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拥芰恕�
两大学术中心这么容易地就倒了一个，另一个也不会有美满收场。淮南王刘安意图造反，结果阴谋败露，畏罪自杀，从此之后，天下的学术中心便只有一个了。
从事情的结局来看，淮南王的谋反着实可疑。说来也巧，淮南王死后，墙倒众人推，“春秋大义”正是推墙众人的一个重要武器。——这事得从火灾说起。
汉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发生火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又起火了。火灾在古人的眼里颇为神秘，这也难怪，有些火灾可能是乱丢烟头之类的行为造成的，开始的时候没人觉察，火势一起更显得突如其来，还有些火灾是雷电造成的，就更像是老天爷的惩罚。直到明清，火灾依然影响着人心。我曾在《明实录》里见过一些十分离奇的火灾记录，像天上飞火球这类事，很难说不是灵异事件呀。
对于火灾的原理，整个儿汉朝恐怕也没有人比董仲舒更明白了。所以，对辽东高庙和高园便殿这两起火灾，董仲舒自信满满地对汉武帝长篇大论地解释道：“《春秋》之道，是从以前的事来推知未来，所以说，当咱们现实生活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应该到《春秋》里边查查有没有同类事情曾经发生过，仔细体会一下其中道理，这样一来，天地之变，国家之事，什么事都能一清二楚。就说这个火灾吧，翻翻《春秋》，鲁定公和鲁哀公的时候，权臣季氏的邪恶势力已经成熟，孔子的圣德也正在最耀眼的时候，这正是以圣德铲除邪恶的最好时机。别看国君势力薄弱，可笑到最后的一定是国君。于是，鲁定公二年五月，两观发生了火灾。两观僭越礼治，老天爷降火去烧，这是在说：僭越礼治的臣子可以被除掉啦，你们大家快动手吧！这是天意啊，可惜，鲁定公和老天爷之间有着语言障碍，良机就这么被错过了。
“到了鲁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发生火灾，老天爷还是那个意思：不义的显贵之臣该被铲除啦，大家快动手吧！可鲁哀公很迟钝，没反应过来。老天爷急了，在第二年的六月又在亳社放了把火。上述这几次火灾，老天爷都是以烧掉僭越礼治的东西来启示鲁国国君，叫他们除掉僭越之臣而任用圣人。
“这里有个问题，季氏乱政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老天爷不早点儿放火呢？答案是：以前鲁国还没有圣人显现呢，所以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除掉季氏，鲁昭公的时候就是这样。可等到鲁定公和鲁哀公的时候，圣人已经出现了，除掉季氏的时机这才成熟了，所以老天爷也就以火灾来给大家发信号了。
“不到适当时机绝不出手，这就是天道的特点。看看今天，高庙不应当建在辽东，高园便殿不应当建在陵墓旁边，这都是违反礼治的，所以老天爷这才来放火。可是，辽东高庙和高园便殿都建了很长时间了，为什么老天爷早不放火，偏要等到现在才来放火呢？大概他老人家这是认为时机到了。
“想当初，秦朝接了周朝的烂摊子，没治理好，我们汉朝又接了秦朝的烂摊子，也不好治理呀，现在皇亲国戚又这么多，无法无天的，正到了所谓积重难返的时候，实在让人担忧。老天爷在这个时候降下火灾，似乎是在提醒陛下：‘该大刀阔斧地改革啦，先挑皇亲国戚当中那些刺儿头铲除之，不要留有情面，我怎么烧辽东高庙的，你就怎么下手除害。再看看朝中近臣，把其中的坏蛋除掉，就像我烧掉高园便殿那样。’如此，在外省而行为不端的，就算显贵如辽东高庙也毫不留情地烧掉，何况诸侯呢；在朝中的，就算显贵如高园便殿也大火焚之，何况近臣呢。这就是天意啊！外地有坏蛋，老天爷就在外地降灾；内部有坏蛋，老天爷就在内部降灾。灾情的大小和罪行是成正比的，我们要顺应老天爷的意思办事啊。”
在建元六年这两次火灾之前，淮南王刘安入朝，和汉武帝的舅舅武安侯田汀倒┡涯嬷裕浜螅z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屡屡犯法，甚至还杀人全家、毒杀部长级高官，接着，淮南王和衡山王就造反了，膠东王和江都王也都准备响应。直到元朔六年，这些家伙才都完蛋了，田汀赖迷纾桓仙媳徽āＵ飧鍪焙颍何涞鄄畔肫鸲偈娴哪欠袄矗团啥偈娴难啦绞娉指岵榘旎茨贤跄狈匆话浮Ｂ啦绞娌焕⑹嵌偈娴难洞呵铩费У煤茫馈按呵锎笠濉痹谕舛蓝献ㄐ校鍪虏⒉蛔嗲牖实邸Ｊ虑榘焱曛螅爻徊睿何涞鄱月啦绞娴呐芯龈枇巳炭隙ā�399——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来看，因为淮南王的谋反而连带受到惩处的有几千人之多啊——原文说这几千人“受诛”，也弄不清这里是不是说这几千人全被杀了。反正不论是全杀还是分别惩处，都够吕步舒忙活的。看看，学好《春秋》是能做大事的，洪七公那么高的武功，一辈子杀人也不过才三位数。
