于是，萧连发和兄弟有发，连同三个女人，为此不分昼夜地勤奋工作，甚至伤痛也顾不上。但是等到正培育菸土时，却收到了镇公所的征集令，让有发入伍受训。以后，菸楼以及过去有发在有形无形中分去的好多忙碌，一齐都落在了萧连发身上。此时，人们再品味一下文中插叙的那段关于父亲的往事，自然会更深切地体味到萧连发此时的处境。
那时候，我还小，有一年风雨失调，田里歉收，割起来的谷子全部给头家还不够。虽然头家不要我们补偿不足额，但谷子毕竟叫他全部收去，一粒没剩。母亲当时躲进屋后淌了几个钟头的眼泪，父亲则一声不响的一气抽完几十筒烟。那年，我们可真惨。母亲患了疟疾，不但无钱买药，父亲甚至还不让她休息，用条绳子拴在她腰间，把她死活拖到营林局去做工。我觉得父亲残忍无人性，可是我也知道他没有办法。看着母亲可怜的样子，我想哭，又想向父亲说什么，但我不敢，我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做的工。她是连走路都困难的呢！
后来，我们耕作了将近十年的这块田，却被头家收回去了。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时常看见父亲趁着清晨或傍晚田里无人的时候，走到那块已不再由我们耕种的田里去徘徊，用手去抚摸田稻。他是那样留恋着“他的”田！
父亲终其一生，无日不在想田，不为想获得一角田而鞠躬尽瘁。父亲的生涯，并不比一条牛享过更多清闲。但是无论他多么想田，而且耕了一辈子的田，到他最后咽下一口气，却依然一分田也没有。
而今，事情由四面八方一齐逼来，却不能退缩。萧连发想到的是：“从前父亲拿了绳子拴在母亲腰间拉出去做工，现在就让我拴住自己的腰来拉吧，父亲是倔强的，我也不能低下头来。”原因也十分简单：“我们日夜苦苦忙着，还不是盼望下一代的人要有好日子过吗？”不管有多少困难，也要熬下去。一个早上，大家一起走出门。到了岔路口，姐姐妹妹和妻儿等人送有发上车站，而独撑生活重担的萧连发却拿了斧镰，跛着被砸伤的一只脚，一拐一拐地上山去砍木头。所以有人指出，这篇小说“几乎将人类的意志发展到最极限，同时也让我们很深刻地感受到外在世界是如何残忍，百姓的求生奋斗又如何伟大”。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台北）《中外文学》2卷7期，1973年12月。
这种坚毅的精神也体现在《挖石头的老人》中的和尚伯身上。这位一心为他人的老人家中生活却并不幸福，虽有五个儿子，孙儿也有十来个了，但他在家中的地位却很惨，时常在面临大路的屋檐下一个人枯寂地屈膝盘坐，甚至家里的人有时还不给他饭吃。可他却甘愿在路边荒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挖石头。“他的工具很简单：一支短短的尖嘴石挖，一只畚箕，他头戴破笠手执石挖，蹲着身子不慌不忙专心一志地挖。除开土和沙子，只要是石头，则不问大小粗细都装进放在脚边的畚箕中，然后捧到路上来倒，粗的垫底，细的铺面，更大的则用来砌边”。他的工作也很慢，“早晨上班时看他蹲在那里，下午下班回来时他还是蹲在那里；甚至今天看了，明天再看，他还是在那里”。可是经过十日后就看出他已挖进一尺了，一个月后又挖进更深了，于是一道约有十公尺宽的扇形弧线向着里面锲而不舍地推进。一年后，他挖拓的面积几乎有六七里了。而随着拓地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