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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理和一边养病，一边写作。由妻子钟台妹独力支持家业，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2月14日，钟理和再度外出任职，到美浓镇内“黄腾光代书处”当助理，任土地代书。这是一家私人机构，除去星期天外，几乎是无所谓时间的。在别人看来不算什么的工作，放在钟理和的病体上就变得吃力了。每日早上6点起床，7点半由家骑车出美浓，在办公桌上写写信札，傍晚6点半下班回家，已经是精疲力竭，余下的时间便必须用来休息，文章无法写，书也读不成，日子愈发显得平凡而无聊。工作与钟理和写作意愿相违，颇不得意，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做下去。他在当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只限于你个人，则什么理想呀！热情呀！也许并没有错，你尽可为求实现你的理想、你的热情而牺牲一切，就是置生活于不顾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却要你的妻儿孩子也担受这种苦痛，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是不是罪恶？他们于你这种热情、这种理想何关？何必一定要他们为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去牺牲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如果必须也牺牲掉你的妻儿孩子的幸福才会获得，则这种成功是不是值得去追求？去获得！”钟理和：1957年5月1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19页。结果常常是坐了一个月的办公桌，熬到月末，主家发下一封印有龙凤图的红信封，那里面的薪水只有新台币三百元，这就是钟理和一个月流汗水换来的全部内容，令其感到深深地懊丧和幻灭。他在《薪水三百元》一文中述说当时拿到薪水的心情就是：“我感到一阵火热的东西。也许就是一团火，从心底烧起，然后一点一点的扩散到周身；我感到脖子开始在发烧，它转到脸孔、耳根，又转到脑顶。什么地方都发胀、都烧热，头发一根根在脑顶上竖立起来。”但到了钟理和这样的年纪，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已教他聪明了好些，他“已经学会了怎样用微笑来迎接像这样的事情”。他此时甚至想到，就是因为自己对文艺尤其是写作的痴好，妄想做中国作家，才落到像现在的山穷水尽、不文不武，终于只好以一个月三百元代价出卖劳力了事，不禁真的要问一问：“当日的壮志何在？还有理想、热情，这些都到哪里去了？”以前以为只要能把自己的理想和热情抒发出来，则其余便不值得去计较。所以，还曾对那些从自己的岗位上转入仕途或商界的文艺工作者觉得不屑，觉得在品德上缺少点什么。直到这时才明白，光写稿子不行，还得吃饭，而且必须先有饭吃，然后才能写稿子。于此也才理解对于那些中途转业的人，决非指责所能了的事，因为“他们所缺少的并不是品德上的东西，而是肚子里的东西——缺少两碗饭”。即使自己获得过文学方面的大奖，也已看清对此还是越少留恋越好。因为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一日不让自己掉在苦闷和失败的泥沼中滚转，尝遍人世辛酸，难道还预备让自己更多的苦头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钟理和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台湾的一些文学同仁进行交流了。使这些台湾作家得以取得联系的媒介，是一份小小的油印品《文友通讯》。
廖清秀也是一位台湾青年作家，他创作的《恩仇血泪记》曾获1952年中华文艺奖第三奖。他找到了《自由青年》半月刊的编辑梅逊（本名杨品纯，以前供职于《文艺创作》月刊，因为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撤销，《文艺创作》月刊也停办了），说想与台湾省籍作家彼此联系，互相砥砺。于是梅逊抄给他一些台湾省籍作家的地址。廖清秀开始一一按地址给他们写去了信，还附上自己的《恩仇血泪记》一书。