所以，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评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说汉武帝驭下以机心深重明明察，大法官张汤断案以残酷为忠诚，董仲舒以经术附会他们的意思。王弼、何晏以老庄的宗旨解释儒家经典，人们还都说他们的罪行比桀纣还大，更何况董仲舒以圣人的经典来粉饰刑狱，引导皇帝多多杀人，这罪过不比王弼、何晏他们要大得多么！400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是断案本着“春秋大义”，还是“春秋大义”装点断案的门面呢？
就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给淮南王议罪的时候，膠西王也拿“春秋大义”来落井下石，说《春秋》有所谓“臣无将，将而诛”——这也就是前文讲过的“春秋大义”之“君亲无将”，是说臣下别说不能谋反，就算心里动了动谋反的念头，也是该杀的。刘端说：“连动动谋反的念头都该杀，淮南王刘安这小子可不止是动了动念头吧？”401——这个议论在《盐铁论》的大辩论里还能够多看到一些端倪：论战的焦点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Vs。“桀犬吠尧，各为其主”，看来那时候专制统治尚且为时不久，“君亲无将”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地深入人心。402——后来可就不一样了，就连忽必烈这个蒙古老板在处置查无实据的反臣的时候，大臣们也全都抬出来“人臣无将，将而必诛”的“春秋大义”。403
《春秋》这部圣人书也能成为杀人利器啊。淮南王刘安的死因据不少人推测都跟“学术中心不两立”有关，再看看河间王刘德的下场，其间的逻辑和于吉之死有什么不同吗？
返回头来再看于吉，前文讲于吉之死，出处是《后汉书》李贤注引《江表传》，而《三国志》裴松之注也引述《江表传》来说明此事，字句稍有不同，404裴松之另外引了《志林》，却对《江表传》的说法提出了一些质疑，说孙策举张津的例子在时间上是有矛盾的。但对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来说，《志林》里边最重要的信息是对于吉死亡年龄的推测和对孙策此举的评价。
《志林》说当初于吉得到《太平青领书》，后来他的学生宫崇入朝进献的时候，是汉顺帝执政时期，从那时候算到孙策这会儿，已经过去了五六十年，于吉怎么说也得有一百岁上下了。对于一位百岁老人，别说没犯罪，就算当真犯了罪，按照礼法的规矩也不该对他施加刑罚的，而且，天子出行的时候如果遇上了这样的高龄老人，以至尊的身份都要上前嘘寒问暖几句，以表示亲爱之情，这是圣王之教啊。可于吉呢，论岁数有一百了，论罪行又哪有什么实际罪行呢，孙策对一位无罪的百岁老人暴施极刑，实在太过分了哎！405
《志林》说的一点儿不错，汉朝号称以孝道治天下，皇帝们的谥号全带个“孝”字，于吉都一百岁了，熬不了几年了，可就这样孙策还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生怕慢了一分一秒似的，确实不像话。
不过，话说回来，于吉真有一百岁么？“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一百？更何况一百岁的老人了还活蹦乱跳的？难解，难解，这也许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吧？
但是，从后文来看，说于吉是位百岁老人恐怕还说少了。裴松之又引《搜神记》，说：
孙策准备渡江袭击许昌（大概是想趁曹操不在的时候把汉献帝给接过来），带着于吉一起出发。当时天干物燥，酷热难当，待着不动都一身大汗，何况行军了。孙策也知道这种天气里行军不容易，有点儿难为大家，所以经常身先士卒，早早起来督促大家牵引船只赶路。
孙策这一早起，发现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咦，怎么有不少将士大清早的就往于吉那儿聚啊，他是领导还是我是领导啊？！
孙策不干了，抓了于吉，大骂道：“现在天旱不雨，道路难行，恐怕不能按时渡江，所以我这个当领导的天天都起大早，操碎了心啊。可是你，你你你，不但不为我分忧，反倒像个没事人似的，装神弄鬼，涣散我的军心，我我我，我今天非得杀了你不可！”
孙策着人把于吉绑在烈日底下，让他祈雨，如果到中午能下雨就赦免他。——这可真是难为于吉，前文讲过，祈雨可是个技术活儿，要有一大堆材料、一大群人和一大套仪式，而且也没有短短半天工夫就可以奏效的。董仲舒称得上是西汉祈雨第一人，可就算把他绑在这儿，给他仅仅半天时间，八成董仲舒也难逃一死。
可于吉还真有两下子，没多一会儿，烈日当空就变成阴云密布了，等到中午时分，果然天降大雨。将士们都很高兴，为于吉担了半天的心现在总算放下来了。可谁都没想到的是，孙策没守诺言，还是把于吉给杀了。将士们都很难过，在船上收拾好于吉的尸体。可是，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到了夜里，突然有一朵怪云覆盖住于吉的尸体，等第二天早上大家去看，那尸体却踪迹全无！
孙策杀了于吉之后，每当独坐的时候就恍惚看到于吉，搞得自己有些精神失常。后来孙策被人行刺，负了伤，揽镜自照的时候却在镜子里看见了于吉，惊回头看却寂然无人，再看镜子却又看见了于吉，就这样三番五次，孙策终于崩溃了，把镜子摔在地上，大叫一声，身上的创伤全部迸裂，就这么死了。406
对于于吉之死，《江表传》和《搜神记》的记载从表面看上去似乎截然不同，其实呢，实质却是一般无二的。——很多人都会以为，《搜神记》不过都是些怪力乱神的内容，当不得真，根本没法和正史相比。其实不然，之所以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小说比历史更可信”，这是有原因的：单从事件来看，正史的记载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小说的记载通常都是虚构的，没有人会把小说当真；可是，对思想的记录，小说却有可能比历史更真——小说虽然略去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以文学的手法把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上的真实”（或者说“本质上的真实”）给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看《搜神记》这段于吉的故事，故事可能除了人名之外全是虚构的，却通过这样的虚构，把孙策杀于吉的真实原因给凸现出来了：故事是以于吉祈雨这个虚构的情节强化了孙策的真实意图，孙策先是交给于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读者这时候已经知道这个任务多半只是一个借口，知道这是存心刁难于吉，但心里还是为于吉抱有一线希望，等到于吉当真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之后，读者总算为于吉松了口气，因为孙策当初毕竟是当着三军将士的面下的命令，总不能当场反悔吧？就这样，孙策被虚构的情节逼到了一个要么承认失败，要么必须“彻底摊牌”的地步，最后孙策选择了后者，放弃的是作为一名统帅的“令行禁止”，这可是极大的代价哦。也正是因为凸显出代价之大，才更强化了孙策要杀于吉的决心。而小说最后交代的孙策之死，体现的则是作者的褒贬——在这个独立成章的故事里，孙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的复杂性被简化掉了，而思想/实质上的真实却更加明朗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小说做的和正史并无二致，而小说的表现力却比正史强得多了。
再来看看另一个问题：于吉到底犯没犯法？
其实，如果较真的话，也真能指摘他一二三的。《江表传》里，于吉出现在孙策宴会的时候，穿的是一身“盛装”——《三国志》此处的引述要详细一些，说：“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单是奇装异服这一节，已经是犯罪了。
——奇装异服也犯罪，这是哪条法律规定的呢？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我们不用去找法律条文，这个说法在《礼记》里就有。这又提示了我们