钟理和也接到了廖清秀寄来的信函与书，他在写给廖清秀的信中说：“弟与兄素不相悉，今忽承赠书初不甚解，继而翻阅后记始悉兄亦为省籍人士，则生同其土，谊在同乡。除对大作获奖道其贺忱外，尤令感奋。再说一句谢谢！省籍人士能于今日立足文艺界者能有几人？弟甚望与兄携手并进，为海岛争一席位，兄以为然否？”钟理和：1957年3月8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93页。
通过与廖清秀的通信，钟理和又知道了另外一些台湾本省作者及其工作概况，这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安慰。钟理和想到，自己由开始学习写作起，既无师长，也无同道，得不到理解、同情、鼓励和慰勉，一个人冷冷清清，盲目地摸索前进，颇感寂寞凄清。现在，忽然发现身边原来还有许多同道，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斗，精神上得以极大鼓舞，当然倍觉高兴。但同时令他感到悲哀的是，自己年逾不惑，由于创作“出发点就不由正道”，浪费了大好时光，接着在人生最为有用的一段时间又消耗于病榻之上，对于将来已不存很大的希望，只求平平静静地过下去，至于今后台湾文艺园地的开拓和发展，只能有赖他人了。
另一位台湾省籍作家钟肇政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以通信的方式结识了廖清秀和一些台湾省籍作家。钟肇政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51年，以后几年间也有作品发表。当他得知曾获中华文艺奖的廖清秀、钟理和及那时已声名藉甚的施翠峰等都是台湾本省人时，心想这些省籍作家都有了不起的才华，应该为这些人做点服务性的工作。于是，便想到办一份“刊物”样的东西，名字就叫《文友通讯》。因为自己在教书，蜡纸、钢板、白报纸等都有现成的，只要花一点时间与精力就可油印成，惟一需要花钱的是买一些信封和邮票。
1957年4月23日，钟肇政向所能查到的台湾省籍作者发去了第一封信，说明了自己办《文友通讯》这样一份“刊物”的打算，其意图有三：第一，报道各位文友的创作动态，以免去文友间个别通信之劳；第二，进行作品轮阅，即每月一位文友把自己的一篇作品寄给各位文友轮流阅读，然后将批评寄到《文友通讯》汇集登载；第三，进行作品的评论，已登在报刊者，文友于每月末通信时将该月内发表作品的篇名、刊物名称、期别示知，在《文友通讯》刊布，各文友于次月内设法审阅，作成批评登载。其中，钟肇政在给钟理和的信中这样写道：
今年3月间，弟以一偶然机缘与廖清秀先生开始通信，约略得悉我们台籍青年在今日中国文坛所处的境地。当时，弟即深切感觉到，我们几位少数人应经常联络，俾能在写作上收到切磋琢磨的功效，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可否认，凡百事业的成功固有待个人持之以恒，长期奋斗，然友间的激励扶掖，亦为有力因素之一，文学事业何独不然！而一部人类的成功史上，赖此卒底于成的往例，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在中国文坛上的台籍青年，据个人经验与臆测所及，能够保持联系的纵非全无，亦仅属部分的或间歇而已，至若具体的切磋观摩，可说一无所有。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将来台湾文学之能否在中国文坛上——乃至世界文坛上占一席之地，关于我们的努力耕耘，可谓至深且大，依此而言，我们之间岂可无一经常而恒久的联系？弟明知这事需要不少的努力，但弟不敏，愿为效犬马之劳区区微忱，敬祈谅詧！
…………
古人“以文会友”，至今引为美谈，何况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愿我们在精神上联成一气齐一步伐，互相策励，争取光荣的一天。参见（高雄）《文学界》5期所辑《文友通讯》资料，1983年1月。
钟肇政的想法得到了包括钟理和在内的大多数台湾省籍作者的热烈反应，用钟理和本人的话说就是“心中喜慰莫可言状”，使钟肇政深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兴奋。不过也有一位朋友不以为然，并暗示“此举恐干禁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环境在人们心中投下的阴影。钟肇政闻此言，形容道“这真不啻是一盆冷水从头浇下”。为此，他苦思了一整夜，自问此举动机纯正，且个人亦有毅力承当一切责任，但若给每个文友惹来无谓的烦扰，则这个罪愆又怎么担当得起呢？钟肇政陷入极度的矛盾当中，无所适从。
钟理和对此明确表示：“只要我们立场清楚，不干涉政治时势，则有何干犯可言？那位文友，显过杞忧。只是人数太少，还是希望所有省籍文友们能全部参加。”钟理和：1957年5月16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页。他还对廖清秀说：“我们不可因有一两个人的反对就改变原来的计划。”钟理和：1957年5月18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9页。
《文友通讯》终于问世了，只是范围缩小了，并采用私函的形式，仅负传达各文友的创作动态及对轮阅作品的意见。参加《文友通讯》的台湾省籍作者依年龄的次序排列为陈火泉、钟理和、李荣春、施翠峰、钟肇政、廖清秀、许炳成（笔名文心），后来又有许山木、杨紫江加入，共计九人。《文友通讯》对像钟理和这样住在僻远乡间深感寂寞的作家，意义是很大的。钟铁民回忆说：“得奖后最令父亲开心的是他得到了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在这以前他是多寂寞呀！他们使他恢复了他的信心。他是全心全意敬爱着这些朋友的，我们可以从他接到他们的来信时愉快看出来。”钟铁民：《父亲，我们》，（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陈火泉以后这样说：“在《文友通讯》期间，每次他（指钟理和）对文友的‘轮阅作品’所下的评语最仔细，句句中肯，针针见血。看到一篇好作品，他就高兴得赞不绝口；看到一篇坏作品，他就毫不隐蔽地指摘它的缺点。他没有私心，更没有分彼此，朗朗襟怀，山高水长，已不足形容了。”陈火泉：《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
1957年，廖清秀利用休假的机会到台湾南部旅行，打算过高雄时顺道到美浓镇去看望钟理和。钟理和得了信非常高兴，常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病中的他来说，更需要友情的安慰。
11月13日，廖清秀前往竹头角。当糖厂的小火车到达美浓镇时，他发现一个人走上车来，用流利的闽南话和自己打招呼，于是便认定这个人就是钟理和了。廖清秀觉得面前的钟理和比相片上还要年轻些，第一个印象是态度沉着，像是得了道的仙人一般，和蔼而庄严的脸上表露着历尽沧桑的痕迹，既往那些风暴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风云过去后的宁静。之后，两个人从美浓租汽车来到了钟理和家中。
廖清秀在钟理和家中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与钟理和谈了两天两夜，就写作、处世、异性、命运、宗教等方面都交换了不少意见。钟理和告诉廖清秀自己的身世时，露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他说乡人对他的任何批评，他都能坦然处之，丝毫不受影响。当时，几位文友中除杨紫江外，廖清秀都已晤面，诸文友共有的特征是外表柔而内心刚，许多见解与世人是那么的不同，所做的行为像社会的叛逆儿，对世俗是那么的不妥协、那么的倔强，但大家都是心地善良而富于正义感的人。见到钟理和，自然也没有让廖清秀失望。
此次南下，廖清秀本存有安慰并鼓励钟理和的念头，然而他发现被安慰和鼓励的反倒是自己。在处世上，钟理和说，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只管做下去，不必理睬其余一切。写作上，两人的看法也较为接近，即认为要不断地写，但不必斤斤计较于发表，也不必为稿费而勉强写，作品的发表尤其要慎重。钟理和劝廖清秀慢慢地写，不必着急，而且他们这班人是属于所谓“过渡时期的作家”，如果能对优秀的后人有什么帮助，自己的使命也算达成了。
11月15日那天，两人要分手了，却感到实在还有许多话要说。因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廖清秀还是单身，钟理和还再三叮嘱他对女性要采取主动，不要等她们主动任何；对任何人都可以不低头，独对小姐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廖清秀在高雄另有要事，便忍痛分别了，还相约明年同到台湾东部去。
廖清秀回来后将会晤钟理和的情形讲给梅逊听，说钟理和身体虽然衰弱，但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忧苦，心情很旷达，好像修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